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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声字在上古音中的研究价值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2008年第1期J.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 NALITIES(Phi losophy a nd Social Science)No.1.2008谐声字在上古音中的研究价值张亚蓉(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21)[摘 要]谐声字在上古汉语中的研究价值很早就得到了学者们的首肯,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对谐声材料本身以及对谐声现象所表现出的内部语音关系的理解上出现了一些分歧。

对此,我们认为数量庞大的谐声字内部所存在的语音关系是研究上古音的重要依据,不能因为材料中出现的一些例外,而否认整个谐声材料的价值。

谐声字所反应的主流现象有规律可寻,而且,这些规律以及例外都可以得到合理地解释。

谐声关系完全可以当作内部语音基本一致的语音史料来使用。

[关键词]谐声字;上古汉语;谐声[中图分类号]H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8)02-0125-06在上古音研究中,我们可以利用的材料很多,有谐声、韵文、经籍异文、古书通假、读若、声训等,但其中价值最大的还是谐声字。

王力也云: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音韵学家一般只能根据五种材料来研究上古的声母:第一是谐声偏旁;第二是声训;第三是读若;第四是异文;第五是异切(不同的反切)。

我们之所以说谐声字价值最大,是因为它数量多,形态多样,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分析。

许君叙曰: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段氏释之为 以事以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为半声也。

江河之事,以水为名,譬其声为工可。

因取工可成其名,其别于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独体。

形声合体,其别于会意者,会意合体主意,形声合体主声。

其解释形声,极为明白。

历来对谐声的关注不绝,晋卫恒曰: 形声江河是也,以类为形,配以声也。

唐贾公彦曰: 谐声即形声,江河之类是也。

皆以水为形,工可为声,书有六体,形声为多。

宋张有: 谐声者,或主母以定形,或因母以主意,而附他字为子,以调和其声者也。

郑樵: 谐声与五书同出,五书有穷,谐声无穷,五书尚意,谐声尚声,天下有有穷之义,而有无穷之声,谐声者合声成字,不可盛举。

元戴侗: 何谓谐声,从晶而谐以生声为,从甘而谐以匕声为旨,从又而谐以卜声为攴之类是也。

杨恒、周伯琦,明赵古则、王应电、朱谋玮、赵宦光、张位等都在其著作中谈及形声字,明吴元满还有一本专述谐声字的专著 谐声指南 。

到了清代,清人对谐声字的整理及应用则达到高潮。

清丁福保 说文解字诂林 收录了众多研究 六书 的文章,专述形声的就有两篇。

近代,对形声字的论述更是细致、深入,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 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 (甲编)中收录了18篇专事形声字研究的论文。

综观各家之论,其解释形声基本相同,只是有的专著称为谐声,有的称为形声。

王应电之论极为明白, 盖言谐声不如言形声之包括也。

作为六书当中的一种,谐声、形声两者所指对象相同,只不过古代不同的书里用了不同的名称,故有 形声 、 谐声 、 象声 等叫法而已。

中古以来研究古音的人主要采用 谐声 一词,它表达了一个包含了声符的合体字跟声符之间在读音上的内在含义 声音和谐。

[收稿日期]2007-11-11[作者简介]张亚蓉(1979 ),女,甘肃兰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而将谐声字的音韵关系应用到古音研究,也很早就有人实践了。

宋代徐在为吴 韵补 所作的序言中就谈到, 殊不知音韵之正,本诸字之谐声有不可易者,如霾为亡皆切,而当为陵之切者,由其以得声;浼为每罪切,而当为美辨切者,由其以免得声 [1] 明人桑绍良在其 青郊杂著 中也有阐述, 按六书之内而谐声之字最多,然所谐非一端,自近及远,凡五等。

[2]至清人,运用谐声字来研究上古音韵则达到了高潮。

顾炎武已经开始比较系统地运用谐声来研究上古音了。

他在 音学五书 中就利用谐声偏旁来离析支韵, 凡从支从氏从是从儿从此从卑从从而从知从危之属皆入此 , 凡从多从为从麻从垂从皮从月奇从义从罢从离从也从差从丽之属皆从此 [3]。

对麻韵的离析也采用了这一方法。

同时,他还用谐声的方法来调整个别字的归属。

江永也认为,从同一声符的一系列谐声字具有相同的音韵性质。

四声切韵表 凡例 中讲到, 醉、翠等字皆从卒 、 熨、蔚从尉,沸费从弗 [4]。

在这方面贡献最突出的要数段玉裁,他对谐声所表现出的音韵关系已具系统性的认识。

他认为,同一谐声偏旁的字在古韵里同属一部,即其 凡同声者必同部 的著名法则。

孔广森也讲到, 窃取李登 声类 之名以名是编,盖文字虽多,类其偏旁不过数百,而偏旁之见于 诗 者,固已十举八九,苟不知推偏旁以谐众声,虽遍列六经诸子之韵语,而字终不能尽也 [5]。

这表明孔氏也已经认识到了利用谐声来分析上古声类、韵类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清代数量众多的谐声表的出现也充分肯定了谐声字在上古音研究中的价值。

如严可均 说文声类 、江有诰 谐声表 、姚文田 说文声系 、苗夔 说文声读表 、江沅 说文解字音均表 、陈立 说文谐声孳生述 等。

这些谐声表基本上都以 说文 为材料, 归纳出基本的声首以及谐声系列。

虽然他们在具体声首数目或韵部归类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整个谐声关系的理解 从同一谐声偏旁的谐声系列,在声韵关系上具有相近的性质。

但是,随着我们对上古音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谐声材料的要求也愈加缜密,学者们对谐声的价值也产生了不同的见解。

