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国时期公孙氏政权对辽宁地区的历史功绩摘要：在各股势力逐鹿中原的动乱时期，公孙氏政权利用辽东地区有利的地理位置盘踞在此。

在其统治期间，采取打击豪强，设置州郡，开拓领地，招抚流民，招徕贤士等一系列政策，不仅有利的保卫了辽东地区的社会稳定，还有利的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且在海上交通和民族关系方面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可见，公孙氏政权在东北地区发展，尤其是辽宁地区发展的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有着卓越的历史贡献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关键字：公孙氏政权，设置州郡，民族政策，招贤纳士，海上交通东汉末年，中原动荡，战乱频发，统一的封建王朝被各地兴起的封建割据势力所替代，公孙氏政权也是当时兴起的封建割据势力之一。

从公元一八九年至二三八年，即公孙度割据辽东，历经三世四主，共统治辽东50余年。

尤其是在公孙度、公孙康父子统治时期，利用辽东有利的地理环境偏居一隅，佣兵独立，不参与中原混战，保境安民，安抚四周少数民族，并实行一系列有利于辽东发展的政治经济政策，对辽宁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打击豪强，稳定政权东汉以来，地方豪强的势力日益膨胀。

势力强大的世家大族勾结官府，横行乡里，兼并土地，持强凌弱，此状况已成为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一大时弊。

辽东地区豪强也是如此，官府不敢追究。

中平六年，公孙度出任辽东太守。

由于他出身玄莬小吏，不被辽东地区豪强所重视，公孙度为加强在该地区的统治，对豪强大族严加惩治。

首先，“先时，属国公孙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为伍长。

度到官，收昭，笞杀于襄平市。

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无恩，皆以法诸，所夷灭百余家，郡中震栗。

”[1]自世家豪强被灭门百余家后，剩余郡中的豪强大族都人人自危，均因惧怕公孙度的强硬手段而纷纷屈服。

另外，有豪强因不满公孙度的统治，或恐惧遭到公孙度的迫害，而逃往他处，但一经发现，立即遭到公孙度的派兵追捕和严厉的惩治，“故河内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恶度所为，恐为所害，乃将家属入于海。

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诛其宗族。

”[2]在世家豪强势力已经成为阻碍政权发展这一历史时弊中，公孙度采取这一系列政策，不但有力的打击了与公孙氏政权相抗衡的敌对势力，巩固了公孙氏政权在辽东的统治，还有效的遏制豪世家强的势力，间接整治官吏，为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社会基础。

二、设置州郡，开拓领地到东汉末期，汉武帝所置的四郡范围大大缩小。

而公孙氏政权盘踞辽东后，重新建立新的管辖制度，并积极开疆扩土。

公孙度初任辽东太守，只领有辽东一郡，为加强辖治又分割其统治区域，公孙度采取一系列政策。

一方面，于初平元年始，从辽东郡中划分出辽西郡、中辽郡。

由公孙度亲自管辖辽东郡，而辽西郡与中辽郡由其亲自委任太守实行有效管辖。

另一方面，公孙度派兵自旅顺越海占据山东省登州半岛部分地方，且收东莱诸县，分别是黄县、掖县、蓬莱等地，并设置州刺史，后又逐渐领取对乐浪郡与玄莬郡两郡的统治。

至此，公孙氏政权管辖辽东郡、辽西郡、中辽郡、玄莬郡、乐浪郡五郡，并占有山东半岛部分地方，便有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之势。

公孙度当时拥兵数万，雄踞辽东，成为东北最强大的势力。

此外，公孙度为进一步加强政权统治，首置平州，自称辽东侯，平州牧，州府设在襄平，并使其成为公孙氏政权的统治中心。

公孙度设立平州的意图是由于管辖的区域扩大，为了方便管理，可以使其以平州牧的身份，指挥与管辖所属各郡，有利于政令，军令的统一。

在公孙氏割据开始建立平州，之后的魏晋也沿用这一制度，西晋太康十年复置平州，分幽州的昌黎、辽东、玄冤、乐浪、带方五郡属平州,州治依然设在襄平, 成为管辖东北地区州刺史一级的地方行政设置, 以后各朝又沿袭了一段时间。

