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想史，2004年11月27日：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哈耶克反对使用“社会”语词修饰任何其他语词。

不过，西方学者普遍接受这样的用法。

“社会正义”，确有冗余之嫌，因为“个体正义”是没有意义的。

西方社会有悠久的自然法传统——神的正义法则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原本就写作“jus”（法）。

一个人若感受到对非义的愤慨并实施正义行为，那么，这行为在西方传统内已经是神的正义法则的体现，故而已经是社会的。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的“法”传统十分不同。

至少，中国的法，只打算成为“人”的法则而不打算成为“神”的法则。

所谓“天理人情”，在无神的文化传统里，天理总要让与人情的。

中国法的传统是人治的，不是法治的。

在这样的传统里，注意区分“社会”正义和“个体”正义反而是必要的了。

人治社会的法，有些其实出于治理者的个体正义，有些则确实出于社会需要的正义。

故中国社会的法不等于正义。

经济学源自苏格兰启蒙运动，故首先继承了经验论传统，其次包含了强烈的功利（效用）主义伦理倾向。

克拉克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这两项基本原则。

英国为什么发生圈地运动？名义地租为什么突然上升？谷价高峰真实地租仍然呈上升趋势圈地运动的实质在于获取大庄园农业的规模经济效益。

只有英国国会立法反对小农利益，说明当时英国小农缺少政治权利。

克拉克论证：英国公地的回报率在圈地运动就比私有土地低。

圈地成本与收益的变动在1750年以后使圈地成为有利可图的，圈地不是因为“牟利精神”的流行而发生的。

斯密之前和之后各二百年间，英国地权数据。

土地私有化运动产生了长期而言至少两倍于公地回报率的预期租金。

记住：斯密（《原富》卷三）赞扬小农经济，批评长子继承权导致的粗放农业经营方式。

最可能的解释：尽管小农经济比封建庄园更有效率，但新兴农业资本主义的规模经营方式比小农经济更有效率。

圈地只在1710年以后才变得有利可图，在1750以后变得格外有利可图。

于是，英国公地占可耕地总面积的比例在1755年以后开始大幅下降。

换句话说，英国国会的圈地法案，虽然侵害了小农利益，却是改善了经济效率的。

问题在于，什么样的非帕累托改善是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马克思不应当假设人们在市场里有“等价交换”的能力，作但是罗默尔的一般均衡经济必须基于莱昂惕夫生产技术参阅“两个剑桥之争”存在着一些初始分配，使得由此导致的一般均衡价格是不平等的，从而每一次博弈都会积累更多的不平等和剥削。

一般均衡价格可能使他享有极高的初始财富。

如果一个初始劳动者积累了足够财富，他可以选择雇佣他人劳动而自己劳动支出为零，同时最小化他的资本支出。

为再生产全部劳动所投入的劳动下面的定理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正利润可能性等价于剥削的存在性，后者又等价于某些初基于莱昂惕夫技术，初始生产者按照各自的最优规划，可以划分为七个“阶级”。

下面的推理揭示了“平等”的含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是最优选择。

而最优选择是出卖劳动的人必定要被剥削。

效用公平线讨论这一点的社会改善讨论这一点处可能的改善无差异曲线在这里是否已经重合了？黄有光的“a dollar is a dollar”.罗尔斯差异原则：罗尔斯平等原则：满足帕累托条件的差异化。

社会情境：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任一点，一切逻辑可能的收入分配方案的集合，其中任一方案都分别决定了A和B的效用水平从而对应于这张图内的一个点。

所以，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任一点对应了这张图内的一个效用可能性集合。

在帕累托和艾及沃斯给出的关于自愿交换的帕累托有效率的证明中，若禀赋是闲暇和贫困线消费品，若劳动对资本的技术替代足够小，则工资由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比率决定对正常的生活必须品的需求随工资增长而增长。

只当劳动边际产出率上升才有工资增长，而前者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函数。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隐含的阶级斗争假说：若无差异曲线不相切于初始点则劳动者被排除在市场之外。

温饱阶段，对闲暇的需求随工资增长而下降。

“分配正义”，作为概念，还必须与“程序正义”相区分。

前者是静态的，后者则必须考虑跨时理性及不确定性。

可计量原则：马克思论述的社会主义“多劳多得”原则。

在多数场合，效率原则可以表述为“帕累托原则”。

基本需求原则：社会正义要求满足事前经过全体一致同意的每一社会成员所享有的不低于特定水平的各项资源。

更广义的社会正义理论包括下列三项基本原则：但在现实世界里，每一特定情境都包含着一些使上列原则的运用相互冲突的因素。

正义判断对任何个人都是艺术。

罗默尔论证，一个灵活的分配正义理论必须在每一社会成员自我实现的逐渐上升的四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的偏好序。

