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二元对立”原则解读《孔雀东南飞》作者：黎萍来源：《校园英语·月末》2019年第08期【摘要】二元对立分析法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文本分析方法，该分析方法也广泛存在于中外文学著作中。

本文以《孔雀东南飞》这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二元对立的方法，选取该部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和情节中的几组对立元素，更全面、更深入地去发掘作品的内涵和艺术精髓。

【关键词】二元对立原则;《孔雀东南飞》;对立元素【作者简介】黎萍（1992.07-），女，汉族，贵州黔西人，贵州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

一、引言本文以《孔雀东南飞》这部作品为材料，运用“二元对立”原则，选取了作品中的几对元素，从不同角度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二元对立”原则是一种从对立点探究作品内涵的手段，是科学的文本分析方法，突破了单一地研究文学作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乏味，探究作品中涉及的各个层面，极大丰富了作品分析的理论。

运用该原则分析文学作品始在国内于19世纪 80 年代，但是鲜有人运用“二元对立”原则分析叙事诗。

本文运用该理论，分析《孔雀东南飞》中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中的对立元素，从而揭示其中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所象征的深层意义。

二、“二元对立”原则理论结构主义认为任何结构都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

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最基本的结构观念，贯穿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著作中。

在任一完整的结构中，可找到两个对立的基本元素，元素内部各成分之间是并列、对立甚至是转化关系。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结构被划分为表层和深层。

他们探讨的主要是事物的深层结构，而这些深层结构往往要借助成对的概念来研究。

后来这种“二元对立”思想被应用于各个学科的研究中，本章主要分析“二元对立”这一方法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

1.“二元对立”原则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语言与言语;句段和联想。

这些二元对立概念不仅是该学派重点研究的范畴和方法，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理论基础。

索绪尔指出语言是由符号组成的系统，一个语言符号由两部分连接而成，一是音响形象，一是概念。

能指就是音响形象，而所指就是概念。

依据“二元对立”原则，索绪尔指出“语言”是指整个语言系统，而“言语”指的是语言系统所决定和产生的个人交际活动，两者相区别，但又相依存。

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历时与共时、句段和联想是极为重要的运用“二元对立”原则提出的理论。

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发展了创造性地发展了索绪尔的二元对立理论，提出了隐喻和转喻的概念。

他认为，隐喻是选择的、聯想的、共时的，而转喻是组合的、句段的、历时的，两者是语言学上二元对立的典型，他同时指出：“在诗歌中，由于相似性被投射到毗邻性上，使得一切转喻带有轻微的隐喻特性，而一切隐喻也同样有转喻的色彩。

”他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也做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他用《语法的诗歌和诗歌的语法》中诗歌加以论证，为我们应用语言学理论分析文学作品提供了生动的范例。

2.“二元对立”原则与文本分析。

对于语言学家来说，“文本”是一系列语句串联而成的序列，是作品中可见可感的表层结构。

文本可以是一个单词、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一个篇章。

文本分析是指对文本的表示及其特征项的选取，它把从文本中抽取出的特征词进行量化来表示文本信息。

“二元对立”原则早期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应用于语言的深层结构，主要是对语言进行分析。

后期则被应用于语言的表层结构，比如说文本分析。

在西方，学者们主要是运用“二元对立”原则分析一些典型文本。

如对《创世纪》前三章的分析。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创世纪》里存在光与暗，天与地等二元对立概念。

这些对立的概念都有优劣的等级原则，光优于暗，天优于地。

其中一组明显的对立就是男人与女人，这一对立引出更深一层的对立，即罪与罚。

另外，对于一些表面上看不出对立关系的文本，学者们也用二元对立原则这一理论进行了分析。

综上所述，“二元对立”原则是科学的文本分析方法。

因此，本文以《孔雀东南飞》这部作品为材，运用该原则，选取作品中的几组对立元素作为文章分析的切入点，探讨该部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和情节所影射的深层含义。

三、人物形象中的“二元对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知“二元对立”原则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后应用于其他领域，尤其是在文本分析中。

本章节以《孔雀东南飞》这部作品为例，运用“二元对立”原则着重论述该部小说中人物形象中所呈现出来的对立。

1.本我与超我的对立。

“本我”是人的生物性本能。

特征为追求个人欲望满足和追求个人利益实现;“超我”来自社会文化，是人内化了的社会道德原则。

要求个体行为道德化，因而与“本我”相对立。

《孔雀东南飞》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很多，他们身上特点鲜明，本章节以“本我”与“超我”的对立为切入点，进行人物形象分析。

（1）矛盾的男女主角。

焦仲卿与刘兰芝与都经历了“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冲突最后又回归“本我”。

焦仲卿言“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以为妻子求情，在母亲面前长跪，执着追求爱情，这是“本我”的体现。

但在焦母大怒后，焦只得先请妻子回娘家暂避，屈服于封建意识形态。

这是他内心的“超我”。

最后在焦母逼迫下，他以死来维护自己的爱情，与母亲以及封建意识作斗争，追逐爱情，这又是其“本我”的体现。

作者所塑造的焦仲卿这一人物，在“本我”“超我”的对立中显示出其性格的复杂性：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而显得诚正、软弱。

