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待定）——从宋代工笔花鸟画看个人发展和艺术整体的繁荣内容摘要宋代是工笔花鸟画极其繁盛的时代，首先其在艺术上的成果值得研究和借鉴，另外其发展脉络交叉复杂，各种因素的交织也带来了内容更为丰富的交流碰撞。

本文即是试图通过整理、概括和提炼它的历史发展脉络，希望在学习宋代工笔花鸟之外于它演变的历史中探寻一下个人与艺术整体繁荣之间的关系，以助益于对当下艺术的思考。

绪论对于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说，倘若不是摒弃一切随性地抒发自我，那么随着对艺术的体悟渐深，总会关照及对自我艺术的思考：我的艺术处于何种位置，当下我应做什么，如何进一步发展，我的艺术将朝向何方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一而足。

艺术总体难见涯涘，渺渺个体在茫茫艺术的大洋中如何掣帆航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这不是纯粹的出于功利性的问题，相反，在绝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艺术本身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去思考个人发展与艺术总体。

从何处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呢？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谈道“我们只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历史学”。

中国古人也讲“述往以为来者师也”（王夫之《读通鉴论》），李维在《罗马史》中也说“研究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

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作为借鉴”，鉴古知今，回望历史或许可以有一些学习，得到一点启发。

谈到工笔花鸟画，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也许宋代花鸟画的发展繁荣可以为我们带来些许启示。

本文即是以北宋为重点，通过梳理芜杂的宋代工笔花鸟之脉络，拨开千头万绪，试图从中撷取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言及工笔花鸟，倘若寻求一个极其辉煌灿烂的时代，那么宋代当之无愧。

两宋时代，绘画相当发达，花鸟与山水并盛，进展殊大，远非前代可及，尤其在花鸟方面，可谓之彪炳画史。

古人有厚古之风，古代著述，对于谈论前代作品一向持敬畏态度，有崇仰之情绪，然而宋人谈及当朝花鸟画时常常是不见丝毫谦虚。

如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就说:“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今。

”可见宋代人对自己的花鸟画是颇为自信的。

当然，宋代花鸟画成就卓然前代抑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宋代花鸟画的兴盛首先体现在其欣赏面的扩大。

据记载，开封、临安的一些茶坊、酒肆及商店就常用绘画装点以吸引顾客，绘画进入富有的市民家庭。

画师们除了为贵族阶层装饰屋宇墙壁以及绘制寺观壁画外，还要满足广大市民对画作的需求。

北宋画僧仲仁善画梅花，作品就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黄庭坚在其《内集》中就有抒发其倾慕之情：“梦蝶真人貌黄槁，篱落逢花须醉倒。

雅闻花光能画梅，更乞一枝洗烦恼。

扶持爱梅说道理，自许牛头参已早”。

很多画师的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供应不同阶层买主的需要。

画家的作品也被贩运往各地，外地的商人也在各地收购作品携带到本地出售。

北宋时开封大相国寺资圣门前就有经营图画的店铺，绘画的市场已十分活跃。

其次，花鸟画逐渐受到重视，从事花鸟的画家众多。

画史记载，唐代已有人善画花鸟，不过多为点景陪衬，未成独立。

至五代、宋初，独立的花鸟题材才正式问世，但在此阶段发展亦迅速，花鸟画家人数激增。

宋初石恪以画人物名显于世，南宋赵希鹄所著《洞天清禄集》中说“（石恪）亦能水墨作蝙蝠、水禽之属，笔墨轻盈而曲尽其妙”，画家着眼于花鸟的趋势已有反映。

北宋宣和（1119～1125）年间由官方主持编撰的宫廷所藏绘画作品的著录著作《宣和画谱》共二十卷，分十门，除道释门、人物门、宫室门、番族门、山水门而外，其余五门皆属当今所称花鸟一科，分别为龙鱼、畜兽、花鸟、墨竹、蔬果，有三十位花鸟画家，作品共计2400轴。

其中虽含一些前代作品，但从庞大的数量中亦可窥宋朝花鸟之兴盛。

再者，从史实来看，宋代也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花鸟画家，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

