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张天翼讽刺小说的贡献与文学史意义摘要张天翼对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文学贡献与文学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执着于审丑的创作倾向；二、现代小市民社会中层系列形象的提供者；三、对中国讽刺小说表现艺术的丰富；四、中国现代讽刺小说史上承前启后的桥梁。
关键词：审丑中层市民讽刺艺术承前启后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要了解一个作家的地位和特色，最好是把他放在特定的文学发展的总体格局中进行比较性的考察。
”张天翼是中国现代讽刺小说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在中国讽刺小说历史的大背景中，张天翼对中国讽刺文学格局的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中国讽刺小说提供了哪些新的质素？一执着于审丑的创作倾向张天翼讽刺小说题材极其广阔，“……在中国新近的作家中间，能包含这样广阔范围的人生的描写是不可多得的，……中国社会中最明显最主要的几部分——军队、党部、土匪、农村、内乱、汉奸、学校、工人、孩童……等等，各方面一一都描写到了。
”他的小说几乎穷尽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是“中国人性格中的劣性人物。
”在3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当作家们都倾向于塑造正面人物来弘扬积极的民族精神之时，张天翼却避开了对庄严与美丽的摹写，而执着地选择了审丑。
张天翼倾向于表现否定性的主题。
讽刺小说“在笑声中包含着明确的批判态度和否定的评价，在笑声中烧毁着一切无价值的、虚假的、丑恶的东西。
”而张天翼有一根超敏感的喜剧神经，对生活中的矛盾现象、可笑的人和事比一般人敏感，讽刺的兴趣也较常人浓厚，因此其小说都是抨击社会政治腐败、暴露种种文化弊端、记录凉薄世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等等，总之都是否定性的主题。
张天翼专注于对否定性人物的塑造。
“讽刺作家对别人的愚蠢与缺陷不但有超乎寻常的敏感，而且总是不能自已地要将这一点表现出来。
”在大多数讽刺文学作品中，作者在否定丑类的同时，往往也会建构理想人物。
如《儒林外史》在批判儒林群丑的同时也塑造了如王冕、杜少卿等寄寓理想的正面形象。
和张天翼同时代的老舍，在塑造汉奸、流氓恶棍等否定型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理想人格的代表，但在张天翼的讽刺小说中却几乎没有正面形象。
毅力超人、理性过人、有着崇高信仰的革命者在他的讽刺小说中是看不到的，即使偶有涉及，如“小瘪嘴”（《算命论与宿命论者》），读者也只能推测他该是一个革命者，小说中的他只留下一个模糊面影，张天翼只是把他当作陪衬背景而并不着力塑造，小说着力塑造的是革命人流中的庸俗人：或因惧怕革命的污秽和鲜血而转向，或仅有革命意识不肯践行，或沉溺于旧生活没勇气向新生活迈步；或打着革命幌子从中谋取权势和利益。
普通凡人更是等而下之，平庸世俗、蝇营狗苟、追名逐利是他们的人生本相：趋炎附势的小职员，敲诈农民的佛教中人，被贪欲吞噬良知的女人，以妻子姿色为自己晋身铺路的丈夫，用自己女儿去巴结权贵的卫道士、不学无术道德沦丧的教师，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谄上欺下的乡村地痞，庸俗空虚的小市民等等丑类，一一曝光；“在张天翼的小说里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的：他所描写的全是中国人性格中劣性的人物。
我没有找到一个具有伟大性格的描写。
”对此，有关论者表示出遗憾：“中国人虽然在现在的世界上已公认为一个没落的民族，但我相信民族性中间还有几点值得称赞的性格——尤其在天真纯朴的老百姓里面，和后生可畏的年轻人里面。
即使劣性多于好的性格，文学的使命却是创造伟人的性格来感化人群的，我觉得现代的作家们在暴露罪恶和劣性之外，应该创造伟大可敬的性格来感化一班劣性的国人。
”进而提出：“希望极有能力的作家如张天翼应该开始向这方面去努力。
