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早期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与接受原创：小白-cabbage00内容摘要：鲁迅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接受，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由于生活在近代中国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目击了中国人民深受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痛苦，加上幼年遭受家庭变故，之后奔赴日本学习，看到中国人民的麻木，历经冷暖的鲁迅，开始冷眼看待世界，并积极寻找到以文化来救亡的道路。

在其自身文化选择意识推动下，鲁迅吸纳接收西方文化，并根据自身特点对其加以改造，而不是生搬硬造，创造成为自己的思想，其中包括进化论、立人思想，非物质重精神等。

这些思想继承了一些西方文化，但又异化于原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也赋予了它们新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鲁迅；早期思想；选择意识；接受表现一、影响鲁迅早期思想的时代背景中国自1840年被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打开国门之后，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交锋无一胜绩，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被推入了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境地中，许多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救亡主张，总括起来则主要有林则徐、魏源首先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及洋务派提出的“富国强兵”和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以及革命派提出的推翻满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主张。

甲午战争的失败让洋务派的主张彻底破产，中国不但没有走向富强的道路，反而惨败于自己曾经弱小的近邻。

维新派在甲午战争之后乘势崛起，但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但让人看清了中国残酷的现实，也让人们认识到要依靠满清政府来实行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切实际。

革命派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满清政府由于与广大的汉族人民存在着激烈的民族矛盾，他们不惜通过对帝国主义国家屈膝求和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方式维持自己的腐朽统治，因此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进而促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但革命派过于注重政治和军事的斗争，对于文化启蒙缺少应有的重视，主要依靠华侨，会党和新军的力量，没有取得下层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支持，这也就为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所窃取埋下了祸根。

清末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各式各样的主张，但却并未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中国甚至益加的沉沦衰落。

鲁迅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进行思考的，他认识到，中国不可能通过从器物上学习西方实现救亡，也不可能通过制度上的改变现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中国人看到西方国家强大的时候，有没有思考到西方国家为什么会如此的进步，拥有这么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根源是什么。

西方能够如此强盛，根本的原因不在器物上，而是在观念上，在思想上。

在思想上拥有创造力，才会有创造器物的动力，才能主动的创造财富。

鲁迅认为中国落后就落后在国家的闭关锁国，自诩为天朝上国，没有上进心，观念迂腐陈旧，清政府的腐败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实质的是笼罩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就必须从思想上、从文化上入手为此，中国的出路就要冲破传统,另辟蹊径,向西方学习科学和物质文明,同时也应该注意吸取西方的教训,不能以为“科学万能”,还应警惕从西方传来的“新疫”。

为此，他不断的学习西方文化，并在学习与接受中加以选择、创造，希望通过改变国人的观念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从而实现救亡图存。

二、导致鲁迅文化选择的主观因素鲁迅早期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有时代背景上的原因，也有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观因素方面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童年经历对他的影响，另一个是在外留学经历对他的影响。

（一）童年经历对鲁迅的影响鲁迅出生时,绍兴周家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曾经显赫一时的封建士大夫家庭,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讲究读书。

鲁迅幼年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教虽严却不失温和的封建士大夫家庭里。

十三岁时, 祖父因科场案发下狱, 鲁迅兄弟避难下乡, 父亲久病不愈, 随之是长辈的怨恨, 亲友的辱骂, 同族的倾轧, 世人的冷眼。

作为破落户的周家长房长孙, 鲁迅过早过多地承受了世态炎凉的煎熬、摧折和人世变幻莫测。

从那时起鲁迅已经不再有少年人任性的权利, 也不允许他像其他孩子一样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 他的内心世界因家庭的变故而发生根本的改变。

这使他拥有比常人更敏感，更容易捕捉到生活中的细节。

这些家庭变故带来的缺失、不幸、坎坷, 使他很早在饱尝世态炎凉中认识了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和卑劣, 从小便用阴郁、怀疑、憎恶的眼神来看待眼前这个社会的黑暗面, 并形成一种趋于实际的人生态度和明显内向、孤僻又略带偏执的性格, 滋生出愤世之情, 并奠定了鲁迅以揭露为指归, 以警世为追求, “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感情基础和文化选择倾向。

（二）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经历对鲁迅的影响家族没落，漂泊流连于外地，经历着世间人暖，鲁迅开始冷眼对待这个世界。

后来在21 岁时,即1902 年,拿到清朝政府的奖学金来到日本，之后奔赴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

在日本学习期间，鲁迅发现日本人都瞧不起中国人。

那时中国人、都留着长辫，日本人经常把中国人的长辫戏称为“猪尾巴”，这刺激了鲁迅的自尊心，但还没有达到愤怒的地步，对他刺激最大的是这两件事情，一是匿名信事件，二是幻灯片事件。

鲁迅在异国感受到了中国被鄙视的处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验证中华民族并不是劣等名族。

