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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工作心得:对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分析与开发模式思考

工作心得:对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分析与开发模式思考一、引言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或地区主要是通过遗产旅游的方式来实现遗产资源向公众的展出功能,遗产旅游已成为这些国家或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名牌产品或“金字招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截至2004年,我国已拥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资源共30处,其中对遗产资源进行中强度旅游开发的就有27处,占到遗产资源总数的90%。

从遗产旅游的实践来看,这种方式确实使遗产资源的旅游价值得到了一定的实现与传播,但同时也出现了对遗产旅游价值超常开发而忽视对遗产资源的保护等问题,并且与旅游者的感知期望效用也存在较大差距。

对于旅游者来说,实际上我国多数遗产旅游的发展还停留在“符号旅游”阶段,缺乏对遗产旅游价值的深层次开发与研究,也很难让游客充分领略遗产资源的自然与文化内涵。

这必然导致人们对遗产旅游价值的理解和领悟缺乏深度,而难以产生共鸣,也不利于遗产价值的有效传播。

同时,由于遗产资源的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属性等经济特征,致使遗产旅游所提供的很多旅游产品并不能受到市场的适当调节,即不能由市场产生最优的资源配置。

因此,如果简单将世界遗产资源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向旅游产品方向转化,必然造成以旅游价值评价取代遗产价值评价的后果,甚至可能引起遗产资源的核心价值——真实性(authenticity)和完整性(integrity)的丧失,进而破坏人们对世界遗产的传承和持续享用,也违背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对遗产保护、保存和遗传后代的责任要求。

因而,对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开发,必须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潜在作用,对遗产资源要进行多方面的价值挖掘。

而目前,我国多数遗产地对遗产旅游价值采取的都是硬开发,即主要是针对遗产旅游的各种服务设施和商业性工程项目的建设,如兴建商店、宾馆、饭店、索道、娱乐城等服务设施,而忽视或脱离了对遗产资源真实价值的软开发,即通过考察研究、审美实践而不断发掘遗产资源的科学、美学和历史文化价值,并不断提高和深化遗产旅游的科教、游览和山水文化创作体验水平,包括对遗产所在地的文化、民风、习俗等资源价值的研究与开发。

实际上,遗产资源的软开发是硬开发的基础和本源,也是维持硬开发的生命线,而硬开发只是软开发派生价值的一种实现形式。

可见,对世界遗产旅游价值的开发,不能仅考虑简单实际的硬开发,更要加强对遗产价值的软开发研究与探索。

为此,笔者针对我国遗产旅游的发展现状,从两个方面对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进行分析:一是对遗产旅游价值的软开发所带来的旅游者满意度和社会福利价值提高进行理论剖析;二是结合世界遗产资源的类型与特点,对目前我国遗产旅游价值的开发模式进行探讨。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目前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遗产旅游及其价值的开发进行过相关研究,但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而有所差异,研究内容也各有所侧重。

针对遗产旅游的概念解释性研究,国外学者更倾向于遗产的旅游产品属性及旅游者的体验感受。

如理查德兹(Richards,1996a,b)认为:遗产旅游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过程,或者作为一种产品。

为了在旅游动机和遗产旅游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人们必须了解动机的形式。

莫西卡多(Moscardo,2001:5)则认为:遗产旅游是由旅游者与资源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经历。

米歇尔(Micheal,2002)坚持认为:遗产旅游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任意性的行为,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社会心理的需要。

类似地,鲍瑞尔等人(Poria et al,2001:1048)确定遗产旅游作为一种旅游者对特殊地点的感觉而产生的现象。

而我国学者对于遗产旅游的认识则更倾向于一种保护性开发。

如吴必虎(2002)通过对中国遗产地分布与需求的研究认为:将世界遗产地开发为当地主要的旅游产品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是一种政策性博弈结果。

郭旃(2002)认为:遗产旅游中必须注重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保护,反对将“把门权”、“保护权”与“管理权”分开,并提出创新机制的思想。

李如生(2002)也提出:“建立一个以法律体系为基础的保护机制,实现部门管理和社会监督;建立世界遗产的有偿使用制度,并建议从企业经营中收取一定的特许经营费用于保护”。

郑孝燮(2003)提出:“加强遗产保护,防止‘濒危’问题”。

同样,针对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研究,由于国外遗产旅游的开发较早,对遗产的旅游价值研究也更多是与旅游者的感受相联系,即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分析遗产旅游价值的开发。

如理查德兹(Richards,1996b:262)曾指出:为了适应人类的偏好差异,注意就要转向遗产的吸引力。

遗产资源的独特性和聚合性意味着这种吸引力已经发展成为旅游产业内一种特殊的小生境。

特欧和叶欧(Teo and Yeoh,1997:193)也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被吸引到遗产地,它的真实性被推向危险,旅游者选择目的地不再是根据真实性的内在价值,而是基于他们对目的地的期望。

阿斯沃斯和拉卡海姆(Ashworth and Larkham,1994:16)认为:当前遗产是一种被有目的的创造用来满足当代消费的特殊商品。

由于我国的遗产旅游发展与研究较晚,多数学者对遗产的旅游价值研究倾向于对遗产的保护性价值与旅游价值的相结合。

魏小安(2002)从社会福利价值的角度指出:世界遗产要实现福利大众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最终是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而大众福利的分配机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自身自发形成,也要通过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施行得以完善。

