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乡土小说中的城市形象嬗变
新时期乡土小说在对城市形象的书写有一嬗变，即由80年代的赞美与向往到90年代后的“丑化”。
其原因与时代文化经济的转型、作家自身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及对现代性的质疑与反思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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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文化的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下共生发展。
在此背景下，乡土小说中所书写的城市形象，随着经济的转型，时代的进步以及作家自身的因素，对城市的向往与追求，发生了新的转型和嬗变。
一、向往与想象：八十年代的城市形象
改革开放后，城市文明风吹进乡村，对城市的向往与想象成为这时乡土文学创作的共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谈到历史发展中城市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1]作家们看到城市是文明的标志之一，创作时不自觉地把对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关系的理解赋予其中，致使80年代的乡土小说呈现出乡村人对城市的追求与向往与赞赏。
对长期受束缚压抑的乡村，城市新物品的出现不仅是一种视野上的需求，更是精神上的向往。
“80年代的中国刚刚从‘文革’中脱离出来，正处在一个精神解放的时代。
当时的人们把一切都视为精神解放的表征，一条牛仔裤，一副‘蛤蟆镜’都意味着从精神上摆脱压抑，追求新的空间的努力。
”[2]此外，铁路、公路、火车、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使80年代封闭落后的村庄受到了一次新的城市文明的洗礼，人们对于城市形象的想象与追求便有了途径。
铁凝《哦、香雪》、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张一弓《黑娃照相》中，大量出现代表城市意象的物品：牙膏、牙刷、香皂、电话、皮鞋、衬衫等，冲击着乡村固有的生活及观念。
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宽阔的街道，城市夜景的灯火等景观，“现代城市常常被人们形象称作钢筋水泥的森林。
”[3]与低矮茅屋的鲜明对立。
生活在乡村的高加林，烟峰，禾禾，陈焕生们，熟悉乡村的一草一木，当他们进入城市时，花花绿绿的商店、各色的旅社酒店、卖小吃的小摊以及各种交易市场，整个城市的整体印象让他们艳羡不已，充满着崇敬和憧憬。
作家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城市发展与改观，体验着城市的繁华与喧嚣，享受着城市带来的物质成果与精神需求。
并从城市生活方式，城市环境等城市文化的外现，对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冲击来展开描绘和刻画。
二、存在与徘徊：九十年代以后的城市形象
进入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发生转型，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开始成
为重要形态之一，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在此背景下乡村人进入城市“体验与土地没有直接依赖关系的人生。
”并且“从乡村到城市的漂泊长旅中，物质上的‘移地’并不能保证他们精神上的安家”[4]。
与80年代相比，乡土小说中城市形象的描写呈现出新的变化：一是作家及作品数量大幅增多，二是对城市形象的构建，由赞美转变为批判为主，从精神层面的追求转变到在具体的城市实体中去审视。
三是从对城市客观实在物的描写转向了对城市人性的反思。
如刘庆邦《家园何处》中何香停进城打工，则是被城市嘲笑与玩弄，最后城市让何香停以“独特的身份”，成为各种形形色色男人的玩物。
贾平凹《高兴》中的刘高兴、五富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特殊的一员——捡破烂者。
在城市的生活中，刘高兴帮邻居开门，帮老太太搬袋米，换来的不是真心感谢，而是钱的回报。
张宇《乡村情感》中形象比喻到“我是乡下进城来的一只风筝”，与城市没有任何的真情。
城市另眼相看乡村，乡村人又何尝不是冷眼审视呢？城市虽有着华丽的外观，可进入其中的这些乡村人感受最深的则是城市的罪恶与污浊。
阎连科《黄金洞》中的城市女人来到农村，由于她的出现，金钱的力量，致使父子、兄弟之间人性沦丧、互相仇视。
刘醒龙《大树还小》中描写返回城市的知青，任意把农村进城打工的自己救命恩人的女儿玩弄成自己的小三。
陈应松《马嘶岭血案》中城市知识分子祝队长等人对去做挑夫的农村人的不信任、不理解、不同情的态度，最后因二十块钱，引发了一场血案。
这一系列城市人，也许正是农村与城市在现代性影响之下的结果，不仅表现出了城市人性的沦丧，也表现出了乡村人在城市社会影响之下的变化，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日益激烈。
三、审美与嬗变：城市形象变异的原因
从80年代起一直到新世纪，对城市形象的书写一直在发生着变异。
在紧跟时代步伐的乡土文学创作，对城市的审美观念、乡土人物的性格特征、艺术风格等的表现则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作家生活的体验及审美观念在不断变化，致使城市形象也发生着嬗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户口管理等各项国家政策的松动，使长期被禁锢在土地之上的农民得以解放，可自由进城。
此时，广大农村对现代化下的城市的各种新事物的追求日趋迫切，城市成了农民们的理想生活之所，因此对城市形象的书写以赞美为主。
90年代后，随着已有的经济体制的转型，国家逐步走上繁荣富强之路，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但城乡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城乡矛盾日益严重。
“农民工进城”成为了主要社会现象，进城后的农民对城市的姿态与审美情感因社会、经济地位的转变较80年代乡村人眼中的城市而不同，甚至出现了厌恶与报复的心理。
新时期以来的乡土作家们，也在创作中影射出对社会、对生活的感受。
“生活经验为艺术创造提供动力、酵母，艺术创造的过程也存在着激发、诱导从而为生活经验最终转化为艺术形象提供形式与可能。
”[5]大批乡土作家生活在城市，感受并体验着现代都市社会。
众多作家都把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新思潮及变迁迹化在自己的创作中，如路遥的《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到《高兴》的变化，铁凝的《哦，香雪》到《谁能让我害羞》中香雪和城
市女人的形象，反应出了两个不同时期作家创作的变化。
另外，90年代的作家越来越感受到在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双重影响之下，人情的冷漠，世俗化、趋利化严重的现象，为此，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使他们直面现代化进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现代性的质疑与反思，从而去揭露城市人性弊端，如张炜《九月寓言》、《融入野地》的创作。
总之，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创作不仅与作家自身观念与审美有关，而且受其社会、时代变迁的影响。
但90年代以后的创作，在金钱、权力、欲望等的笼罩之下，城市成了欺骗、矛盾、冷漠的象征，丑化城市、揭露城市弊端太过极端化与个人化，与80年代对城市文明的赞美与歌颂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为此，乡土作家在质疑与反思现代性的各种弊端的同时也因对现代性下政治、经济、文化的所带来文明与进步进行合理的刻画与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