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北朝前期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东晋及南北朝前期是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时期。

魏晋时期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制度，东晋以后逐渐转化成按血统高贵与否区别的门阀制度，出现了“膏腴之族”、“华族”、“高门”、“次门”、“役门”等长时期内一般不因官位有无、高低而发生变动的社会等级。

北魏孝文帝也进一步接受这种门阀制度，广泛推行。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有三：一、人品的评定由西晋“二品系资”，犹重德、才，进一步演化成完全以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下为标准，德、才已不在考虑之列。

即所谓“凡厥衣冠（冠族华胄），奠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宋书·恩幸传序》）。

因而后来便出现了“门地二品”之用语①。

官职的清浊，升迁之迟速，是否达到五品以上清官高位，全都与门阀或门地是二品还是卑庶相适应。

《晋书·王述传》：出身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官品七品清官）”。

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他不依德、才，而依门第辟人，自开一代风气。

《南史·谢方明传》：出身第一流高门陈郡谢氏，东晋末刘穆评他与另一著名高门济阳蔡廓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

就是说单凭门阀，两人今后就有资格当三公（官品一品），何况还有才干。

总之，这个时期一般不再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而是门品决定官品。

至南北朝，高级士族特权更加制度化。

南朝前期有“甲族（高级士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低级士族）以过立试吏”之格，见《梁书·武帝纪上》。

第一流高门依惯例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北朝前期魏孝文帝“制定姓族”，全盘接受并推行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任用官吏，“专崇门品”，形成“以贵承贵，以贱袭贱”②。

二、户籍上的士庶界限，一般说不再是以九品官品之有无，而是由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低来划分。

《宋书·宗越传》：“本为南阳次门（即低级士族，不服徭役）”。

东晋未地方长官赵伦之发觉户籍混乱，乃命长史范觊之加以整顿。

范“条次氏族，辨其高卑”，宗越被改定为“役门”，需服徭役。

后来宗越以军功升为“扬武将军（官品四品），领台队”，“启太祖（宋文帝）求复次门”，许之。

可见，“次门”、“役门”是按“氏族”血统“高卑”决定的；而且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及官位高低而变化。

否则，如果仍像西晋那样，依官位区分士庶，则宗越已有四品扬武将军军号，自可依军功升迁，荫亲属、荫客，何必请求皇帝批准改回“次门”，按特殊情况处理呢？请求皇帝特批本身，就表明按制度“役门”无法改变。

这也就是说，自东晋以后，按制度庶人凭才干虽能取得官位，却无法升为士人，家族在户籍上仍为“役门”。

三、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森严，即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①《宋书·范泰传》。

又《晋书·桓玄传》：“二品子弟”，亦门地二品。

②《魏书·韩显宗传》。

士族如与比庶人地位还低的工商杂户通婚，刘宋时曾规定“皆补将吏”①，即降为比“役门”还贱的兵户、吏家；北魏则规定“犯者加罪”，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②。

士族如与庶人通婚，虽打击没有这么重，也会成为门阀之玷。

南齐士族王源与寒族满氏联姻，竟遭到御史中丞沈约弹劾，请求免王源“所居官，禁锢终身”。

③《魏书·公孙表传》：表孙邃、叡乃堂兄弟，只因叡母出自高门渤海封氏，本人又为第一流高门清河崔氏之婿，而邃母出自雁门李氏，“地望县（悬）隔”，二人声望便大不相同。

以至善人伦的祖季真“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

所谓“当须好婚亲”，更重要的倒不在吉凶会集时人们礼遇高低，而在它涉及仕进升迁的迟速，官品的上下。

《魏书·韩显宗传》：称“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

“宦”指官之清浊，“婚”就是看是否有“好婚亲”。

这和《晋书·杨佺期传》“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的记载，时间虽相差约一百年，精神可说完全一样。

此外，《南史·玉球传》：出身第一流高门琅邪王氏，任吏部尚书。

“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宋文帝），上尝命球..与之相知。

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

’上改容谢焉”。

又说明士庶之际，私下绝不交往。

以上特点，也可以说是门阀制度确立、鼎盛的标志。

下面再就几个有关重要问题，作些说明、考证或推测。

高门、次门形成的原因按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其高门、次门的形成、固定，大概和长时期内一定的人品、官品在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有极大关系。

根据现有材料，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高门甲族的形成与固定，便极大程度决定于几代人反复取得人品二品和官品一至五品这一因素。

上节已讲，“二品系资”之资，一般指的是五品以上官品，按制度德、才仍为当时定品极重要标准。

虽有资，如无德、才，仍无法评为人品二品以上，从而也就无法最后升至官品五至一品。

当然，刘毅、段灼所说的中正官对“势族”的逢迎、照顾，正在逐渐瓦解这种制度，但如果皇权伸张，这种瓦解过程必然较慢，或者说门阀制度不可能很快确立，因为从整个封建皇朝统治着想，迅速抛弃才德标准是十分不利的。

可是东晋以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环境，加速了上述制度的瓦解过程。

即由于种种机缘，东晋王朝君弱臣强，以北方一批“势族”为主，联合江南一批大族，把持了统治大权。

如果说西晋“二品系资”尽管对“势族”作了很大让步，着重考虑的仍是整个皇朝利益，所以定品不放弃德、才标准的话，那么东晋制度很大程度上考虑的便是各“势族”利益，皇朝利益必要时得服从这些“势族”利益。

于是定品注意德、才，拔擢寒素，自然也就越来越不合潮流。

相反，在君权不张情况下，“势族”子弟定品，要比刘毅上书之时受到更多的照顾。

估计东晋初期“下品无势族”现象一定更加突出，从而使“势族”子弟除早卒者外，升迁至官品五品以上的或然率更高。

①《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大明五年条及胡注。

②见《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诏、《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年诏。

