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中国的传统戏剧有一个独特的称谓——戏曲。

历史上首先使用戏曲这个名词的是元代的陶宗仪，他在《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中写道：“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

”但这里所说的戏曲是专指元杂剧产生以前的宋杂剧。

从近代王国维开始，才把戏曲用来作为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以至近代的京剧和所有地方戏在内的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

王国维在《戏曲考源》里对戏曲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

”就是通过演员的唱念做打演绎一个故事。

戏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表演艺术。

它既包括时间艺术（如诗歌、音乐）又包含空间艺术（如美术）。

它要在一定的空间来表现，演员有造型，这就是空间艺术；但它在表现上又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因而它又是时间艺术。

这种综合性是世界各国戏剧文化所共有的，而中国戏曲所综合的艺术种类更多、其综合性也更强。

各种不同的艺术在戏曲中综合之后，都服从于角色创造，并集中统一于以表演为中心、以演员为枢纽的演出始终，成为戏曲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戏曲是写意的艺术。

在世界戏剧史上，存在着两种表演艺术观。

一种是以西方为主的，以客观真实的反映生活为最高审美理想与创作原则的写实的艺术，也叫再现的艺术；一种是对生活进行了高度提炼，重在展现人的思想情感和内心境界，有诗一般美学追求的写意的艺术，也叫表现艺术。

这后一种，就以我们中国的传统戏曲为代表。

在不同艺术观的指引下，东西方的表演艺术在无数代人的艺术实践中，构成了各自的表演艺术体系。

本讲义就从戏曲表演的艺术观念、艺术规律和艺术创作的方法与技巧等方面，进行粗浅的探讨概述。

以期同学们对戏曲表演艺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第一章戏曲表演的艺术观念艺术观念是艺术创造的灵魂，它规定制约着人们的创作思想。

写实的艺术观决定着话剧、电影、电视等表演艺术的规律、技巧和全部形象，要求从环境到人物，从外形到内心，从行动到细节，都必须真切得使人相信它就是生活本身。

写意的艺术观则要把表现的生活变成诗一般的艺术。

它突破了生活自然形态和时间、空间的局限，虚掉环境的纷繁干扰，在一片空灵中，集中刻画人物的精神活动和精神境界。

使人们既感受到精神的震动，又得到诗情画意的陶冶。

戏曲表演艺术就是写意艺术的典型代表，所以，人们把戏曲表演的艺术观叫做写意的艺术观。

它也同样决定着戏曲表演的艺术规律、艺术技巧和艺术形象。

那么，为什么戏曲表演艺术没有走写实的路子，而走上了写意的路子呢？其根本原因，只能从我们独特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美学传统中去探求。

第一节写意艺术观的形成中国戏曲的写意艺术观，是在我们民族哲学思想的大背景下发生、滋长起来的。

因此，要了解这种艺术观就要从我们民族古典哲学里寻根探源。

一重人重情的伦理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

从原始公社，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以血缘关系和血缘意识为经纬的社会历史生活，是我们民族古典哲学生发的土壤。

血缘关系和血缘意识的主体——人和人的精神世界，成为古代哲学家探索哲理的主要着眼点和出发点。

这从儒道释三家思想文化中均可以看到这一特征。

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是以“亲亲尊尊”为原则构建的伦理学说。

从孔子的“仁爱”到孟子的“性善”“仁政”，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到宋明理学，诸儒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探究，皆以人为对象、以人自身精神世界的修养和行为上自觉的道德规范为核心。

与儒学同时产生的道家文化，则从更深的曾面上对宇宙和人生进行了探讨。

以道为核心的老庄思想，看似探究天道，实乃推论人道。

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人。

特别是庄子，他在继承老子思想的基础上更强调了人的精神世界的独立和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来说更具有一种人文关怀。

儒道两家的思想主张尽管相孛，但是两家学说的核心，却都是立足于人。

都是把人本身和人的精神世界作为对象和出发点，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并且把它作为着眼点，来看待社会、政治和人生的。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之间一个根本性的共同点，就是重人。

另一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广泛深刻影响的佛教文化，在中土流播过程中形成的禅宗文化，它的中心思想是“心佛一体”和“顿悟”说。

禅宗的哲理，参的是佛，炼的是性，实际上也是把人和人的精神世界作为探索的对象和认识的主体来说明世界与人生的。

与儒道相比所不同的只是前者重现世后者重来世。

所以它和儒道思想之间根本性的共同点，都是重人。

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时代起，支配与规范人际关系的主要是社会的生产、生产关系和相应的政治与法律。

人们的血缘意识已经非常淡薄。

在这个土壤上生发起来的哲学思想，也就很少着眼于人的自身和人的主观世界，而主要地把注意力放在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上。

他们在探索宇宙万物的发展规律以及社会政治的哲思哲理方面，大大超过了对人自身发展规律的探索。

西方古典哲学的对象，主要是一宇宙本体、二社会本体、三神天本体。

在绝大多数哲学家看来，它们都是独立于人自身和人的精神世界以外自行发展的事物，因而他们进行哲思和探索哲理的着眼点，也便主要就宇宙论宇宙，就社会论社会，就神、天论神、天，而不大注重以人自身和人的精神世界为出发点，来看客观事物。