此措施有利于东控朝鲜半岛郡县的安全，也有利于招徕远方的朝献者，还可起到北扼肃慎、扶余，西治东胡，入贡中原，维护通道的作用，以此保证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通畅。

虽然辽宁表面是中国一隅，但其八方通达，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部分之一。

再此后如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燕、前秦、后燕、北燕、后魏、北齐、北周等诸国均置平州。

可见，公孙度这一措施不仅在当时达到巩固公孙氏政权的目的，还为后世一些王朝加强对东北的统治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

公孙度去世后，公孙康继承父业，于建安十四年，整顿内部，安抚四夷，并将势力范围延伸至朝鲜半岛，在屯有县以南设置带方郡，即包括带方、列口、南新、长岑、提奚、含资、海冥等，此时就由原来的五郡增加至六郡，其统治范围北至鲜卑，扶余，东抵高句骊，东南至朝鲜半岛南部，南到大海并隔海领有山东半岛一部分，西抵滦河流域。

至此，公孙氏政权雄张海东，威服外夷，俨然将公孙氏政权发展到鼎盛时期。

在此，要格外提出带方郡设置的突出贡献，其在魏灭公孙氏政权以后，仍被沿袭，直至西晋未改。

证明带方郡不仅有上文所说的扩大了公孙氏政权的势力范围的贡献，还起到了恢复朝鲜半岛上的汉代郡县之旧，为后来魏晋时期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曹魏时期，带方郡成为海中倭国与中原沟通的纽带，客观上也带动了辽东地区的海外发展。

三、开发辽东，发展经济中原战火连绵不断，辽东地区社会相对安定，中原地主大姓携带宗族、宾客、徙附组成庞大的迁移队伍，还有大批流民和士人，自中原各地奔至辽东，公孙度积极招徕，妥善安置流人，使得辽东人口急剧增多。

辽东地区自古地广人稀，大片肥沃土壤尚未开垦，稳定的公孙政权引来的大量中原人口，充分解决了其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中原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耕种器具，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推动了辽东的经济的发展。

在辽东地区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其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也有显著的发展。

在公孙氏政权统治期间，辽东地区利用本地丰富的物产资源和边境的乌丸、扶余等族以及鸭绿江的朝鲜、真番开展贸易往来，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而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主要是以辽东郡南部沿海为中心进行海外贸易。

在公孙渊执政期间，公孙氏政权与东吴政权为抑制曹魏政权的进一步发展而建立政治联盟，实际从客观上也促进了辽东商品贸易的发展。

双方以方土所出进行互市，辽东地区素来盛产马匹、貂皮和其他特产，而东吴则以金宝珍货、丝质纺织品相换，此举大大丰富了辽东地区的物产，对促进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由此可见，在中原地区动荡，黄河流域经济凋敝，饿殍遍野，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公孙氏政权可以利用辽东的有利条件，积极招徕和安置流人，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开发辽东，促进其社会安定的措施，有效的维持了辽东当地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繁荣，也是公孙氏政权在辽宁地区经济开发史上重要的贡献。

四、招贤纳士，发展文化辽东闭塞，文化不振，公孙氏政权趁中原变乱，积极招纳有识之士，其中不乏邴原、管宁、王烈、国渊、刘政和太史慈等重要之士。

公孙度对避难辽东的贤士热忱接待，虚心请教，对同意为官的问以政事，委派要职。

有记载在公孙度统治期间，太原王烈“举孝廉，三府并辟，皆不就。

遭黄巾、董卓之乱，乃避地辽东。

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孙度接以昆仲之礼。

访酬政事……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

建安二十四年终于辽东, 年七十八。

”[3]此记载说明公孙度有用人之能，使得众多有识之士聚集在辽东地区，积极协助公孙氏政权的发展。

而对无意为官的人，也极力结交，关心备至，许他们以讲学为业。

不仅使文化落后的辽东兴起“讲述礼乐，吟咏诗书”之风，还促进了儒学在辽东地区的传播。

邴原开馆讲学, 就学的人很多，于是游学之士, 教授之声不绝；国渊是经学大师郑玄的弟子，笃学好古，在辽东常讲学予山岩，士人多推慕之；管宁在辽东广收门徒，讲学达37年之久，将其毕生精力都奉献给辽东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王烈在辽东以典籍育人，建立学堂，敦崇庠序。