③《文选》卷四十沈休文“奏弹王源”。

试看以下几个“势族”所达到最高官位的材料（均见《晋书》各传①。

每个“势族”只举显赫的一、两支。

1、2、3..各代表一代人，但不一定是父子关系）：太原王氏：1.王昶：曹魏司空，一品（指官品，下同）。

2.王浑：西晋司徒，一品。

3.王济：西晋太仆，三品。

4.王述：东晋尚书令，三品。

5.王坦之：东晋中书令，三品。

6.王愉：东晋尚书仆射，三品。

琅邪王氏：1.王祥：西晋太保，一品。

2.王裁：西晋抚军长史，五品。

3.王导：东晋丞相，一品。

4.王洽：东晋中书令，三品。

5.王珣：东晋卫将军、都督，二品。

6.王弘：刘宋太保，一品。

颍川庾氏：1.庾峻：西晋侍中，三品。

2.庾琛：东晋会稽太守，五品。

3.庾亮：东晋司空，一品。

4.庾龢：东晋中领军，三品。

5.庾恒：东晋尚书仆射，三品。

谯国桓氏：1.桓颢：西晋郎中，六品。

2.桓彝：东晋散骑常侍，三品。

3.桓温，东晋大司马，一品。

4.桓玄：东晋太尉，一品。

陈郡谢氏：1.谢衡：西晋国子祭酒，三品。

2.谢裒：东晋吏部尚书，三品。

3.谢安：东晋太保，一品。

4.谢玄：东晋前将军、都督，二品。

5.谢混：东晋尚书仆射，三品。

6.谢弘微：宋侍中，三品。

泰山羊氏：1.羊忱：晋徐州刺史，四品。

2.羊权：东晋黄门郎，五品。

3.羊不疑：东晋桂阳太守，五品。

4.羊欣：宋中散大夫，四品。

通过以上材料，可以看出：第一，这些家族除个别人外，全都取得五品以上官品。

这种官品和人品二品的结合，并在这些家族中不断重复，不知不觉提高了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

于是同时逐渐出现一个显著变化：取得高官要职，不再仅看作个人德才杰出和资历深、功劳大的结果，而首先是看作家族血统高贵，秉赋异常的外在表现。

上引刘穆之评谢方明为“名家驹”，与蔡廓“直置并台鼎人”，便是反映这种观念之一例。

与这种观念上变化紧密相联系，大概也是同步形成的，则是制度上的人品演化为门品。

“门地二品”出现了。

自负“门地高华”、“膏腴之族”①的风气流行了。

就这样，高档次官品与人品的结合和反复取得，导致了高门甲族的形成与固定。

第二，同是五品以上官品，由于也有高下之分，这些家族又区别为第一流高门和一般高门。

如泰山羊氏，四代人的官位都徘徊在四、五品之间，所以只是一般高门。

据《世说新语·方正》，泰山羊氏与名族琅邪诸葛氏为“世婚”。

《世说新语·文学》，羊氏子还与琅邪王氏联姻。

这些都是羊氏为高门之证。

可是羊欣得罪司马元显，元显竟以他为“本用寒人”的后军将军府舍人以示侮辱，这又表明羊氏并非第一流高门，否则司马元显决不敢如此毫无顾忌。

①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下册，高门世系婚姻表。

①分别见《建康实录》卷十隆安二年九月、及《晋书·王国宝传》。

上举除羊氏以外的五大家族则不同。

他们多数达到官品三品以上，而且每个家族全有人取得官品一品，或主持国政，或立下辉煌功勋。

太原王浑在西晋有平吴之功。

琅邪王导为东晋开国元勋。

颍川庾亮及弟庾冰（中书监，三品；车骑将军，二品），先后与王导、何充分主国政。

谯国桓温不但很长时间（十九年）掌握“内外大权”，官居一、二品，而且西灭成汉，北伐中原。

陈郡谢安、谢玄淝水之战，以少胜多，阻遏了北方胡族之南下，立下不世功绩。

这些便大大提高了这些家族的声望，标志了其血统之高贵，使之成为第一流高门。

第三，同是第一流高门，由于达到三品以上特别一品官品时间有早晚，门阀形成时间也就不同。

太原王氏、琅邪王氏、颍川庚氏，都是在西晋或东晋初期使有人升至官品一品，并建立功勋，主持国政的家族，所以确立第一流高门地位也早。

而谯国桓温建立功勋，取得官品一品稍晚，陈郡谢安更晚，因而家族开始遭到一些轻视。

如太原王述不愿与桓氏联姻；谢氏被讥为“新出门户”①。

可是终究因为桓氏、谢氏官高功著，其第一流高门地位，谁也无法否认，太原王氏最后仍不得不与桓氏通婚。

陈郡谢氏进入南朝，更是后劲十足，与琅邪王氏一起，发展成两支并秀的甲族之甲族。

相反，颍川庾氏、太原王氏、谯国桓氏因在东晋稍晚和末年的激烈政治、军事斗争中几乎族灭，后人在南朝官位较低，很少取得三品官品，无一升至一品，所以尽管仍是高门，已从第一流宝座上跌了下来。

总之，在东晋君弱臣强的特殊环境里，以上几个“势族”，由于种种机缘，几代人中反复取得人品二品和五品以上官品，于是逐渐形成、固定为高门甲族。

其中较多取得三品以上，特别一品官品的“势族”，又形成、固定为第一流高门。

这样，由于个人官位显赫而形成的“势族”，通过家族几代人中的官位显赫，便起了质的变化，而发展成以家族血统高贵为标志的高门甲族、膏腴之族了。

《新唐书·柳冲传》：柳芳记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云“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

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