因此，从总的倾向上说，西方古典哲学的特点是把客观事物作为中心来认识世界的。

它的对象，着重在“物”。

由于哲学的对象不同，在哲学的思考和追求上，路线就不同。

把宇宙万物作为哲学的对象，那就必然要努力去探索它们的客观规律和原理，所以西方古典哲学，不论对自然还是对社会和政治的思考，均贯串着同一条“求理”的路线。

柏拉图的“人分三等的理想国说”、亚里士多德“以中间势力为主的共和政治观”、伊璧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说”都是从各种社会势力的政治地位以及社会制度、法律保障等客观事物的本身出发，进行分析推理而提出来的，很少对人的自身进行专门的哲理思辩。

和西方大不相同，我们民族古典哲学是在交织着血缘关系和血缘意识的社会土壤中萌生的，对宇宙自然和社会政治的观察思辩都围绕着人来展开。

这种由思考对象的“重人”，便驰骋哲思于“度情”。

度，是审度，是探索，也就是要求深入人的精神世界，着重去探索在血缘关系和血缘意识网络中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价值。

在我们民族古典哲学家看来，这既是对人自身最根本性的哲理思考，又从宏观上鲜明地反映出人和社会、人和政治以及人际关系的撞击与反馈。

并把它上升为哲理去指导人生。

象儒家主导的“仁爱”、墨家倡导的“兼爱”其哲学思想的实质在于“情”。

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有所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就是说，犬马和人，都有生有养。

人不同于犬马，不仅在于人能养父母，更重要的是人有敬爱父母的思想感情。

人如果没有这种思想感情，和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孟子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告子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之情。

（《孟子·滕文公下》）均把情看作是人的一种特质，强调了“情”对人生的重要意义。

儒家的对立派道家虽“非儒”却不“非情”。

如老子要求人们抛弃儒家那种全身心追求情的社会功利性，把人们的身心，从人为的伦理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人们的思想感情，回到一种朴素寡欲、合乎自然之道的人性中来。

他提出毁弃一切战争武器和导致利害、罪恶交流的种种工具，而实行“小国寡民”的“甘、美、安、乐”生活和享受清静无争之情，这是老子式的“重情”。

庄子站在和老子的同一个角度上，一方面主张极大地弘扬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精神世界，实现身心的极大解脱和自由，思想感情的极大逍遥和驰骋；另一方面在反对儒家虚伪的礼教之情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热情肯定人的自然真情，指出：“真者，精诚之至也。

”那些受礼教约束的矫揉造作之情则是“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只有人的自然真情，才可以“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

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庄子·渔父》）。

认为这样自然的真情，是“拘俗”、“人伪”的碌碌礼教所无法比拟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庄子在极力批判和淡化儒家的社会世俗的背后，燃烧着对自然真情的执著追求。

和西方古典哲学由“重物”而“重理”的哲思路线相对比，中华民族由“重人”而“重情”的传统哲学思想正是我们“写意”艺术观念滋生的根本所在。

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自然观是哲学的重要部分，它对戏曲表演艺术观念的孕育形成，有着更进一步的密切关系。

早期的东西方哲学，都是和科学包罗在一起的。

因此对于宇宙和整个大自然的探索，在我们民族和古希腊哲学学说里，都有许多符合科学精神的观测和断想。

但是由于哲学对象和哲思路线的角度不同，在东西方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自然观，并对各自民族艺术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人与自然的对立是西方古典哲学的自然观。

为了研究自然本体，探索它的奥秘，西方哲学家们大都从“人和自然的矛盾”着眼，把自然界作为对象和对手，力求深入到它的本体中去，发掘它的本质，其目的在于把握它、征服它、占有它、利用它。

我们民族古典哲学的自然观，则和西方相反，哲学家把对宇宙和大自然的观测、断想，都和人的精神世界联为一体，形成了独具风采的自然观，即“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其特点是把人看成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大自然是一个生命的整体。

因而，对于大自然，不是单纯地把它作为社会效用的对象，致力于从物质利用上去征服它、占有它，破坏它永恒的自在与和谐，而是把自然界始终看作是和人的精神与情感交融一体的对象。

从而致力于从心灵上去求得和大自然的“和谐与统一”。

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在现实生活里，人也就不至于一切都受“物”的支配，从而于心灵和精神上获得更大的自由。

《庄子·山木》言：“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意思是说人如果能做到支配物而又不为物所支配和奴役，就不会受到那样多的牵累。

把以上哲思，贯串到精神活动里去，继而提出了“筌(quan，捕鱼的竹器)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捉兔子的网）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庄子·外物》）在庄子学说里，“意”是指人精神上的哲思、意念、追求和精神境界；“言”是表达和传达心意的工具。

所以，意即“心”，言是“物”。

“意”和“言”的关系，也就是“心”和“物”的关系。

庄子的核心思想是说，当精神已经进入自己所追求的哲思意念的时候，那就尽情地沉浸在情思翱翔的自由天地，不再受语言的约束而把它忘却。

在这里，庄子把人和自然、心和物的关系，最终归结到人的主体意识的逍遥自得和意念追求的自由驰骋上，而把“物”和“言”只看作一种必要的媒介、工具或桥梁，一旦实现精神意念的追求，便不再受它的牵累和制约。

这种不役于物，而与物为一的“天人合一”宇宙观，是形成我们民族写意艺术观的又一大思想沃土。

第二节“写意”艺术观的美学理想什么是艺术的美，怎样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