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23～1790）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
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
亚当·斯密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是律师、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寇克卡迪的海关监督，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去世；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Strathendry）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的女儿，亚当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
主要领域：政治哲学、伦理学、经济学著名思想：古典经济学、现代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受影响于：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哈奇森、休谟、孟德斯鸠施影响于：马尔萨斯、李嘉图、密尔、凯恩斯、马克思、恩格斯、米尔顿弗里德曼《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该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
亚当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主义学说。
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
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
亚当·斯密（分工理论）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
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
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
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但是如果自由竞争受到阻障，那只“无形的手”就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
因而亚当斯密相信自由贸易，为坚决反对高关税而申辩。
事实上他坚决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
他声言这样的干涉几乎总要降低经济效率，最终使公众付出较高的代价。
亚当斯密虽然没有发明“放任政策”这个术语，但是他为建立这个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理论背景亚当·斯密的哲学观点来源于同时代的牛顿的自然哲学，自然界的秩序即机械论者的宇宙。
牛顿发现了统一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18世纪的道德家也仿此提出了几条定理，试图用相同的方式统一道德和社会交往准则，这个准则能够使人们分辨是非，并且选择正确的行动。
而这样的行动会在人的利已和利他之间选择，建立完美的平衡，有助于社会福利。
学说精华国富论中的哲学基础说明要获得协助，不能只依赖他人的同情心或利他主义，还要靠激起他人的利己心来实现。
“请给我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
”换言之，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主要是利己心而不是同情心或利他主义。
作为一个经济原动力的利己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交换的基础。
要从别人那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必须给别人以他所需要的东西。
于是，就有分工、有交换、有价值、有货币等等现象产生。
人们在利己心的支配下做各种劳动，从而构成了私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源泉。
将利己心看作人的本性，将经济活动看作利己心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一切经济现象是客观的，都受某种自然规律的支配。
既然利己心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赋予的，追求个人利益就成了自然之理，对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就不应限制，亚当斯密认为私利与公益似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一步一步趋向和谐与均衡，此乃自然秩序的本质。
社会评价从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可发现：以前学者多研究经济现象，所称经济学不过是特定时代、特定场所的经济政策，亚当斯密以”人性”为出发点，把普遍性带入了经济学的领域，使之成为社会科学。
以前学者以增加人民财富作为富裕国家的手段，亚当斯密则确立以改善人民生活为主的经济学观念。
将”国富”的标准，由不生产的“货币”与仅生产“纯产物”的农业，引入以国民每年劳动生产“物品”总量的增加，亦即国家所拥有全部交换价值总额的增加为标准。
亚当斯密积极倡导“自由放任”和排除政府干预经济事务，促进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实现；一八四六年及１８６０年，“谷物条例”（对进口谷物征重税的法律，１４３６年实施，１８４６年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予以废除）与“保护关税”即相继被废除。
作为一位“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亚当斯密对工商业者的工作甚为赞赏，但对他们的动机不无怀疑。
他批评制造业与贸易者抱有专利的企图，并谓其利益“从未与公共的利益协调……..通常都在欺骗并压迫公众。
”“任何由工商业者所建议的新法律，或者新的规章，都应对之特别小心，都不应该不经过长期的、慎密的考虑而即予采用。
”同时，亚当斯密对于这群人总想联合起来，以避免彼此间之竞争的企图也从未忘怀。
他曾如此说：“同行同业的人士是很少会集合在一起的，甚至就是为了娱乐，他们也很少会这样做，但是，只要他们在一起聚谈，则最后产生的必是一种对大众不利的阴谋，或是一种哄抬物价的勾当。
”他对农工大众的利益颇为关怀，同情工人，认为合理工资对占社会多数的工人是必要的。
“……各种各类不同的工人，在整个政治社会中占其多数……凡足以改善多数人之生活，便永远不能视为有害于社会全体。
……当社会最大部分的分子穷苦无依，则那个社会断然不能昌盛而安乐，是以凡耕种五谷以养人、缝制衣服以衣人，及建筑房子以居人者，应使他们本身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内获有一部分的产品以勉资自养、自衣自居，毕竟是最公道不过的事。
