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百姓酒馆”老板娘的本职工作是在“天涯别院”开黑店，业余爱好是读洋书。
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虽然这年头读洋书读不出名堂来，但总归是个爱好，说不定将来有用也未可知。
人有爱好，心就不老。
看到老板娘十年前这篇心得体会写得还不错，就把它贴到这里来。
谁要是对老板娘的观点有不同意见，想论战一把，胡扯奉陪到一半。
管你对错，在胡扯笔下，你肯定不对。
因为老板娘总是对的。
正文如下：在一定意义上说，整部西方哲学史就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相互对立冲突的历史。
在这场长达两千多年的明争暗斗中，或许是由于作为西方哲学之源头的古希腊哲学的产生本身就是基于对史前神话世界观的理性否定，理性主义虽一度遭遇了中世纪神学的钳制，从总趋势上说仍是占上风的。
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认识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理性主义的至上地位愈加巩固。
但是被几番放逐的非理性主义却从未甘于沉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串不和谐的音符骤然响起，非理性主义以狂飙突进之势席卷而来，继人们摧毁了上帝的祭坛，理性的祭坛也终于开始瓦解了。
这不是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事实上，非理性主义的重新崛起给整整一个世纪的哲学思维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免产生疑问：如果说，非理性主义的滥觞植根于人类的愚昧顽劣，那么在自然科学经历了历史性变革的二十世纪，它又为什么得以沉渣泛起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非理性主义的崛起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然而，仅凭一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把这一广阔而深刻的文化现象看的不言而喻，又未免失之笼统。
我认为，若想真正做到深刻而完整地把握非理性主义的精神实质，我们首先必须用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认识非理性主义产生的根源，这应该是一种更为直接却也更为深刻的视角。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思想史的中心事实便是宗教的没落，它结束于人们亲手埋葬了上帝的世纪之交。
或许可以这么说，二十世纪是自由人的世纪，而真正自由的个体是不需要任何关于终极真理、超越原则的神话的，不论它是神性还是理性－－这是否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呢？现代人这种孑然独立、无依无靠的自我意识与非理性主义的兴起是否有某种内在的、必然的在全球各民族形成之初，各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心理特质，并进而影响其思维方式的形成。
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亦是如此。
地中海地区贫脊多石的土地，潮湿温热的气候，从未使农业的丰收成为希腊人稳定而可靠的希冀，因而也不可能象东方（特别是中国）一样建立起安居乐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业文明。
相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变化莫测的自然、颠踬流离的冒险，都使希腊人对于外在自然的崇拜，恐怖多于爱戴，愤怒超乎敬畏，进而发展为把自己摆在与自然相对立的另一方。
在这一尖锐的冲突中，一方面，人类发现并赞美自己反抗自然的力量－－正是在这里，主体骄傲地从客体中独立出来，“自我”获得了第一次觉醒－－另一方面，自然强大的威压又给希腊人刚刚萌生的自我意识注入了强烈的悲愤感，于是乎，人与自然的对立就演化为神话中英雄对命运的抗争。
在神话时期，自我意识作为人类对于自身的本质特点、生存意义以及存在的价值与地位的自我反思，还没有从形而上的高度得到清晰而明确的回答。
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更多的是通过他们的神话，通过英雄悲剧表现出来的。
很显然，在英雄与命运的冲突中，希腊人偏爱的是他们的英雄。
英雄不是神，而是神和人的后代，这半人半神的英雄具有雄伟的体魄、充沛的精力、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希腊人创造出英雄就是为了让他们代替自己去反抗命运的淫威，他们赞美英雄的胜利。
然而，强烈的悲剧感又使他们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命运的强大不容抗拒。
于是在冲突中，英雄往往以失败告终，他们被放逐，被诅咒，被捆绑于高高的崖壁之上，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可是希腊人并未因此减少一分对于英雄的崇拜，他们告诉我们：这一切与英雄无关，这一切只是命运预先设下的陷肼。
俄狄浦斯并不象弗洛伊德附会的那样只是今天男孩子们仇父恋母情结的代名词。
在古希腊人那里，俄狄浦斯，这斯芬克思之迷的解答者，他的悲剧最初也是最直接表达的正是人对命运的无能为力。
这样，神话时期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便呈现在我们面前：英雄－－人－－是命运的受难者！由此出发，更加深了古希腊人对于命运的怨恨，我们注意到，在古希腊美人林立的神话里，命运女神却被描绘为丑陋的老太婆，而且还瞎了眼－－瞎眼，多么天真幼稚而又多么形象的譬喻，还能找到什么描述比这更恰当地表现命运莫名其妙、不可理喻、荒唐无理－－非理性的一面吗？命运这种非理性的表现在西绪弗斯遭受的惩罚中更为明显。
由于冒犯了众神，西绪弗斯被判处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石头却因自身的重量滚落下来，于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在我看来，西绪弗斯的痛苦远远大于那盗火者，因为命运加于他身上的苦役是那样的永无止境，却又是那样的一无用处。
加缪把西绪弗斯称为“荒诞的英雄”，其实他根本算不上什么英雄，而只是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个罪犯，一个囚徒，然而希腊人那充溢着纳克索斯情结的自我意识，使他们拒绝把那块象征着一切罪恶、责罚、苦厄的巨石仅看作西绪弗斯的应得之罚，在他们眼里，巨石的存在更多的是命运阴险与恶毒的铁证。
