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林毅夫、杨小凯后发优势、劣势之“ 争” - -重要而非精彩的“ 论战”——解读林毅夫、杨小凯后发优势、劣势之“ 争”◎大诗林毅夫先生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以下简称“ 林文”, 是林先生 2002年 6月 12日在北大演讲时所用的一篇稿子。

它也是对杨小凯先生在天则研究所的一篇发言稿《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以下简称“ 杨文” ,以及杰弗里 ·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以下简称《宪》文的一个直接回应。

从“ 真理越辩越明” 的精神出发,林文对杨文、《宪》文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在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些看法之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林毅夫、杨小凯两位先生都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的健者,林文作为二者的正面“ 交锋” , 引起了学界和经济学爱好者们的广泛关注,并被誉为“ 高手的角力” 。

笔者也怀着浓厚的兴趣,拜读了林文及相关文本,但结果却颇感失望。

在笔者看来,林文并未构成对杨文或《宪》文的有效反驳, 充其量只能算是正式交锋之前的一个前奏。

林文的有效成分, 基本上还是林毅夫先生对自己一贯所持观点的一个复述, 其赖以支撑的绝大多数理论基础, 在杨文、《宪》文产生之前的语境中业已存在。

换言之,在时间上,林文虽在杨文、《宪》文之后,但在逻辑上,林文反而回到了杨文、《宪》文之前。

虽然是演讲稿,但林文有其明确的针对对象,显然是有备而来。

从文本的有效性角度看 , 林文在逻辑上基本保持了一致性, 不存在形式上的明显错误, 但在科学方法论上有失于严谨之处, 不排除导致误读的可能。

而林文包含的有效观点是否成立, 笔者不敢断言, 因为在一些地方, 其依托的部分理论基础在学术上存在争议; 而在另一些地方, 对部分事实依据的认定,就笔者的知识范围而言,也还需要提供更多的文献才能使人作出是否接受的决定。

而杨文是一篇发言稿,体裁的性质决定了其启发作用重于其论证的严密性。

《宪》文虽是论文, 但以笔者观之, 则仍属于综述或纲要性质, 其观点较为分散, 介绍各方的研究成果较多, 本身提出的论点不甚鲜明。

林文选择这样两篇文章作为反驳的对象, 或许也是其难以构成有效反驳的原因之一。

鉴于林毅夫、杨小凯二先生的影响力,笔者揣测,这场“ 争论” 将在爱好者中引起较大反响,也可能导致一些困惑。

本文将使用尽可能简单的逻辑工具,对林文及杨文、《宪》文作一解读,同时也陈述笔者为何会产生如上观感。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将对杨文、《宪文》和林文做一简单回顾。

接着将跟随林文的四个部分,进行逐一的探讨。

一、对杨文、《宪》文和林文的简单回顾杨文是杨小凯先生 2000年 12月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经济学研讨会上的一篇发言稿 , 因而其叙事方式是阐发式的, 与一般重论证的学术论文有所区别。

其涉及的文献和理论上的详细推导,需要参阅杨小凯先生相关的系列文本,其中也包括《宪》文。

杨文的宗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介绍沃森提出的“ 比较劣势” 这一概念。

其中引述了英、法、日、韩和中国在不同时期的一些事实陈述作为佐证。

基于文本的特性,这些例举并不能看成是严格的证明,其用意更多的应该看成是便于听者加深对“ 比较劣势” 概念的理解。

所谓“ 比较劣势” 概念,事实上是对“ 比较优势” 理论的一个补充。

也可以说,是对过于相信和片面强调“ 比较优势” 的一记警钟。

在理解经济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差距方面, “ 比较优势” 和“ 比较劣势” 的角度不同,前者是技术角度,后者是制度角度,因而在字面上虽然相反,但逻辑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宪》文是杰弗里 ·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三人合作的一篇论文。

文章的目的在于为转轨经济研究领域引入常被忽略,尤其是常被“ 模型经济学” 忽略的宪政思考,探讨社会制度 (不仅仅是经济体制对经济活动及其效率的影响, 尤以转轨期间的制度选择问题为其重点。

而制度选择又包括目标制度的选择和演进方式的选择。

《宪》文在开始部分曾经指出,其依托的主要理论资源包括由杨小凯等人发展的超边际分析方法、由巴泽尔发展的国家经济学和由布坎南发展的宪政经济学。

遗憾的是, 纵览全文 , 笔者并未发现对这些理论资源的深入阐述, 以及其在应用中的集中体现。

文中援引了较多对苏联及中国转轨期间各方面的研究结果, 但或许因为多人合作的原因, 观点显得较为分散 ,并无一个集中的脉络可以统摄全篇。

就笔者而言,更乐于将《宪》文看成转轨经济研究中一个派别对其研究成果的一个综述。

如果非要总结出一个核心观点的话, 那就是《宪》文从多个方面, 对激进改革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 并对其在短期内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作出了解释。

林文作为对杨文和《宪》文的回应,一开篇也对杨文和《宪》文进行了归纳。

林文指出的杨文观点为:1、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

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 , 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 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 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 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 后发劣势” 。

