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及其成因作者：程秀兰来源：《学前教育研究》2006年第03期[摘要]陈鹤琴先生是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开创者和改革者，他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幼儿心理发展特点的幼儿教育之路，形成了独特的幼儿教育理论和思想体系。

为了继承、弘扬和发展陈老的幼儿教育思想，本文着重介绍陈老幼儿教育理论和思想产生、发展的过程，并分析其成因。

[关键词]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活教育；教育实验和研究陈鹤琴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专家，是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中国的福禄贝尔”。

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幼儿教育问题，探索和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幼儿心理发展特点的中国化、科学化的幼儿教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幼儿教育理论和思想体系。

本文将陈老幼儿教育理论和思想产生、发展的过程进行梳理并分析其成因，以利于在新时期继承、弘扬和发展陈老的幼儿教育思想，深化幼儿教育改革。

一、开创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时期(1919－1928年)陈鹤琴先生1919年离美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任教授，开始了对儿童心理与教育的科学实验和研究。

次年喜得长子陈一鸣，逐日对其身心发展进行周密的观察、实验和文字与摄影记录．连续808天，对孩子的身体、动作、摸仿、暗示感受性、游戏、好奇心、惧怕、知识、言语、美感、思想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发表了系列关于儿童心理及教育的论文，并于1925年出版《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部著作。

其中《家庭教育》一书论述了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和教育孩子的具体方法，堪称为一部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家教经典，陶行知先生发表书评《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称著者“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

”1923年由东南大学教育科支持，办起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适合国情的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教育，次年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病”，指出中国普通幼稚园当时大概有四种弊病：一是与环境的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二是功课太简单；三是团体动作太多；四是没有具体的目标。

[1]1925年扩建鼓楼幼稚园园舍，邀请东南大学陆志韦等10人成立董事会，筹募资金，该园成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派助教张宗磷协助研究工作，至此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诞生了。

陈先生主持实验幼稚园的课程、故事、读法、设备和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等，并与张宗麟合写《一年来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概要》一文，由《新教育评论》发表。

是年夏，主办东南大学幼稚师范讲习所，编写的讲稿《幼稚教育》围绕“为什么办幼稚园”“幼稚教育的目标、原则、课程”等同题，对办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园作了全面论述。

1927年创办我国最早的幼稚教育研究刊物《幼稚教育》，同时发表《我们的主张》一文，根据自己办幼稚园的理论和实验总结，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和幼儿发展特点的15条办园主张，其中涉及到适应国情、家园共宵、教育内容、幼稚园课程、教师素养、师幼关系、教法、设备、评价等方面的内容，这15条信条为当时中国的幼稚教育指明了道路，正如陈先生所言：“我们所主张的15条信条当然不是金科玉律尽善尽美，但从现在中国幼稚教育的情形来看，这15条信条也许是治病良方呢!”[2]是年，在《幼稚教育》上发表《幼稚教育之新趋势》，根据世界幼稚教育发展的情况，提出幼稚教育发展的7种新趋势：注重自由活动、注重户外活动、厘定课程、规定标准、研究幼稚生心理、幼稚园与一年级应联络、蒙养园运动，[3]种新趋势对当时我国幼稚教育的发展都有指导价值和意义。

1928年，陈先生负责全国幼稚园课程标准的草拟和制定工作，5月与张宗麟合著《幼稚教育丛刊》，出版《幼稚园的读法》《幼稚园的故事》《幼稚园的课程》和《幼稚园的设备》，同时，反对小学和幼稚园的分科教学法，提倡“整个教学法”，主张把儿童所应该学的东西整个地、有系统地教给儿童。

次年8月，陈先生负责编制的《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经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审查通过，由教育部颁发在全国试行。

该课程标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幼稚教育总目标，第二部分为课程范围，包括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自然、工作、静息、餐点7个方面的内容，第三部分是教育方法，提出了17种教育方法及要点。

该标准成为指导我国当时幼稚教育的纲领性文件．使我国的幼稚教育不再盲目仿效他人，它对推动我国幼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该时期丰富的幼儿教育思想的产生，既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原因，也不可忽视陈先生的个人因素。

从内因来说．陈先生1914年清华毕业赴美留学，考取的是庚子赔款奖学金，陈先生说：“清华大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款，我游学美国也用的是庚款，庚款是什么呢?还不是中国人民的民脂民膏!人民的脂膏栽培了我，我如何不感激呢!如何不思报答呢!”[4]他在启程去美国之前，原本想学医，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船上，他改变了注意，认为要挽救病弱的中国，必须从教育人做起，而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他决定把一生献给祖国的儿童教育事业，他的志向得到同舟赴美的陶行知先生的赞赏，后来两人一起在哥仑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另一主要内因是陈先生对儿童无限的热爱，正如陈先生所言：“我是喜欢儿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他呼吁全社会都来“热爱儿童”“尊重儿童”“一切为儿童”，正是陈先生对儿童的这种纯爱，才确定了他献身儿童教育事业的人生志向。

