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梅摘要：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为主要模式的，但忽视了直接作为受害人的权利，也不利于加害人回归社会。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处理模式弥补了这些缺陷，其价值蕴涵体现为对被害者与加害人的双重恢复，以此达到正义的恢复。
我国现行司法体系中尚无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但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中国具有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能性，加强对这一制度的研究，无疑裨益于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
本文作者试从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前提、适用范围、适用阶段、具体运作等方面探讨我国的模式，也顺应了刑事和解观念国际化的思潮。
关键词：刑事和解；被害人；加害人；制度的构建By Chinese criminal activity reconciliation system's constructionYang hongmeiAbstract：The current criminal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is based on the national criminal prosecution as the main mode of criminal liability, but as victims of neglect of a direct right to return to society is not conducive to perpetrators, as a criminal settlement system to deal with emerging crime model to make up for these deficiencies, reflected in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the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of double recovery, to achieve the restoration of justice. China's current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ere is no reconciliation in the system, but the system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a long culture of origin, China has come to build a system the possibility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this system will undoubtedly benefit in China's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authors try to apply the criminal system prerequisite for reconciliation, scope of application, the application stage,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operation mode of our country, go with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of thought.Keywords：criminal settlement; victims;perpetrators;System杨红梅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为主要模式的。
在实践中具有被害人被忽略，犯罪改造不理想，社会关系不利于修复、案件积压、司法成本高、浪费了司法资源等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的弊端。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处理模式，创生了一种新的利益争端解决方式。
在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倡导实行人性化刑事政策的今天，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考虑多样化的矛盾解决机制。
一、刑事和解理论的产生及其价值蕴含（一）刑事和解的理论产生刑事和解，又称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 offender reconciliation）,是指在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些受过训练的自愿者）使犯罪人与被害人直接商谈、协商解决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及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最终为犯罪者回归社会，平抑社会冲突而创造条件。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现代刑事司法理论，其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家，是西方司法改革者在对如何在刑事司法体系内实现既保护被害者利益又使犯罪者复归社会的理想目的探讨中提出来的理论及实践。
西方传统的刑事观念在涉及刑罚目的的问题上，报应主义者认为法律是对犯罪行为人的报应，目的主义或功利主义者认为刑罚不在于犯罪本身，而在于保护社会的实际利益，都是以惩罚为目的的刑事司法制度的确立。
西方传统的刑事司法体系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如在刑事程序上强调基于法治国家原则下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害人的地位受到漠视，他们应有的权利得不到重视，只被视为证人加以利用，成为刑事法体系内“被遗忘的人”。
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演进，刑罚目的中的国家本位和被告人权利本位价值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被害人权利本位和社区秩序恢复的价值理念日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重视。
1941年德国犯罪学家汉斯·冯·亨蒂首次提出了“被害人在犯罪与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
不能只强调罪犯的人权，而且要充分地肯定和坚决保护被害人的人权”，二战以后诞生了新的犯罪学，即“被害人犯罪学”，在此学说的影响下，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开始研究“刑事和解”制度并逐步将其应用于司法实践，1957年英国的法改革者Margery Fry感到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不应无视被害人，因此提出应赔偿被害人，并着力于犯罪与被害人的和解，进而人们把它作为被害人犯罪学的重要概念，因为它突显了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有利于真正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完美结合。
刑事和解在它产生的最初十年内并没有得到刑事司法系统的完全认同，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思潮的新发展，各国才得到普遍的发展，据1996年Umbreit的一项调查，北美与欧洲已有1000多个刑事和解计划，刑事和解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法律政策的重要内容，刑事法律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
（二）刑事和解的价值蕴含刑事和解体现了对被害人和加害人进行司法保护的思想，因此它的价值兼容了被害人和加害人利益的全面恢复。
在报应主义、功利主义刑罚目的的刑事司法体系下，刑事和解无疑是离经叛道之说。
因此，在我国传统模式下对刑事和解的实际价值进行解说是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前提。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是对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双重恢复，以此达到正义的恢复。
刑事和解制度使被害人处于诉讼的主体地位，不仅得到了经济补偿，更得到了精神抚慰。
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被害人也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仅限于对被告人的控诉职能。
通过法庭上的控诉，被害人可以宣泄积压已久的愤怒情感,在得到充分安全保障的条件下取得报应情感的短暂满足。
由此，被害人的控诉职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利益需要，于被害恢复也有一定的价值。
但处于法庭审判的对抗式的情境中，加害人可能会否认其罪行或缩小责任，且法庭的证据往往经过修饰，无法呈现事实的全貌，法官也只能依据证据法则来判断，“这种截然划分正确和错误的判决结论，很可能表现为两方对抗一方的强制结论，它会导致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难以或不可能再维持下去”，或者因证据不足，“疑罪从无”，不能追究加害人的责任，这种情形下，可能引发仇视社会的情绪，由被害人变成加害人。
另一方面，对被害人的保护最重要的是通过经济赔偿的方式实现精神方面的补偿。
加害人是否愿意赔偿损失，是否积极地履行赔偿义务是对被害人补偿的重要途径。
但事实上，加害人面临着刑事和民事的双重制裁，对民事责任的赔偿并不必然导致对刑事责任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在我国刑法中，经济赔偿责任的承担和履行并不是起诉裁量和审判裁量的法定情节。
往往加害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很难再履行民事责任甚至拒绝履行民事责任，现行机制对加害人的保护很难实现。
作为另一种参照系，刑事和解所体现的自愿对被害人的恢复，值得引鉴和吸收。
同时，通过刑事和解制度，也有利于实现加害人的复归。
因为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对犯罪人的刑事追究，使加害人摆脱了犯罪标签的影响，也减轻了加害人的担忧，能够更好地实现再社会化。
同时，由于加害人在和解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聆听被告人的诉说而感受到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伤害，刑事和解过程对加害人直接的警示与教育作用都是其他方式所不能达到的。
陈光中教授认为，和解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可以减少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
很多学者认同此观点，认为和解有利于被害人利益、加害人利益的恢复以及国家与被害人利益的平衡。
还有的学者认为刑事和解“节约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成本耗费”司法领域对此项制度的关注也日益深入，在利弊之争依然并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观念更新和实践探索已逐步展开。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适应性（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文化理论基础。
刑事和解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儒学大师钱穆曾指出：“中国人乃在异中求同，其文化特征乃为求和性，”中国社会一直追求和谐，有学者将中国文化的精髓概括为“和合”文化，就是人要顺应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汉代大儒董仲舒则提出”天人之间合二为一“，即著名的“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的和合文化特质使中国人不喜欢打官司，对诉讼的理想状态是无讼，这为我国构建该制度扫清了价值观念上的障碍。
（二）“慎刑”法制思想和“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
夏代已有了“明德慎罚”的法制思想，春秋时期的“以德去刑”，汉代的“德主刑辅”之道，到唐朝“宽仁治天下”的立法原则，孔子对此曾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正进入到高速、平稳发展时期，这为构建刑事和解提供了刑事政策上的有力支持。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一）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前提1、刑事和解必须以加害人有罪答辩为主观前提。
有罪答辩意味着加害人承认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实际伤害，是加害人主观恶性小的表现，加害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从而真诚悔悟，给被害人以物质赔偿，兼顾了精神性抚慰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