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一、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与理论阐释经济增长方式,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和作用的方式。

从要素配置状况出发,经济增长能够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二是以提升效率为基础、强调增长质量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不同时期、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中,两种增长途径往往是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并存,而主导地位会有所不同。

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这个内在的规律性能够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演变反映出来,并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波特,2002)。

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首先表现为要素驱动阶段,即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即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后则为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这个阶段的主导产业;第三为创新驱动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特征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是该阶段的主导产业;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自然产业、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成为这个阶段的主导产业。

①从经济增长的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性演变,也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770年以前的经济“起飞”前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驱动因素以自然资源投入为主,农业是这个时期的主导产业。

第二个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以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成为主导产业。

第三个阶段是1870—1970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个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是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升。

这个阶段的主导产业,是与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及农业。

第四个阶段是1970年以后的经济信息化发展时代,用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

这个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到各个产业的信息通讯业。

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增长理论上。

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因为人口增长与粮食等产品增长的不同步,人口增长的扩张性与土地等生产水平的有限性之间存有着不平衡,因而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Trap)。

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驱动的困境,斯密与李嘉图等曾持悲观的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的“马尔萨斯陷阱”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

在早期增长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资本的积累,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1939;Domar,1946)作为分析这个时期增长特征的工具,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认可。

在第三个阶段,随着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升,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Slow,1956)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好的注解。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

在AK(accumulationofknowledge)模型中,知识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Arrow,1962;Romer,1986;Lucas,1994);在基于R&D(researchanddevelopment-based)模型中,技术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主要归于对R&D部门投入的不同,这是各国经济增长间存有显著差异的原因(Romer,1990;Lucas,1998);ED(evolvementofdivisionoflabor)模型则主要是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演进出发,研究经济增长问题(YangandBorland,1991)。

新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必须遵循内在的实现机制。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事实上已得到大量历史经验数据的支持。

相关研究表明,现代西方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5%多,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生产效率提升的贡献则为13%。

所以能够认为,这些工业化国家已走过了单纯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期,因为“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而“绝绝大多数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库兹涅茨,1985)。

萨缪尔森(1992)在分析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状况时发现,美国在上世纪初至80年代,年均增长率达到22%,其中资本深化所占份额仅有05%,而资本效率提升的贡献份额却占到17%。

在肯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不能忽视技术进步的社会制度环境。

不同历史时期的增长方式是否科学和合理,需要通过社会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关系的检验。

社会产出的增加与社会对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密切相关,而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多元的,且受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

从历史和当代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所以,对社会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也是从理论上阐释经济增长的另一条主线。

制度经济学着重研究一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对技术的决定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旧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过程的起点是技术上的突破,而技术的应用必须有赖于组织,组织是用几个人或很多人的比较专业化的努力或知识来代替单独个人的这种努力或知识的一项措施(加尔布雷思,1980)。

新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视角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交换和分配领域,以要素间交换存有交易费用为依据,提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DavisandNorth,1970)。

诺斯等人进一步指出,制度创新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其动力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其实质是通过制度的调整和变革,创新者把握新的盈利机会以实现预期的收益增长,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制度均衡与制度创新交替出现的过程,制度创新过程能够对一些国家(如美国)的经济增长作出解释。

这些研究成果对探讨当代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技术和制度特点。

从现实国情看,中国当前仍处于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经济增长仍然是以资本投入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经济效率仍然低下。

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前正处于重要的经济转型期,适合于要素数量投入型增长的传统经济体制和制度安排还在顽强发生作用,客观上增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

所以,中国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理论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不但要着眼于技术因素决定的效率,也要强调制度创新的作用;二是拓展对增长方式内涵的研究,既要分析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也要研究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提升的内在机制;三是要具体联系中国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把握好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机和环境;四是要改变个别因素的一元决定论,代之以多元化的系统性研究。

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经历过粗放型增长的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期阶段,以大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短期内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

但是不能认为,中国过去立足于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既然取得了成功,就能够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按同样的方式全面实现工业化。

金碚(2003)的分析也表明,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无法承受粗放型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现代经济增长的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看,粗放型增长是没有出路的。

资本驱动的增长并不必然解决增长中的效率问题。

即使中国当前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贡献度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劳动力贡献度的增长幅度,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度大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资本投入与产出效率却并不高。

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4%,但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却一直低于002%,远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这是产生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主要根源。

要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选择与定位,必须立足于集约型增长方式。

集约型增长与粗放型增长相对应,此消彼长,但并不排斥外延式的增长。

即使集约型增长更多地具有内涵式增长的特征,强调的是对生产要素的节约使用,强调的是“低投入、高产出”,但它本身并不排斥高技术和高效率基础上的外延式生产规模的扩大。

中国底子薄、经济基础差,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实现,扩大经济规模的潜力仍很大,人民整体生活水平还要进一步提升。

所以,经济发展还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和产业规模的扩张,不能忽视外延式增长在扩大经济总量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

集约型增长与科技进步相联系,但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技术创新驱动的增长,技术上的高效率并不能够完全和必然解决集约生产的问题。

集约是针对生产基本要素的投入,特别是资源投入来说的,资源的有限性特别是重要生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持续增长只能走集约式的发展道路。

技术创新则主要是针对产出的效率来说的。

技术创新固然是集约型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技术创新只能解决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问题,而不能解决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问题。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一方面来自于生产力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实行的对自然的占有。

因而,生产因素除了一定形式的技术结合,还必须有相对应的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结合形式,这种社会结合与经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

技术创新固然能够极大地增加生产水平和提供更多的产品,但如果经济体制和制度(如分配制度)不合理,也会影响到增长的持续和最终实现。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重视有利于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有效制度安排,特别应重视提升劳动者掌握和发挥技术作用的生产积极性及其社会公平地位的制度保证。

集约型增长方式不但不排斥劳动要素的地位,相反,还有助于解决劳动要素市场中存有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虽然丰富,但劳动力结构却很不合理,高素质的劳动力包括高级技工严重缺乏,制约了经济效率的提升。

所以,实行集约型增长的重点之一,是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和改善劳动力的结构,使之符合社会生产对劳动要素的要求。

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劳动力数量庞大与科技水平较低并存的现实,使中国在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时,不能回避自身资源禀赋的特点。

既要避免走过去粗放式增长的非良性循环的老路,也要避免片面强调单一因素、不符合国情的“赶超式”增长方式。

三、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丰富的内涵。

首先,要确立增长途径上的效率导向,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升效率;其次,要树立增长目标上的竞争导向,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化,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升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其三,注重生产要素效率提升的协同性,集约型增长方式要兼顾资本、技术和劳动等要素间的结构和比例的合理性,降低和缓解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最后,要有经济增长视野的开放性,借鉴当代各国先进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以适合更加开放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