刘兰芝十七岁嫁给焦仲卿为妻，勤于家务，却不为婆婆所喜，于是就去信丈夫述说苦痛，这是为自己争取切身利益，是“本我”的体现。

刘兰芝被遣回家十余日，县令即派媒人来为其子求婚，被兰芝回绝，又数日，太守明言其五公子尚未婚配，又被谢绝。

惹恼了兰芝的大哥，兰芝被逼迫不过，只得任兄长安排。

这是对当时社会礼节的屈服，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这是“超我”的体现。

迎亲那天，兰芝投水自尽，是对封建礼节的反抗，是对爱情追求，回归了“本我”。

（2）凶悍的焦母和势力的刘兄。

焦母和刘凶也经历了“本我”向“超我”的转化。

焦母认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希望儿子休掉刘兰芝，再娶东邻贤惠的女子秦罗敷，因为她“可怜体无比”。

而刘兰芝的哥哥逼迫她嫁给太守的贵公子，这符合自己利益，是“本我”的体现。

但刘、焦殉情而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是对爱情的认可与祝福，焦母和劉兄最终向刘焦二人的爱情投降，这是“超我”的体现。

2.善与恶的对立。

《孔雀东南飞》中读出善与恶对立明显。

本章就是要以善恶对立为切入点，来分析该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焦仲卿表面上驱逐兰芝，私下却密约重娶。

焦仲卿遭母亲怒斥，于是长跪，言“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

母亲大怒，焦仲卿只得先请妻子回娘家，并与妻子约好“誓天不相负。

”在焦母仍然坚持另娶后，于是他“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他对妻子是爱，对母命是尊重，后面体现的是“善”。

刘兰芝十七岁嫁给焦仲卿，日夜辛劳。

被遣回家之时，别过婆婆和小姑，流泪而去。

后有媒人提亲，都被兰芝拒绝，然而，兄命难违，只得听从兄长安排。

最后相约“黄泉下相见”。

刘兰芝忠于爱情，却又向兄长妥协，而后又以死维护自己的爱情。

这后面体现的也是“善”。

焦母、刘兄最后直接迫害死了自己的儿子、妹妹，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是“恶”的代表。

但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看出，他们的性格中也有“善”的一面。

焦母与刘兄是“善”与“恶”统一结合的人物形象。

四、《孔雀东南飞》中的两个二元对立项本章将用列维-施特劳斯的“二元对立”分析方法来分析该作品的情节，分析出“故事背后的故事”，进而探析作者创作小说的意图及其寓意。

列维-施特劳斯在对俄狄浦斯神话所做的分析中，他首先把各种叙事成分分类整理成对立的组合，此外，他还将二元对立框架重新组合，力图展示“故事背后的故事”。

他对俄狄浦斯神话所作的分析，虽然过于简单，但条理清晰，能说明问题，已经成文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的经典。

本节就以此方法对《孔雀东南飞》作出类似的分析。

我们可以根据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在《孔雀东南飞》中找出如下的故事元素，把它们作为结构要素组合成四个纵列，构成两个二元对立项。

1.刘兰芝不为婆婆所容;2.兰芝去信给仲卿;3.仲卿回家为妻子求情怒，仲卿请求妻子回家;4.母亲大相约“誓不相负”;6.夫妻于大道相见;5.兰芝别过婆婆和小姑;7.兰芝回绝求婚;8.兄命难违，兰芝允婚事;9.仲卿闻变，乞假告归;10.两人相见，相约“黄泉下相见”;11.兰芝投水自尽;仲卿自缢殉情。

经过一番结构分类之后，《孔雀东南飞》背后隐含的“意义”显露了出来，我们可以说，第一个纵列表达的是“对封建家长制的肯定”，第二个纵列是对“爱情自由的肯定”，第三个纵列是对“封建家长制的否定”，第四个纵列是对“爱情自由的否定”。

因此，《孔雀东南飞》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爱情自由”和“封建家长制”这两个对立项的思考。

五、结语本文运用“二元对立”原则，分析了小说中几组对立的元素：首先是本我与超我的对立。

焦仲卿与刘兰芝追求爱情，这是人的本能。

但是当这些本能遇上封建的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时候，人的本能就会被压制。

焦母、刘兄通过管控别人的爱情来追求自己的切身利益，但是当他们的这种欲望导致悲剧的时候，他们也只得妥协。

其次是善与恶的对立。

焦仲卿与刘兰芝勇于追求爱情，但又尊重焦母、刘兄，因此痛苦不堪，是善的化身。

而焦母、刘兄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帮凶，是恶的代表。

焦仲卿与刘兰芝的殉情使焦母、刘兄了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他们求合葬以表对他们爱情的祝福，这使焦母、刘兄处在了善的边缘。

最后是爱情自由与封建家长制的对立。

这两个对立构成了“故事背后的故事”，体现人们在封建礼教中对该对立项的思考。

由此可见，索绪尔的“二元对立”原则是解读和分析这部作品的重要途径之一，它也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分析这首叙事诗的新视野。

参考文献：[1]Jakobson，R.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M]. Cambridge： MIT Press，1971.[2]冯季庆.二元对立形式与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J].二十世纪文学，2002（3）.[3]孔雀东南飞[J].[4]石莹.运用二元对立原则解读《大师与玛格丽特》[J].2012.[5]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