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重新出现的肯定清末改良、否定辛亥革命的观点，近代的中国一直存在着中国应当走改良还是革命道路的争议,近年争论也非常激烈。

一种观点认为清末新政是符合近代中国发展方向的，如果顺利，它将把中国引向现代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通过革命，通过推翻封建统治，我们才有机会得到更快的发展。

我对以上两种观点的看法是，它们都不够完善，清末真正需要的到底是改良还是革命，必须得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出发，从政治、经济、统治阶级等方面进行分析。

同时，在分析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能在当时的环境中进行选择，我认为我国应该更早地发现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

从历史条件来看，当时的欧洲已经历过工业革命，工商业已迈向另一个台阶，而作为我们的邻国，日本也已通过三十多年的明治维新迅速发展教育经济等多个领域，在这样一种国际情形下，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对于改良来说，其实清王朝所有的改良都坚持了一个不可变易的原则,即“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

这个“中学”的核心就是维护君主专制的“三纲五常”。

而正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束缚了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才导致了人民的贫穷落后,因此任何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变革都不可能不对传统思想和制度有所变革。

而清王朝反其道而行之,显然不是为了现代化,而是为了维护其岌岌可危的专制统治。

对于革命来说，相对于改良，革命主张推翻清政府，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

但是对于“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革命派不敢作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只是通过“有秩序的革命”来避免动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从政治方面来看，清王朝的所有改革均非政府的主动行为,而是在外患、内忧交并之下被迫开始的。

师夷长技是为了学习洋人“船坚炮利”之“技”,“用”以保住封建专制之“体”。

而宪政改革的动机源于出洋“考察政治”归国的五大臣密陈的立宪三大好处,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原因在于“今日时务之急,首在收拾民心⋯善于治民者莫如英。

”也就是说之所以要学习英国的“朝廷政教”,是为了治民,而非民治。

而革命以后,因为使革命成立的根基并不牢固，民国确实成为空招牌,但那不是人民没有民主素质,而是革命尚未成功,依靠改良而著名的封建统治者如袁世凯仍顽固维护封建制度,而又无法阻挡历史潮流的结果。

从经济角度来看，在辛亥革命前,满清政府进行了持续几十年的温和的改良,许多改革措施似乎卓有成效,出现了厂矿企业、轮船火车、电报电话、新式军队以及学会、学堂、报刊、商会、社团、政党、内阁和宪法大纲等近代中国社会中新的现代化因素,使许多怀抱“改革兴国”之志的国人都认为中兴有望,改良论者因此给予很高的评价。

但这里走入了对现代化认识的误区,以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作用”,物资丰富,国力提高就等于现代化,这是对生产力归根到底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的理解。

实际上,所谓现代化至少应当包含产业的机械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公开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等等。

而对于孙中山所提出的革命，是建立在流血革命，暴力革命的基础之上的。

一旦革命拉开序幕，便意味着在革命的时期中，经济的发展必定受到相应的牵制和影响。

从统治阶级来看，著名的西太后曾作为“总设计师“，封建贵族阶级为辅助，推行了前后两度、长达五十年的“改革”。

这一场在近代中国所推行的改革，虽然
带来了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事业在中国的出现，但因这一场改革开放乃是旨在维护大清朝的专制统治，维护的仍是已经走上末路的君主专制制度。

而革命派的带头人都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或者知识分子，在当时的中国，这些人仍是小众，同时，他们所坚持的革命中所针对的“国民”，主要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不是广大的劳动民众。

综上所述，革良和革命的区别是改良是自上而下,由封建统治者发起和领导的,而革命是自下而上,由人民群众自发进行的。

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和革命，也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历史证明，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下，改良方式在中国并没有行得通，而革命派有些理论和认识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因此才会最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宣告革命失败。

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继承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联系中国国情，考虑发展实际，以工人阶级为主要斗争力量，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领导中国广大人民用革命的方式，才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反动统治，进而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才能进一步建立新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昂首阔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