第２６卷第１期（２０１２）内江师范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Ｉ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１Ｖｏｌ．２７（２０１２）“大学之道”对建构当代大学精神的意义秦 国 杨＊（内江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 四川 内江 ６４１１００） 摘 要：《大学》对于塑造当代大学的大学精神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中“明明德”和“亲民”的“纲领”分别对应于“追求崇高”和“勇于担当”的大学精神。
“明明德”要求在教学和科研中应当具有追求崇高的精神：道德的崇高和知识的崇高；“亲民”要求大学师生应当具备科学精神、公民素质，要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和担当意识。
大学要主动服务社会，转化知识、促进教育。
二者相辅相成，追求卓越，精益求精，“止于至善”。
关键词：《大学》；大学之道；当代大学精神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Ｇ６４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１７８５（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７０－０４ 奥尔特加·加塞特曾说：“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定有伟大的学校；同样没有伟大的学校，也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
”［１］４７－４８教育事关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
在现代社会中，大学教育更是关乎国家、民族兴衰的重中之重。
霍尔丹勋爵有句名言：“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
”［２］２“一个真正能担负起世界责任的大国，仅仅有经济的崛起和强大是不够的，而只有在文化、精神气度上的原创性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才会使我们更好地‘面对世界’。
”［３］但是，今天的大学在不同程度上正在逐渐丧失“追求崇高”和“勇于担当”的大学精神。
张大庆在《一个人的大学评估》中曾提到：“弗莱克斯勒的教育理念是大学应当成为知识创新的领袖，他强调：‘大学必须给予社会的不是社会想要的，而是社会必须要的东西。
’”［４］换句话说，“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
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它的欲望”［２］３。
弗莱克斯勒的批评揭示了今天多数大学大学精神的沦丧：大学丧失了应有的品格，不但放弃了对社会的引领责任，反而逢迎社会，不断满足甚至进一步刺激社会的欲望。
在大学的发展历程和大学精神的培育过程中，虽然可能会有跳跃前进，但是绝对离不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优良传统。
“现代世界无论有多新，总是扎根于过去。
过去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
正是过去，诗人、科学家、思想家和各民族积累了社会的、政治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真、美、知识与经验的宝藏。
只有蠢人才会忽视过去。
”［２］２而对于致力于建设有中国气派的大学的我们，尤其需要珍视优良的传统文化资源。
《大学》作为影响深远的“四书”中的一篇，对于我们今天培育大学精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大学》之“大学”与大学精神诚然，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不是我们今天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
但是，二者之间还是具有可沟通性和可借鉴性。
用“大学”来翻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也彰显了译者对两个词内在关联的把握。
《大学》开篇提出了“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戴礼记·保传》中说：“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１３ 作者简介：秦国杨（１９７８－），男，山东莒县人，内江师范学院讲师，哲学硕士。
总第１４８期秦国杨：“大学之道”对建构当代大学精神的意义之道。
”［５］１大学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所学内容也由“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变为了“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在注中朱熹更是直接点明“大学者，大人之学也”［５］３。
简而言之，“大学”是成就一个人为“大人”、“君子”而不是的“小人”的“学问”。
一般而言“大人”、“君子”在传统典籍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道德品格高尚的人；一是作为在位的施政者。
以“大学问”培养的“大人”、“君子”理应具备此两层含义。
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也应该既具备崇高品格又胸怀抱负、勇于担当的品质。
作为“学问”的“大学”和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诚然不同，但是二者却有密切的关联性：“大学之道”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并非是并列关系。
就如《礼记·学记》中开篇说：“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明明德”和“亲民”并非截然两段，并不是说先“明明德”再“亲民”。
当然在理论上“明明德”具有优先性，但在具体的实际中“明明德”和“亲民”互相交叉、齐头并进。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语·雍也》）在子贡与夫子的对话中，夫子称赞“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不仅仅是“仁”，又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暗责子贡言之过高，但是“近”在哪里？《周易·系辞传》中说：“近取诸身”，从自身体认德性，发明自身的明德即“明明德”。