首先是对于谐声材料本身的认识。

说文 里的形声字既有从甲骨文、金文继承下来的很古老的谐声字,也有许慎生活时代新创制的谐声字,其时间跨度达14个世纪以上。

正是由于其复杂的特性,导致许慎在说解 说文 时,因字型形体讹变有错析的情况,把有些非形声字误析为形声字,如 ,许误析为 从目,失声 ,而此字应实为从矢,会意; 帝 当为象形字,而非许慎析为 从得声 ; 受 许慎认为从舟得声,其实 受 当为会意字,而非形声字。

或把谐声字误析为非谐声字,如 当为革安的形声字,许却没把它放在形声字之列, 芝 当为之的形声字,许也未将其纳入形声的范畴[6]。

的确,限于时代的关系,在谐声材料的运用中,由于我们没有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材料,以致有认错声符者;也有应属同一谐声系列而未看出者;特别是 说文 本身即有不一致的地方。

这种错误早在明代就有人认识到了。

青郊杂著 中记载, 悉至理所寓外此,而后有谓之谐声者,若忝谐天,代谐弋之类,皆不识文义者,忘自制作或传久至伪,无能考证,然尔非谐声之本者也。

分犹有别,若谐气则天下无不谐之字,奚用声韵为哉 [7]还有的学者对自己所占用的分析材料和研究对象之间的时间界限缺乏正确的认识。

高本汉表现的较为明显,他有关谐声的论述所依据的材料,依他自己说,是从 康熙字典 中挑选出来的12000个字,有许多字是汉以后产生的。

郑张尚芳在 上古音系 里所列出的18000多字的上古音韵地位,也值得我们怀疑。

他说有些字虽然是后起的,但这个词可能是很古的。

想法虽然很好,但证据难找。

最早的字书 说文 才有9000多字,这样选取的谐声字材料,势必会影响到他的结论。

潘悟云和郑张尚芳构拟古音则主要是以中古 切韵 的谐声字作为定音基础。

切韵 是代表6世纪文学语言的一个语音系统,它和代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上古音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别。

再加之徐铉不明古音,所以大徐本 说文 音读训释也常常有误,擅改许慎对形声字的分析多处。

姚文田、严可均 汲古阁说文校议 在 裕 字下指出, 说文 声兼义者过半,大徐未解,擅删声字二百五十五个。

钱大昕 十驾斋养我们所说的上古音,指的是秦以前汉语的语音,秦以前典籍中出现的谐声字大部分都收录在许慎的 说文解字 中了,粗略地说,研究上古音使用的谐声字就是见于 说文 中的谐声字。

新录四 : 说文 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形声相从者十有其九,或取同部之声,今人所云叠韵也。

或取相近之声,今人所云双声也。

二徐校刊 说文 ,既不审古音之异于今音,而于相近之声全然不晓,故于 从某、某声 之语,往往妄有刊落,然小徐猜疑而未尽改,大徐则毅然去之,其诬妄较乃弟尤甚。

说文 中还存在众多的条例,如 省声 、 亦声 、 读若 等,该如何来认识它们的语音性质,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让很多学者对谐声字在上古音中的研究价值丧失了信心。

对此,我们有必要重拾谐声字在上古汉语中的研究价值,本文先就谐声字所表现出的时空关系和音读关系做简短讨论。

一、谐声字所表现出的时空关系很多学者认为,古代的谐声并非都形成于同一时代,而是在各个时代的不同音系基础上产生。

洪波认为, 说文 里的谐声字是整个上古时期所有谐声字的集大成,其中既有从甲骨文、金文继承下来的很古老的谐声字,也有两汉时期乃至许慎生活的时代新创制的谐声字,其时代的跨度达14个世纪以上。

这么长时间里创制出来的形声字,所据当然不可能是一个共时的同质语音系统。

黄易青认为, 谐声字不是一时一地造的,同一声符的字也不都是同时同地造的。

我们现在用来讨论上古音的形声字,早的在殷商时代就已经产生,晚的到秦汉还在制造。

形声字在汉字中所占的比例,由殷商文字的近20%,到春秋战国的约50%,再到汉代以 说文 为代表的80%以上,说明形声字的制造贯穿整个先秦时代甚至更长。

赵诚也认为,古代的谐声字并非是在同一个音系基础上产生的,各个时代的音系产生着各种谐声关系。

有学者认为,古代存在着各种方言音系,各种方言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谐声关系。

赵诚在其文章中就列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古代实际存在着各种方言音系,不同的音系产生了不同的谐声,各种方言产生着各种谐声关系。

洪波说: 说文 虽以秦代形成的小篆为本,但正如许慎在 说文 序 里所说,小篆只是李斯等人在六国文字的基础上省改规范而成的,并非另起炉灶重新创制的,因此, 说文 里的谐声字也必然包含了上古汉语的方言因素。

因而认为 说文 的谐声字绝不是以某个共域语言系统或通语系统为基础创制出来的,因而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共域语言系统或通语系统的语音面貌。

基于对谐声本质的认识是关乎整个上古汉语构拟的基础,我们有必要对此认识做出我们的解释。

我们认为,汉字的谐声系统是近千年的累积,其语音关系会受到历史音变等多方面的影响,仅仅从平面上来观察谐声关系,的确会产生上述疑惑,汉字系统是一个传承性极强的系统,我们不好从时间上或者空间上给其确切的上限或者下限。

这种传承包含着人们千年以来的一种语音习惯,一种造字习惯,如果将其生硬的分成具体的时间、具体的空间,这是不符合汉字实际情况的。

这样我们会很容易被这些表层的现象所掩盖,而找不到谐声系列的确切语音关系。

汉字是内部系统性极强的文字体系。

汉字的产生及成型是很早的,甲骨文已经是功能较完备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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