”“政府不干涉”对亚当斯密而言，不过是个普通的原则，而不是一条绝对的原则。
除政府三任务外（一、巩固国防，以防止外力的侵犯。
二、建立司法组织，以维持社会治安与公道。
三、创设公共工程制度，以补救私人企业之不足。
），他还赞成政府管理邮政、合法限制利率、国民义务教育，及一切自由业或信用业的执照考试等。
他也同意用公共规章以保障国民之有形安全，像是采取卫生措施以预防传染病的蔓延。
亚当斯密心目中的政府，不是无为的。
他心目中的自由，不是无条件的。
他曾明白表示：“若一小部分人侵犯天赋的自由权，…….足使社会全体有蒙受危险之于，则可以并且应用政府法律来加以抑制。
这与政府之为自由政府或专制政府无关。
”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因开创了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而称著于世。
原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直至20年代末仍信奉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保护主义对于国内的经济繁荣与就业增长一无可取。
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 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出版时，凯恩斯一反过去的立场，转而强调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相信保护政策如能带来贸易顺差，必将有利于提高投资水平和扩大就业，最终导致经济繁荣。
凯恩斯认为，传统贸易理论以各项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已经充分就业为前提，宣扬按照比较成本原理进行贸易，既有充分就业，又享分工之利。
但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一前提，而却经常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如果一国按照传统理论自由贸易，虽可从事有比较优势部门的专业化生产，取得某些分工之利，但放弃或缩小比较优势不大或无比优势部门的和平，则必然是失业更趋严重。
故凯恩斯断抗议传统贸易理论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
他还批评传统理论只注重分工的利益和强调对外收支均衡的自动调节过程，而完全忽略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就业的影响。
认为就一国而言，后者较前者更重要，因为顺差能增加收入，使资金流入，利率降低，投资提高，就业扩大；反之，"若为逆差，则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
"由此，凯恩斯赞成贸易顺差，并重新推崇起重商主义，认为"重商主义，学说里含有入学真下成分。
"不过在肯定重商主义某些观点的同时，他也承认"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只仅限一国，不会泽及全世界"。
在《通论》中，凯恩斯由投资乘数原理出发，对贸易差额与国民经济盛衰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
除《通论》外，凯恩斯另外两部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是《论货币改革》（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和《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 1930）。
这两部著作是其研究货币理论的代表作，但均未能脱出古典货币数量论的窠臼。
相关信息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赞同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而凯恩斯却反对这些，提倡国家直接干预经济。
他论证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目标；他的这种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思想后来成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后来的宏观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凯恩斯的《通论》的基础之上的。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讨论投资引诱。
投资引诱理论是他的就业通论的最重要的部分。
按照凯恩斯的看法，只有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超过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过重置成本，继续投资才是有利可图的，才能对资本家产生投资引诱。
面对大萧条时需求不足和严重的失业现象，凯恩斯在《总论》中提出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政府可以通过建设桥梁、大坝等公共项目，雇用失业人员。
这批人就业后用领取的工资购买食品等货物，从而刺激了对这些货物的需求，生产这些货物的厂家又会雇用更多的人。
这些就业人员又刺激了另一轮的需求，增加了另一些人的就业。
社会评价1998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在150名经济学家的投票中,凯恩斯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排名第二)。
1936年2月4日,凯恩斯的代表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这是“凯恩斯革命”的核心文献)的出版,立即在大危机后惊魂未定的西方世界引起轰动。
西方学者对此评论道:“凯恩斯是在致命危机威胁资本主义世界时挽救和巩固了这个社会。
”有的学者把凯恩斯的理论比做“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一样的革命”。
弗里德曼出任财政顾问1941至1943年，他出任美国财政部顾问，研究战时税务政策，曾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税赋政策，并且也确实协助推广了预扣所得税制度。
在他的自传中，弗里德曼曾描述1941至43年为罗斯福新政工作时，“当时我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
随著时间过去，弗里德曼对于经济政策的看法也逐渐转变，他在芝大成立货币及银行研究小组，在经济史论家Anna Schwartz的协助下，发表《美国货币史》鸿文。
当时他挑战主张凯恩斯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观点，抨击他们忽略货币供应、金融政策对经济周期及通胀的重要性。
他任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逾30年，力倡自由主义经济，并与徒弟徒孙，打造出著名的“芝加哥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