从外因来说，陈先生留美期间．师从克伯屈、孟禄、桑代克、罗格等知名教授，系统学习了美国的教育学说及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对克伯屈采用的启发式教学法，深感受益。

回国后，正值“五四”新文化教育运动时期，他以亲身经历批判封建宗法制陈腐教育对儿童的束缚与残害，针对当时中国的幼儿教育被外国教会所垄断、全盘西洋化的现状，疾呼：“幼稚教育抄袭西洋，不切合中华民族性，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使中国儿童适应。

”[5]加之回国后就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儿童心理学课程．对早期儿童心理发展作了连续而周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这些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更坚定了他从幼儿教育人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中国化、科学化、民主化、大众化的现代幼儿教育之路的决心。

二、广泛开展教学实验和研究，编写各类儿童课本和读物的时期(1928－1939年)经过陈先生和先辈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的幼儿教育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此时从教会手中收回教育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陈先生凭着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对儿童的热爱，受聘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任处长．为更多的中国儿童办学。

在主持教育处工作11年期间．办的6所小学都附设幼稚园，并在小学和幼稚园大力提倡各种教学实验和教学研究活动，仍然关心幼稚教育的发展，编写了系列适合儿童特点的各类儿童课本和课外读物：1931年在《儿童教育》上发表《四年来中国之幼稚教育》，次年，与陶行知、张宗麟合著并出版《幼稚教育论文集》，编写出版《幼稚园课本》16册；1935年在《新闻报》上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要求全民族、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教育儿童，为维护和保障儿童权益奋斗；1937年7月，正值卢沟桥事件发生之时，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北平举行第7届年会，陈先生参加主席团讨论学前儿童教育问题，坚持到会议结束才带领南方与会同志绕道回沪，可见他对幼儿教育问题的关心和重视。

是年，在《播音教育月刊》上发表《怎样做父母》《怎样教小孩》；1938年与钟昭华合编出版《南京鼓楼幼稚园儿童生活写真》。

陈鹤琴先生认为，要使幼稚教育发展，必须发动和组织更多的人合作来做，他说：“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学进步，端在合作。

”“实地研究的人愈多愈好。

”[6]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他大力创办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刊物，20年代他发起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1929年在此基础上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到30年代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还主编《幼稚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师》等刊物，广泛交流经验，扩大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幼儿教育在战时的发展。

三、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较完整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建立的时期(1939－1949年)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上贫穷落后，老百姓一贫如洗，人民生活极其艰难，科学技术极不发达，教育也陷入陈旧腐败、抄袭外国、停止不前的局面．幼儿教育显得尤为突出。

对此．陶行知先生曾尖锐地揭露：当时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病，即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

陈鹤琴先生面对旧教育的全盘西化、脱离实际、死读书本的时弊，也严肃地指出：“今日抄日本，明日抄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

”陶行知先生曾把旧中国陈旧腐败的教育概括为“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针对当时的这种教育现状，陈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改变，他要下决心使这种腐败的“死教育”变为“前进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

陈鹤琴先生青年时期受到欧美新教育思潮的影响。

特别是受到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

这一进步教育运动抨击当时传统教育的形式主义教学方法，反对以教师、教材为中心和对儿童活动的束缚．强调儿童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提倡“做中学”的教学方法，提倡“实验”的精神。

陈先生十分赞赏这种观点。

他借鉴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正确合理的部分，正如陈先生自己所言：“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

”[7]但是，陈先生的借鉴不是盲目的，他在本国进行幼儿教育实验研究的过程中指出：“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

”“总之．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至于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条件。

”[8]另外，陈先生对欧洲11国的教育考察，也促使他下决心在中国实验活教育。

1934年7月，陈鹤琴先生开始了长达7个月的欧洲教育考察，他参观了许多新型的实验学校，与各国的教育专家进行了教育问题的讨论，对各国的教育有了大致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这使他对“新教育”的源头——欧洲新教育有了真实的感受，从中看到了现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共同特性，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值得借鉴的。

特别是各国教育都注重“做”，注重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这给了陈先生很大的启发，为他在中国实践活教育指明了方向。

陈鹤琴先生在活教育实验过程中，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他特别赞赏和佩服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思想，陈先生汲取了杜威的“做中学”、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提出了“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教育思想。

但是，陈鹤琴和陶行知的思想都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实验本国教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