宋代绘画还有一个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量画家在绘画题材上趋向专精。

比如戴嵩独善画牛，曹霸精于画马，有人善画猿，有人专鹤等等，正如书序所云“近代画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

这种专精的追求其实有些像时期世纪欧洲的荷兰小画派。

十七世纪的荷兰出现了很多在特殊题材上有精到表现力的专门画家，譬如擅长静物尤其擅长画桌台器皿的赫达、卡尔夫；擅长表现乡间风景的霍贝玛；擅长画水边风车的雷斯达尔、擅长制作写真肖像画的伦勃朗和哈尔斯等，中国这时期的现象虽然在性质上某些地方与它存在差异，但从总体上来看都是因社会经济的活跃引起的绘画的进一步发展，其专精的现象就是绘画高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从绘画成就上来看，不论技艺还是审美情趣，宋代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因而宋代在绘画史上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时代，尤其就工笔花鸟画而言。

一方面它提供了极其丰富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创作经验和实践方法，另一方面宋代作为一个具有很强代表性的时代，在一个大的繁荣环境下涌现出来大量在绘画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这些个人又推进着整体的繁荣，个人和艺术总体之间这种交互影响的关系也带来一些相关我们自己思考的昭示。

所以，抛弃纯粹历史线索梳理的意义而外，探讨宋代绘画依旧具有意义，而这对于现实而言意义似乎更加重大，这也是写作本文的最主要出发点。

一花鸟画的肇始与成熟意大利人认为，是乔托揭开了艺术新的篇章，按照惯例，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从出现了这个伟大的画家开始。

下文我们将要看到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不无裨益的是，要记住在实际历史中没有新篇章，也没有新开端；而且我们要认识到他的方法大大地归功于拜占庭的艺术家们，他的目标和观点要大大地归功于建筑北方大教堂的伟大雕刻家，那也丝毫无损于乔托的伟大。

——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第十章》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的三大画科之一，在中国画中，凡以花卉、花鸟、鱼虫、犬马等动植物为描绘对象的画，皆称之为花鸟画。

从考古资料来看，早在原始社会时期花鸟绘画已开始萌芽。

一九七八年在河南省汝州市（原临汝县）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纹彩陶缸，其上描绘衔鱼的水鸟和一把石斧，图绘构图完整、描画生动，可见新时期时代花鸟画已初具形制。

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战国末期木板画《老虎被缚图》，是已知最早的独幅花鸟画。

现藏美国纳尔逊艾京斯艺术博物馆的东汉陶仓楼上的壁画《双鸦栖树图》，也是较早的独幅花鸟画。

花鸟画发展到两汉六朝则粗具规模。

南齐谢赫《画品》记载的东晋画家刘胤祖，是已知的第一位花鸟画家。

与宋代画风息息相关的是唐代的绘画传统。

唐代是我国绘画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一个花鸟画开始兴盛的时代。

“花鸟”这一名称始见于此时期，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于薛稷、边鸾、尉迟乙僧、殷仲容等人名下，立有“花鸟”之名。

不过当时“花鸟”尚不是当下所指的概念，诸多花鸟画题材尚未涵盖于“花鸟”名下，与之并列的还有鹰鹘、雉兔、竹鸡、蝉峰、燕雀、草木、花竹、鹤竹等。

有唐一代花鸟画家甚多，专门画家的产生就绘画的分科而言，花鸟一科已然形成。

初唐之时，花鸟画即已兴盛。

此时期，画家多画禽鸟，次为花木。

如清代王概等撰写的《芥子园画传》就说“考厥绘事，唐之工花卉者，先以翎毛”。

开国之初宫廷中喜好花鸟画，皇室之中有不少人善画禽鸟。

比如汉王李元昌，《唐朝名画录》载“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

画鹰鹘雉兔，现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李渚“善画雀蝉、驴子”（《唐朝名画录》），李元嘉“善画龙马虎豹”（《历代名画记》）。