由此可见，避难诸贤在辽东地区积极传播中原的先进文化，致力于教书育人，促进了辽东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另外，众多贤士还将知识的传授与道德普及、社会风气的转化相结合，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用封建道德教化民众。

邴原“曾尝行而得钱，拾以系树枝，此钱既不见取，而系钱者愈多，问其故，答者谓之树神，原恶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辩之，于是里中遂敛其钱以为社供。

”[4]此事反映出邴原用自己的亲身示范和说教去达到教化育人的目的。

而管宁居住在屯落，人多井少，汲水器不足，人们往往因此争斗，管宁因此买许多器具分置在井旁，汲水者得而怪之，一问方知是其所为，都感到羞愧，不再争斗。

由此可见管宁利用文化的启迪教育和其身体力行的引导，使得众人儒雅明礼，改变粗陋之习。

这与公孙度重士礼贤是分不开的，其使贤者传播了先进文化，促进了辽东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和社会风气的好转，这也间接成为公孙氏政权在辽宁地区文化发展和秩序的安定上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五、促进海上交通发展公孙氏统治期间，辽东地区海上交通得到良好的发展。

一方面，齐鲁贤士及流民越海来到辽东，使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渤海湾之间的水上交通进一步开辟兴盛起来，此通道虽自古就有，但直至公孙氏割据辽东后，才进一步开拓以襄平城为中心的渤海湾内外交通线，使得齐鲁与辽东之间这条交通线发自山东掖县北莱州湾的三山浦，向北舟行经庙岛群岛海峡，到达辽东旅顺口老铁山渡口登陆，再北行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沓津，由陆路直趋襄平。

至此，这条航线历经汉魏、晋、唐、辽、金、元、明、清两千年历久不衰。

另一方面，辽东地区与江左之间的海上交通得以开辟并迅速发展起来。

吴立国江左后，形成三分天下其中有一的政治中心，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孙吴为牵制北方的曹魏政权，迫切希望与公孙氏政权取得交通往来。

正因如此，江左与辽东的频繁通使，使得江左与辽东地区的直通航线得以开通。

该航线从建康沿长江东下，在长江口北端海门附近之料角转向北行驶，傍黄海海岸北行，绕过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角，再入登州大洋，即威海、烟台北部海域，再沿庙岛列岛北上，渡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也就是马石津。

此航道的开通，大大便利了两地的海上交通，且成为日后各朝的重要海上交通线路。

公孙氏政权对渤海湾内外航线的开辟与发展，促进了辽东地区与中原地区及江左一带交通的发展，加速了辽东地区与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为辽宁古代交通史做出卓越的贡献。

六、推进民族关系改善公孙氏统治期间采取以安抚为主，军事为辅的少数民族统治政策。

东北地区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公孙氏政权与三郡乌桓接壤，东北与鲜卑、扶余、高句骊为邻，几乎处在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

东汉末，三郡乌桓强势，高句骊乘时而兴，时常侵扰辽东，而在公孙氏政权统治期间，公孙度为摆脱乌桓、高句骊左右夹击的处境，采取东伐高句骊，西击乌桓，至此威行海内，很好的控制了形势。

而在与扶余的关系上则采取和亲的方式，即妻以宗女，使之归附于己，以密切了与其关系。

可见，公孙度对少数民族恩威并用，但更多采用安抚和好的方式。

至此，在公孙度统治期间，与少数民族关系较为和谐安定。

公孙氏政权这一民族政策，有效地保卫了辽东地区的安全，保证了辽东地区的安定，也较好的解决与各民族的关系，加强了辽东与各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