徐嵩龄(2003)在黄山模式评价的系列论文中指出,要对遗产本身质量指标和遗产所在地环境的质量指标进行区分,“单纯的市场导向必须向多使命指导下的市场操作转变”。

同时他认为:“完全从‘市场机制’出发经营黄山的做法是错误的,主张实施国家公园式的非营利性经营”。

可见,国内外学者对遗产旅游及其价值的分析更多表现是一种多视角的阐释与说明,而缺乏对遗产价值内在结构的理论剖析及其应用模式的进一步探讨,而这正是本文所研究的重点。

三、对世界遗产旅游及其价值的分析根据《公约》中的描述:“世界遗产是属于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任何文化或自然遗产的坏变或丢失都有使全世界遗产枯竭的有害影响。

”世界遗产作为全人类科研、教育、游览和启智等精神文化的活动场所,是人与大自然精神联系的理想胜地(谢凝高,2002)。

遗产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资源,它的价值原生性是一种自然遗存,是维持自然生态平衡的一种重要力量,也是人类文明历史的写照。

“遗产价值的核心是它的广义文化价值和知识价值,经济价值由此而派生出来”,而作为旅游开发也只是一种附属价值。

徐嵩龄(2003)认为:遗产的共同价值特征是其广义的文化价值,并对这种文化价值进行了7个方面划分;这里从旅游资源复合系统的角度出发,将世界遗产资源的价值划分为有形(显性)价值和无形(隐性)价值两大类,旅游价值、科考价值、文化价值和环境价值4个亚类,具体可参见图1。

从世界遗产的价值构成图来看:有形(显性)价值主要包括旅游(或展示)价值和科考(研究)价值。

它是一种可耗竭的开发价值,即这种价值将随着不断开发而逐渐衰减,通常认为是一种使用价值;文献中的一种典型方法是将使用价值定义为与资源的实际使用相联系的经济价值,如史密斯(Smith,1987A)提出的通过参观舒适性景点或观察原始的野生生物群落一类的方法;而无形(隐性)价值主要包括文化(传承)价值和环境(存在)价值。

有些学者称之为非使用价值,它们就是在总价值中依赖于“使用”的那一部分价值的总和,但不是纯存在价值(pure existence value)。

它具有稳定和持久的生命力,并随着无形价值的开发而具有明显的价值增值效力。

约翰·V·克鲁蒂拉(John V Krutilla)指出:人们之所以会持有与他们当前的资源利用无关的价值,是与保留选择以备将来使用以及将自然资源传递给自己的继承人相联系的。

另外,总价值可视为个人对保护或维护当前状态的资源支付额。

如果总价值大于使用价值,其差额就是非使用价值,也有一些人将其称为存在价值、内在价值或保留价值。

根据《公约》的规定,世界遗产被划分为5种基本类型,每一种类型在价值表现方面各具特点;尤其在有形价值与无形价值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内在联系和匹配关系。

根据本文研究的重点,笔者将主要针对遗产有形价值中的旅游价值与无形价值中的文化价值、环境价值等不同匹配模式进行研究,并提出两个基本假设前提:H[,01]:自然遗产价值的实现和提升需要无形环境价值的开发和转化;H[,02]:文化遗产价值的实现和提升需要无形文化价值的开发和转化。

基于H[,01]和H[,02]的假设前提,本文进一步提出假设H[,03]:若提高遗产资源无形价值的产品转化能力,将有助于提高旅游者的个人福利水平,进而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

首先假设旅游者可直接享用或消费的由遗产有形价值开发的旅游产品为Y(y[,1],y[,2],…,y[,n]),即主要是指一些旅游服务设施;其相应的支付价格为P(p[,1],p[,2],…,p[,n]);同时假设由遗产无形文化(或环境)价值开发和转化的旅游产品为X(x[,1],x[,2],…x[,m]),即主要表现为一些具体的旅游项目产品;其相应的支付价格为R(r[,1],r[,2],…,r[,m]),则遗产旅游产品可表示为产品组合Q(Y,X)。

另外,假设旅游者的个人效用最大化所需满足的约束条件为:P·Y+R·X=M(其中M为货币收入),则旅游者的条件消费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x=x[,i](P,M-R·X,X);旅游者的条件间接效用函数为:u=u(P,M-R·X,X),在该效用水平下,用希克斯最小支出函数可以表示为:e[*]=M-R·X=e[*](P,X,u)。

若假设旅游者开展或消费一项遗产旅游产品为q[,1](y[,1],x[,1]),并令其相应的价格分别为p[,1]和r[,1]。

再假设x[,min]为遗产无形价值转化为产品X中的最低水平,或称为基准价值(threshold value);则对照图2中,点E为效用曲线u′[,0]与价格曲线r的交点;效用曲线u[,0]<u′[,0]<u[,1],它们与价值曲线r的交点分别是A、B、C和D,其中A、C 两点的效用水平相等;B、D两点的效用水平相等。

假设p[*]为遗产产品y[,1]的最高(或称瓶颈)价格,且它是产品x[,1]的增函数;则会出现下列三种情形:情形一可用公式(1)表示说明,如果忽视对遗产无形价值的开发与转化,即使免费开放遗产所在地,也不会有任何旅游活动的发生;情形二可用公式(2)表示说明,在此价格上,旅游者对遗产旅游的消费需求为正值。

情形三可用公式(3)表示说明,若支付价格超过了消费者的承受力,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也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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