2、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 , 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 后发劣势” ,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 制度创新” 的。

林文对杨文的总结,第一部分是比较准确的。

而第二部分则有逻辑上的问题。

首先这第二点并非杨文的主要观点,杨文的主要用意在于介绍“ 后发劣势” 这个概念,因为当时这个概念在国内还鲜有人知, 而并非以此为基础作出规定性的断言, 并进而否定技术模仿的价值 , 以及其他人为推动技术进步业已付出或正在付出的努力。

其次这一总结对杨文的理解也不精确。

杨文中确有“ 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 制度创新‟的。

” 这样一个句子, 但很显然,这里的“ 先” 和“ 后” ,是逻辑上的先后关系,而不是时间或步骤上的先后关系。

林文指出的《宪》文观点为:1、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 尽管现在改革很成功, 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 而俄国虽然目前看起来在改革方面比中国失败, 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 所以俄国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

2、把法国为何在 19世纪时落后于英国,苏联为何在 1930、 1940年代经济发展快后来发展慢, 日本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现在出现金融危机等都归咎于法、俄、日等没有或没有完全实行英、美的宪政体制。

对于第一部分,《宪》文确实用了极大篇幅,介绍了对中苏经济转轨异同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 但主要目的在于分析中苏为何会有不同的改革方式选择, 以及解释苏东的激进改革在短期内为何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而不在于对中国的未来作出悲观的预计。

同时, “ 最好的制度” 这一表述容易导致误解,《宪》文从未将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推许为唯一至善至美的制度,而只是认为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它较之人类试验过的其他制度为优。

这一差别看似细微,但从后文的分析可知,林文的一些反驳将因此而失去目标。

而第二部分存在林文对杨文进行总结时曾出现过的同样问题,这些都是《宪》文的一些例证而非其主要观点。

在《宪》文中,这些话语不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林文特地将它们挑选出来, 置于显要的位置, 且使用比原文更为武断、更为极端化的表述方式, 笔者认为带有意气用事的性质, 甚至有丑角化对方观点的嫌疑, 降低了讨论的严肃性。

在下文的讨论中, 我们将可更为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在总结杨文、《宪》文的基础上,林文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 后发优势” 是确实存在的。

2、宪政体制不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也不具备短期内建成的可行性。

3、宪政体制不必然是最优的制度,也不是日本、苏联等国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

4、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发展战略,是落后国家实现快速增长的关键所在。

对林文的上述四个观点,笔者认为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都不构成对杨文、《宪》文的有效反驳。

同时,林文的论述方式也时而出现一定问题。

下文将进行逐一的讨论。

二、“ 后发优势” 与“ 后发劣势” 是否矛盾林文的第一章节(编号 I 对“ 后发优势” 进行了解释,笔者认为这一解释详尽、清楚, 代表了“ 后发优势” 理论的一般看法。

对于不了解“ 后发优势” 为何物的读者来说,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但这些陈述对于否定“ 后发劣势” 概念毫无帮助,甚至可以反过来说,它恰好为我们理解“ 后发劣势” 提供了铺垫。

请读者务必注意林文 I.1部分的首尾两句,事实上解开这一“ 谜团” 的关窍就隐藏在其中。

林文首先指出, 从技术的层面来说, 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三方面的条件, 那就是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

请注意其中的“ 从技术的层面” 这几个字。

林文这一部分最后指出,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决定于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请注意“ 潜力” 这两个字。

如果我们充分理解了这几个字,就会发现林文这一部分和杨文并不矛盾。

而如果从林文中删去这几个字,那么林文的真确性,就会发生重大的问题。

这几个字对所谓“ 后发优势” 作出了重要约束。

首先, “ 后发优势” 只是技术层面的优势,其次, “ 后发优势” 只是潜力上的优势。

至于这种潜力能否得到发挥,技术层面的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它本身不能为自己作出证明。

“ 后发优势” 的这一局限性,在于它所依托的这个形式模型中,完全忽略了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除非林文能够证明, 对于经济发展来说,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是等优的, 或者证明, 制度安排本身能够从这个模型中内生出来, 它才能摆脱这一局限性, 在技术优势和全面优势、发展潜力和现实发展之间划上等号。

而“ 后发劣势” 正好是从制度的层面着眼,它指出,对于经济发展,制度不是等优的, 而且由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构成的这个“ 经济基础” ,也不是决定制度安排的唯一原因。

后发国家较之先进国家, 所存在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技术层面, 也可能存在于制度层面。

如果不能解决制度上的落后,一味依赖技术上的模仿,则所谓的“ 后发优势” 将可能无从发挥。

事实上,杨先生在天则所的发言结束后,茅于轼、管益忻、郑也夫诸先生都曾立刻指出, “ 后发优势” 和“ 后发劣势” 同时存在。

笔者认同这一看法,认为“ 后发劣势” 概念是对“ 后发优势” 理论的重要补充,为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构成的这个形式模型增加了制度安排这一重要约束条件,从而使其更接近于真实世界。

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合理的制度安排,是技术层面的潜力转化为真实发展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