”这个担心其实是有些多余。
文学的审丑与审美功能具有同等意义，苛求作家一味审美会抹杀文学表现的丰富性，而对张天翼本身来讲，“审丑”恰恰就是他讽刺的个性所在，强求他表现不敏感题材会扼杀其创造个性。
“张天翼贡献于左翼文坛的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杰出的喜剧才能，具有一种独特的喜剧思维和喜剧眼光，总能在那些冠冕堂皇的事物里，翻出它们令人作呕的底牌来，引人发出鄙视的笑、讽刺的笑，甚至带血带泪的笑。
”不去为黑暗时代粉饰点缀，这就是张天翼审丑的文学价值所在。
二现代小市民社会中层系列形象的提供者市民世界成分驳杂，喜剧因素较多，把目光聚焦于市民社会几乎是古今中外讽刺文学的传统。
30年代作家中写市民社会的不在少数，如茅盾关注于上层社会“冒险家”的搏杀，而对市民社会的中层却有所忽略；老舍被称为“市民世界的诗人”，他通过塑造市民形象展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因子的批判；而张天翼则创造出一个“现代市民社会”。
老舍的市民社会的活动区域集中在北京皇城，弥漫着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氛围；张天翼的市民社会地处沿海商业文化地区，带有更多殖民地文化的现代色彩，充溢着“唯利是图”的生活观念。
张天翼的市民形象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间阶层，机关里的小科员、办事员如云守诚、陆宝田，大户人家的门房如老包，小高利贷者如长丰大叔和长生奶奶，小知识分子如猪肠子等，他们年龄、职业、身份各有不同，但却都充满了市侩的气息：凡庸、无聊、追名逐利、虚伪、势利、贪婪、俗气。
他们总想在社会中能够前进一步，千方百计向上爬，但又总是受到各方面力量的挤压，要么爬不上去，要么暂时爬上去最终又被抛掷。
张天翼写中流社会的各色人物，叙写他们困窘的生活，捕捉他们生活中的喜剧性，通过这一特定的人群表现出时代的特点。
由于张天翼着力于中层市民塑造，其笔下的很多人物已经成为使人过目难忘的艺术形象，如黄宜庵、邓炳生、陆宝田等角色，各个栩栩如生，牵动读者的心脉。
能否为文坛提供新的人物形象常常是我们判断一部作品、一种文学是否具有开拓性的一个重要标准。
塑造中层人物形象不但使张天翼的讽刺文学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而且也显示了创作主体的批判审视目光由“上层社会的堕落、下层社会的不幸”向中层社会的尴尬转移，把文学反映的市民人生开拓到更加广阔的层面。
三对中国讽刺小说表现艺术的丰富中国现代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在学习借鉴西方近现代小说艺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继承和现代转化重视不够。
中国传统讽刺小说重在铺陈故事，虽然故事委婉，但构架单一，意蕴浅露。
中国现代小说从基本格局到叙述方式主要接受外来影响，摈弃了章回体的格局和说书人的俗套，叙述方式也成为作家自觉主动的美学追求。
在中国三四十年代，张天翼对现代讽刺小说叙述方式的把握和运用是相当富于创造性的。
他博采传统与现代艺术手法之长而合理运用，对中国传统小说进行了审美重构和现代转换。
他融汇了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和现代小说的艺术技巧，同时旁涉其它艺术门类加以糅合，加上聪颖、敏感的艺术感悟，丰富了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表现艺术。
张天翼的讽刺小说最突出的成就就是确立了“中西兼容”的小说美学结构。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传统讽刺小说叙事模式上以写事为中心，而以写事为中心极易造成冗长，张天翼在讽刺小说结构上则极力摆脱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有意淡化故事，以塑造人物形象为核心，辅以场景化、漫画化的叙述方式。
他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如电影、漫画等，把叙事内容、故事转化为艺术场景，尤其在揭示人物深层心理意识方面，他不仅仅以人物的动作、行为、语言完成叙事，更“聚焦”人物的心理，挖掘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在细微处折射人物的心理状态，以心理细节来完成叙事，揭示人性的纷繁复杂。