在藤野先生的帮助下，鲁迅努力的学习医学，学年试验完毕之后，同学一百余人之中，他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

可是在日本人看来，“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于是他们便对鲁迅的讲义翻检了一通。

当他们发现藤野先生用红笔批改过的那些讲义后，便断定鲁迅“得到先生漏泄的题目”，于是借通告内容隐剌他，写匿名信诬陷他。

这件事使鲁迅深感弱国弱民倍受歧视的悲哀，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为拯救民族、富国强民的斗争精神。

而另一事件，幻灯片事件，又从反面坐实了这种轻蔑。

有一天上课的时候，鲁迅与同学看一个被说成是俄国侦探的中国人的片子，那个中国人被手持钢到的日本士兵砍头示众，而许多站在周围观看的中国人，虽然和日本人一样身强体壮，却个个无动于衷，神情麻木。

看到这种情景，鲁迅被深深刺痛了：拥有西方文明的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在内心深处鲁迅一直对这种蔑视进行着默默地抵抗，但幻灯片上麻木的中国人却坐实了这种轻蔑，他深深地感到作为中国人的悲哀。

他想到，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不觉悟，即使治好了他们的病，也只是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

他深感中国民众的愚昧、麻木，医学只能解救病人肉体的苦痛，很难根治心里的“疾病”，学医只是治标不治本，要真正解救自己的民族，根本是要救治人的精神，改变国人观念，唤醒民众觉悟。

正是由于经历了这许多的人情冷暖，面对遭受外国侵略与封建压迫的现实环境，鲁迅展开了他对于救亡图存的思考，加上他自己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包括兴趣爱好等，一定程度也影响着他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接受。

据许寿裳讲,在弘文学院学习时,鲁迅的书籍中就有拜伦的诗,尼采的传,这正是他幼小兴趣的延伸,以至后来喜欢东欧被压迫民族的小说,专门写文章介绍拜伦、雪莱等摩罗诗人。

留学期间,他学习、掌握了日文、德文等外语,这更有利于他直接接触第一手外文资料,接受外国文化思潮。

这种求知欲，使得鲁迅能冷静对待中西方文化，并对西方文化进行取舍，做出相应的选择与接受。

在这样一些主观因素的推动下，鲁迅早期主要是希望通过文化思想上的变革，思想上的觉悟，来转变国人观念，唤起沉睡的中国人的觉醒。

三、鲁迅的文化选择意识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对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进行了不同的选择与接受。

如何处理异质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重建民族新文化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

鲁迅认识到,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知识分子有两种错误的心态。

一种是“抱残守闷”的国粹主义者。

他们以中国传统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文化习俗为“至美”之物,竭诚固守,以致“耳新声而疾走”,表现为一种“欧化恐惧”的顽症。

一种是“蔑古尊新”的欧化主义者。

他们“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同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唯恐不力”,表现为一种“全盘西化”的痴想。

鲁迅的特异之处在于他以现代人的价位尺度,“审己度人”,“慎施去取”,在理性的批判中进行比较和选择。

他对异邦“新声”的选择比起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表现出更加鲜明的开放意识。

早在《文化偏至论》中, 鲁迅就曾表达了他关于文化比较方法的思想“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爱生自觉”,既要反对“近不知中国之情”,又需反对“远复不察欧美之实”,这样,才能确立新文化的范型“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怎么审己，怎么知人，中西文化的差别在哪？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说道：“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西方哲士，作此念者不知几何人。

虽自古迄今，绝无此平和之朕，而延颈方来，神驰所慕之仪的，日逐而不舍，要亦人间进化之一因子欤？”与西方不同的是“吾中国爱智之士，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思永保其故态。

”中国人易安于现状，喜欢追思怀古，缺乏自我的创造精神“上下求索，几无有矣。

第此亦不能为彼徒罪也，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鲁迅认为中国缺乏一种积极上进的氛围。

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是以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

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33)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

”这便指出了所有中国人都出现的一个问题: “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

”在鲁迅看来, “唯无校仇故,则宴安日久,琴落以胎,迫锣不来,上征亦辍,使人茶,使人屯,其极为见善而不思式”。

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其特征之一就是压抑人的个性，扼杀人的精神。

在封建权威的压迫下，人们开始变得思维迟钝呆板，麻木而缺乏自由创造精神。

而西方则高度张扬人的个性和精神在实现自我和改造社会中的价值 ,把人视为自由的主宰。

鲁迅对西方先进的理解是“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张个性而张精神。

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

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 , 鲁迅希望中国人正视现实 , 不能“安弱守雌 , 笃于旧习”, 要以西方文化的优长弥补中国文化的缺陷 , 只有不自满的民族 , 才能“争存于天下”。

为此，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表明了他的文化选择意识：“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 , 内之仍不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 ,由是转为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