“什么都行，就是不能作个失败主义者”，尼采的狄俄尼索斯如是说。
正是如此，肩扛巨石的古希腊人把一切推诿给了命运－－那荒唐、瞎眼、非理性的命运。
那么，希腊人果真没有向他们的敌人做任何妥协吗？微笑的狄俄尼索斯对我们摇了摇头。
在罗素的眼中，酒神崇拜只是由于理性的可厌、道德的沉重和秩序的奴役在希腊人的思想、感情、行为方面引起的一种反动，我则认为，•如果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剖析其实质，酒神崇拜根源于英雄主义的希腊人在自然面前精心伪装的妥协。
事实上，在剑拔弩张的对峙中，•赫西俄德们一直眷恋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黄金时代”。
于是，当春天来临，天地氤氲的时刻，•酒神祭祀的神秘氛围，使人放弃了素日与奥林匹斯山相对峙的阵地，神也一改往日的威严，摇身一变，成了个放浪形骸、•半人半羊的美少年。
在狄俄尼索斯的魔力下，人对自然的恐惧化为乌有，“许久以来被疏远了的或被抑制了的自然本身，也再度升起，•并庆祝她和她的败家子－－人类－－之间的调和。
” (1) 这样，希腊人通过使自己陷入颠狂、迷醉、忘我的（非理性）情境，•以自身的“融入”向那不可捉摸的自然做了妥协。
由此，非理性主义以一种原始情绪勃发的形式占据了希腊人的心灵，•就连罗素也承认：“他们似乎从传统中，从幼年时代就保存着一种更为原始的思想感情的方式，•这种方式常常在严重的关头很容易占优势。
”(2)或许可以用罗素的话为我们对非理性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的回顾划上句号，我们已经看到希腊人是怎样从他们那英雄主义因而也是慷慨悲壮的自我意识－－人是命运的受难者－－出发，一步步走向非理性主义的。
不过罗素的这句话还有一半，他首先肯定的是在全盛时期，“有教养的雅典人明确的自觉的心理过程”(3) 是理性主义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这使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贤哲时期”的古希腊人，当然，还是要从自我意识入手。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贤哲时期”的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都变得乐观起来。
这自然可以从当时的社会存在中得到解释：生产规模的扩大、城邦的繁荣、奴隶主民主制的确立和巩固，这一切都增加了希腊人在自然面前的信心和勇气。
赫拉克利特早已把桀骜不驯的“命运”改造成合理性的可以为人所认识的“逻各斯”，普罗泰戈拉更是一改“神话时期”对于外在客体力量的悲观认可，把主体地位抬到了宇宙的中心。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在这里，自我意识获得了第一次形而上的概括，第一次就这样傲气十足，原先总与人相颉颃的客观世界现在连存在与否也要听凭人的主观感受，这是何等的自信啊！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命题”（黑格尔语），与其说它是非理性主义的，不如说它包含着走向理性主义的契机，正是普罗泰戈拉对主体地位的高扬开启了通向理性之神殿的坦途，而这一转折却是从他的论敌苏格拉底开始的。
后者显然要清醒许多，他告诫人类：“认识你自己”，你就会发现你一无所知，他给普罗泰戈拉那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的人加了一个限定词，认为只有“思维着的人”才能作为万物的尺度。
不过，这并不等于苏格拉底贬低了人，事实上他只是抬高了理性的人，只有到了柏拉图，人的理性才被摆到至上的地位。
对于柏拉图本人来说，理性的清醒简直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功能，可是，如果他想使之成为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首先就必须使人们相信他所推理的对象－－观念－－要比他自己的个体或是构成他的世界的个别事物来的更真实。
那么，柏拉图的“人”又是什么呢？－－人，这个用两只脚走路的没有羽毛的动物，不过是理念不完善的摹本罢了。
如果说赫拉克利特曾隐晦地暗示能够认识“逻各斯”的只有少数“高贵者”，那么在做过几天克拉底鲁学生的柏拉图那里，分有理念的多少已成为判断人之优劣的依据，这是人类第一次为等级制所做的理论论证，自我意识不再是浑然一体，人类存在的原始完整性也受到了分割，哲学王的神话确认了理性对非理性（意志、激情、欲望等的）统治。
于是当亚里士多德喊出：“人是理性的动物”时，狄俄尼索斯已经无话可说了。
事实上，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理性的希腊人对其非理性祖先的背叛，也许应被视为一种进化。
作为西方历史上第一群思想家，他们发现了绝对的以及抽象的事物，发现了永恒的本质、形式和理念，而这等于是理性功能的最初显现和分化，对这项发现的浑然陶醉使得他们坚信自然是可以被认识的，只要你运用理性！那使西绪弗斯殚精竭虑的“巨石”早已碎为齑粉，他们还有什么必要非得躲入非理性主义的荫蔽之下来逃脱罪责呢？这样，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第一次交锋，就以后者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了。
二严格说来，非理性主义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是在基督教的教父们那里。
不过它的孕育和萌芽甚至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时期。
这一阶段，城邦愈见衰颓，城邦意识所能提供给希腊人的向心力和光荣感也因而失去依托，随后，罗马统治带来的社会动荡与连年战祸，更使人们意识到：人类并不象柏拉图所说能够活在永恒之中，正相反，人的存在极其有限。
那么，人的理性，它难道不与人的存在一样也是有限的吗？既然理性再也不能把握终极真理，我们该相信什么呢？哲学家又该如何安身立命呢？这种充溢着强烈的有限感和失怙感的自我意识使第欧根尼退缩到一只桶里，使皮浪羡慕猪的生活，又使裴洛和普罗提诺遁入神秘主义之中，失去了根基的希腊人焦急地寻找新的依托－－他们找到了上帝。
从本质上说，基督教虽然显示出强烈的希腊和新柏拉图派哲学的色彩，毕竟还是属于希伯来精神这一面的。
而希伯来精神的底髓－－就我们从《圣经》中体味到的－－乃是一种深重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并不局限于个人的存在中关乎道德行为的一隅，而是贯穿了人类整体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