以场景叙述、组接展开情节，使凡庸人生的片段更具观赏性，是对传统小说技巧上的超越。
心理描写则使人物有了立体感，小说故事情节发展有了内驱力，在小说叙述方面主体意识强烈，叙事视角也灵活变换，使小说灵动轻俏；融入了细微的心理刻画，使小说吸收戏剧、电影的技巧而又不牺牲自己的独特艺术性，丰富了小说表现人物的深度，拓展了小说的内涵，更利于讽刺思想的表达。
张天翼的语言功力也是非凡的，他用简洁生动的大众口语，使人物性格俱现，文本耐读。
四中国现代讽刺小说史上承前启后的桥梁张天翼讽刺小说在中国讽刺小说史的格局中来看，意义也是很大的。
张天翼承继了鲁迅的批判精神和讽刺小说的传统，创作出一大批杰出的讽刺小说作品。
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下“幽默”与“讽刺”的不同。
“讽刺”与“幽默”彼此纠缠，难以分辨。
但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作家心态的不同，即幽默宽厚而讽刺严苛。
20年代的鲁迅，讽刺与幽默兼而有之。
到了30年代鲁迅这条道路分出两个枝杈，老舍与张天翼各发展其中一端，分道而行。
老舍倾向于幽默，他之后是钱钟书；而张天翼则坚持讽刺，之后接续的是40年代以沙汀为代表的讽刺文学。
因此，在讽刺这一条线索上，张天翼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桥梁。
1938年《华威先生》发表后，文坛就“讽刺与暴露”能不能用于抗战阵营内部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论争。
一些论者持否定意见，认为作品“在使人笑了之后，却显出了一点冷酷，或是漠视”，这种态度会影响大众对抗战的“严肃与信心”，批评张天翼的作品不够忠厚，希望张天翼创作“要更多些温暖。
”茅盾则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为讽刺的合理性辩护，他指出：“抗战的现实是光明与黑暗的交错——一方面有血淋淋的英勇的斗争，同时另一方面又有荒淫无耻，自私卑劣。
人民大众是目击这种种的，而且又是身受那些荒淫无耻自私卑劣的蹂躏的。
”而华威先生是“旧时代的渣滓而尚不甘渣滓自安的脚色”，“而且更引起了青年作家对于隐伏在光明中的丑恶的研究和搜索，这正表示了作家对于现实能够更深入去观察。
……我们实在应当加强我们的抉摘丑恶的工作！”作者的讽刺主要是由于对理想的强烈执着，而不是悲观者的“只能诅咒，只在生活中找寻丑恶”的倾向。
张天翼本人也公开发表辩护信：“个人如果满身是病，虚弱到极点，有许多局部之病痛遂指不胜指。
但如果他已病好，一天天健康起来，则即使在腿上长个小疮，也会使他不安，而要开刀搽药，把它诊好。
而‘华威先生’正是这样的小疮。
这种病痛之所以能指出，这就是说明我们民族之健康，说明了我们的进步，惟其一天天健康，一天天进步，华威先生这种人物才被我们指得出，拿来‘示众’。
”王西彦、楼适夷、吴组缃、田仲济等人，也相继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支持张天翼，并充分肯定了《华威先生》的典型意义。
之后，大量的讽刺与暴露作品，如冲破了堤坝的洪水，向着触目所及的一切黑暗进行了暴露与讽刺。
这引发的开端，毫无疑问是从张天翼开始的。
建国后由于诸种原因，张天翼的讽刺小说传统没有得到当代作家广泛地继承与发扬，但是依然值得重视，因为它的独特意味的确不容忽视。
注：本论文为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张天翼讽刺小说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10-zx-179。
参考文献：[1] 杨义：《从现代小说史看张天翼》，吴福辉等编：《张天翼论》，湖南文艺出版，1987年版。
[2] 顾仲彝：《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张天翼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3] 王朝闻：《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