联系大学精神，我们可以说：《大学》之“明明德”，启示今天中国的大学应该继续接续优良的道德传统，在教学和科研中追求崇高：追求道德的崇高、追求知识的崇高；《大学》之“亲民”，启示我们今天的大学师生应当具备科学精神、公民素质，要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和担当意识。
大学应该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发挥知识转化、促进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职能。
二、《大学》之“明明德”对建构当代大学精神的意义《大学》之“明明德”，在大学精神中的体现，主要表现为大学师生对“崇高”的追求。
既包括追求道德的崇高也包括追求知识的崇高。
今天的社会是一个虚化浮躁的社会，但是“在哪里能够理论联系事实，在哪里能够传授真理而不顾是否受到欢迎，在哪里能够培养和探究和讲授真理的人，在哪里根据我们的意愿改造世界的任务可以尽可能地赋予有意识、有目的和不考虑自身后果的思想者呢？人类的智慧至今尚未设计出任何可与大学相比的机构”［２］１０。
大学作为一方净土当然不是远离社会，但是大学应该与社会保持距离。
大学应当引领社会而不是随波逐流、推波助澜。
对于大学教师而言，这种崇高的追求同时也是一种坚守。
今天的功利时代大学教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金钱的、名利的等等。
１７８９年，在歌德的推荐下，席勒出任耶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无薪）。
这一举动在当今功利时代近乎难以想象。
但是席勒做到了。
在就职演说中，席勒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一组概念：“利禄之徒”（Ｂｒｏｔ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ｒ）与“哲学之士”（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ｒ Ｋｏｐｆ）［３］。
（今天的每一位大学教师，作为一名学者都应该向自己提出这道选择题：我是“利禄之徒”（Ｂｒｏｔ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ｒ）还是“哲学之士”（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ｒ Ｋｏｐｆ）？什么是学者？什么是“学者的使命”？费希特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养员。
”［６］３３２学者不但要“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而且“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６］３３３－３３４。
“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
学者的职责就是永远树立这个最终目标，当他在社会上做一切事情时都要首选想到这个目标。
”［６］３３３我们作为教师的学者和以学者为标的的学生，都应时时反省：我是否符合一个学者的标准？我是否履行了我的使命？在回答了什么是学者，什么是“学者的使命”的问题后，费希特斩钉截铁地表态说：“我的本分就是把我这个时代和后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从我的工作中产生出未来各代人的道路，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
这些民族将来还会变化。
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
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担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
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６］３３４费希特的表态理应成为所有大学教师、学者的表态。
急功近利成就不了伟大的国家，成就不了伟大的民族，成就不了伟大的大学，培养不出有教养的学生。
·１７·内江师范学院学报第２７卷第１期对于学生追求道德的崇高和知识的崇高，二十世纪前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７］１６３此为追求知识之崇高。
学习知识自可谋生，但不仅仅只是为谋生，知识不是手段，知识即是目的。
至少在大学中当有此信念。
蔡元培又说：“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
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
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
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
故必有卓绝之士，力矫颓俗。
”所以“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此责任，责无旁贷。
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７］１６４此为蔡元培先生，倡导北大学子追求道德高尚的号召。
然而如何成就大学生为道德高尚的人，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蔡元培先生给出的药方是，学习实践中国伦理学［８］；罗伯特·Ｍ·赫钦斯给出的药方是读经典名著，以防止有学问无教养的大学生的产生［９］。
但是二者同时把目光投向了优良传统却是毋庸置疑的，也为我们今天的探索提供了导向。
就追求道德和知识的崇高而言，真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包括大学教师和毕业的大学生，他应该是道德高尚、思维严密、知识丰富，具有批判精神的人，这样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听任其自行其是，因为他的意志自由、思想独立，他会对自身的行为和思想负责，此即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成人”。
三、《大学》之“亲民”对建构当代大学精神的意义《大学》之“亲民”，在大学精神中的体现，主要表现为大学师生应当具备科学精神、公民素质，要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和担当意识。
大学应该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发挥知识转化、促进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职能。
大学虽然要与社会保持距离，但是不能脱离社会。
大学需要服务社会。
我们的大学教师和大学生都应当要有这种自觉的意识。
《大学》之“亲民”，一作“亲民”，程颐、朱熹等主张；一作“新民”，王守仁等的主张。
但是无论是“亲民”还是“新民”，都意味着大学需要与社会、与民众发生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