例如，在基本生存条件的层次，采取极端的边际效用递减功利主义偏好。

在最高层次采取罗尔斯偏好。

作者是一位重要的理性选择数学家免于嫉妒的状态是否等于无交易状态？这是一个问题。

平等是从外部衡量的，其根据通常是社会文化传统与伦理；公平——fairness，是从内部衡量的，其根据通常是个人的偏好与品味——最理想者，以“免于嫉妒”为特征。

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给定一组个人偏好，费厄泼赖问题最密切地与不存在“嫉妒”的分配联系着。

最早系统解决了这一问题的，是逻辑学波兰学派的重要数学家巴拿赫。

他的解决方案由另一数学家提交给美国计量经济学会。

他的解决方案是最简单的情形——“二人分糕”问题的扩展。

把一个人从“收益－风险”组合A获得的效用与他从“收益－风险”组合B获得的效用相互比较，不要求效用在主体之间的可比性。

问题：无嫉妒是否导致无效率？向往函数能够统一公平理论吗？分配正义的理论，研究一个社会或群体应当如何在其成员一理论或许有两种思路：社会福利函数和社会选择算子。

这篇论文的两位作者假设技术结构和资源禀赋结构不再改变——从而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再改变。

唯一可变的，是偏好结构。

故，一般均衡经济可以由与之相应的那组个人偏好序，即全部逻辑可能的偏好集合U内的一个元素来代表，这一元素又被社会选择算子映射为全部可选分配方案的集合A的一个非空子集。

每一社会成员在给定分配方案内获得一特定消费束，于是在给定偏好下有一特定向往。

如果每一社会成员所向往的消费束恰好就是他在现行分配方案内获得的消费束，这一分配方案就被称为是充分的：如果存在一个分配方案所有社会成员的效用值相等，这一分配方案就被称为是平等主义的：如果，给定向往函数，每一社会成员在现行分配方案内获得了不小于他所向往的消费束，这一方案就是满意的。

纳什均衡解是“充分”的。

无嫉妒的分配方案是“满意”的。

“向往”是从乘积消费集到乘积消费集的函数。

在这样界定的“交换经济”中——每一社会成员的初始资源禀赋向量的每一分量都必须大于零，如果每一社会成员所向往的消费束等于他的初始资源禀赋向量，那么，这一社会的向往函数就是符合个体理性的。

给定一组个人偏好和社会选择算子，就有可选分配方案的一个集合。

作者们询问：对于每一经济，是否存在着向往函数使得这一集合包含充分的或令人满意的分配方案。

于是，这篇论文表明：社会成员对人生意义的反省，或许能够使原本“不充足”或“不令人满意”的生活，成为充足的或令人满意的。

回忆斯密在《原富》第三卷里描述的欧洲与美洲的不同发展路径，以及斯密欣赏的不同于当时欧洲的“非自然的”幸福观念的更“自然的”幸福观念。

教科书经济学为什么必须假设消费行为具有“局部不饱和”性质？因为否则就可能出现“角点均衡”，导致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失效。

可是，贪婪的消费者可能接受“令人满意”的一般均衡经济吗？他们能是斯密的“无偏观察者”吗？假设每一个人在判断主体间效用时都是斯密所谓的“无偏的观察者”。

那就一定存在这样的个人的社会福利函数作为“无偏观察者”，个人可以基于事实也可以不基于事实，为每一社会成员的福利赋予一个权系数，然后把全体成员的福利，按照它们的权系数相加，最大化这一和数。

关于海深义的思想评传，参阅汪丁丁撰写的报告文学：“穿越沼泽”，收入《回家的路》。

唐方方的纪念文章，很感人。

阿罗：可能不存在社会理性选择。

森：个人最小自由与社会选择的帕累托条件不相容：海深义：只能有个人选择。

The Will to Believe斯密的“无偏观察者”概念已经包含了关于社会正义和伦理其实是许多个人的“经济束”，不是单一的经济。

阿罗论述：任何经济学模型都隐含着社会立场阿罗认为，博弈论，作为当代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范例，不是一种关于社会交往的理论，而是关于社会交往的一种语言。

它自然受到它的两位创始人的立场的影响——诺意曼和摩根斯坦都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都深受门格尔和小门格尔在那里营造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作为一种语言，博弈论从“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出发，试图解释“社会”现象。

存在的。

现实可能性取决于现实发生着的讨价还价过程。

盖尔的配对谈判模型引导我们关注博弈参与者们的知识传古诺的竞争均衡依赖于厂商相互间的行为预期的均衡。

有限理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