《宣和画谱》云滕王李元婴“滕王元婴，唐宗室也。

善丹青，喜作蜂蝶。

朱景元尝见其粉本，谓能巧之外，曲尽精理，不敢第其品格”。

此时，著名的花鸟画家还有尉迟乙僧、殷仲容、康萨陀、刘孝师、薛稷。

他们都有各自发展创造的风貌，比如《历代名画记》记述殷仲容就说他“善书画，工写貌及花鸟，妙得其真。

或用墨色，如兼五彩”。

另外，除了专业从事花鸟的画家之外，还有一些兼善花鸟的画家，据《历代名画记》记载，阎立本、窦师伦、郎馀令亦兼长花鸟。

盛唐花鸟虽不及人物、山水之胜，但鞍马可谓独步，有曹霸、韩幹、陈闳、韦无忝等名家。

此外李思训、王维山水之外亦兼善花鸟。

专工花鸟的画家也有一些，有姜皎、冯绍正、李湛然、李逖、竺元标、蔡金刚、毛嵩、姚彦山、程逊等。

唐朝中期，发展极大，有韩滉、戴嵩、肖悦、李约、边鸾、梁广、韦鉴、白旻、李昭、魏晋孙等一大批画家花鸟成就卓著称名于世。

晚唐画道不兴，花鸟亦处颓势，其时画家专习者众。

张立之善墨竹，卢弁善猫，张颖、周滉、刁光胤善长花鸟。

《图画见闻志·卷二·纪艺上》记载刁光胤“工画龙水、竹石、花鸟、猫兔。

黄筌、孔嵩，皆门弟子。

尝于大慈寺承天院内窗边小壁四堵上画四时花鸟，体制精绝。

后黄居采重装饰之，亦有图轴传于世”。

现存台北故宫的十开册页《写生花卉图册》，画均设色，鲜丽精工，传为其作。

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的衬景中有辛夷花、白鹤、小狗，“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墨竹数杆，新疆阿斯塔纳唐墓中有织锦花鸟六条屏……这些也都充当进了宋代花鸟传统。

二黄家富贵和徐熙野逸谚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不唯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也。

何以明其然？黄筌与其子居寀，始并事蜀为待诏，筌后累迁如京副使，既归朝，筌领命为宫赞。

居寀以待诏录之。

皆给事禁中，多写禁蘌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今传世桃花鹰鹘，纯白雉兔，金盆鹁鸽，孔雀龟鹤之类是也。

又翎毛骨气尚丰满，而天水分色。

徐熙江南处士，志节高迈，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

今传世凫雁鹭鸶，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园蔬药苗之类是也。

又翎毛形骨贵轻秀，而天水通色。

二者春兰秋菊，各擅重名。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五代宋初战争频仍，唯独江南、西蜀偏安一隅，绘画得以长足发展。

画院的设立尤有促进，花鸟画发展较显著，黄筌、徐熙是当时佼佼者。

二者为何名著当时，从记载来看，不仅仅在于他们技法高超，其形成自家的面貌是人们并提而赞津津乐道的主要原因。

他们的画风也造成了深远影响。

黄筌（公元约903—965年），字要叔，成都（今四川成都）人。

17岁时即以画供奉内廷，任前后蜀宫廷画师四十余年。

官至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史载黄筌年轻时就很聪慧，十三岁时从刁光胤为师，学习花鸟，又据说蝉蝶画法学滕昌祐。

山水学自李升，兼能道释人物，但最擅长的还是花鸟。

宋人谓其“画花妙在敷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

宋代黄修复《益州名画录·卷上·妙格中品》有这样一则记载，孟蜀的一位翰林学士欧阳炯所撰《奇异记》中指出：“六法之内，惟形似，气韵二者为先，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筌之所作，可谓兼之”。

黄筌长期供职宫禁，目睹宫廷豢养的珍禽异兽和种植的奇花异草，图之于殿堂的门帏、墙壁、屏障和卷轴的作品不可胜数。

据传，他曾绘六只仙鹤于宫内大殿的墙上，仙鹤各作惊露、啄苔、理毛、整羽、唳天、翘足姿态，被认为超过了前代画鹤名家薛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