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弊大于利中国企业还远远不具备国际竞争力。

从规模上看，中国前500 家企业的年销售总额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相当，中国前500 家企业的平均销售额仅为世界500强的2%. 中国的若干产品的总产量在名列世界前茅，如钢材、水泥、煤炭、棉布、化肥、电力，甚至彩电、冰箱、空调、摩托车等家电是如此。

但是，中国的庞大的生产量是由众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业集中度很低，每家企业的规模都不够大。

从生产技术上看，中国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较差，生产技术落后，单位产量的能耗较大，且在产品品种、性能、质量方面都比不上欧美大企业。

从可以调动的资金来看，中国企业普遍缺乏雄厚的资金支持，无法在技术改造和市场占有率上有迅速提高；从品牌来看，中国产品普遍缺乏国际知名度，无法做到优质优价，利润实现能力差。

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平等竞争，其结果必然是中国企业大量破产倒闭，或被跨国公司收购兼并。

事实上，中国的饮料工业、啤酒工业、洗涤剂工业、自行车工业、造纸工业、医药工业、电梯业、计算机业、民用客机车、装备工业都已经被跨国公司占领，或者高附加值部分市场被占领，机械工业、汽车工业、石化工业、钢铁工业、煤炭工业、农业等也都面临著进口商品和跨国公司的严重威胁，有的甚至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华的生产组装车间。

与此相应，则是中国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利润萎缩，裁员和降低工资福利，拖欠银行贷款。

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比率相当高，腐败因素造成的不良资产只是其中一部分，主要的呆帐坏来源是市场竞争造成的，特别是由于外资企业挤垮中国企业造成的。

中国农业是竞争力最弱的产业。

众所周知，中国农村人口多达9 亿，农业劳动力5 亿左右，户均拥有耕地仅为0.4 公顷左右，与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上百万公顷的农场相比，毫无规模经济效益可言。

为了确保如此微小的土地面积能够有足以维持农民生存的产出，必须要使粮食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这就使中国农产品特别是小麦、水稻、玉米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从1996年起，由于中国增加粮食进口规模，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至2000年秋，降低至每种一亩小麦要亏损8 美元的水平，使农民生活陷入困境。

目前，中国农业地区普通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不到80美元，生活十分艰难。

如果加入世贸组织后履行《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则农民收入还将继续下降，大量农村土地将被荒芜，农村人口将大量流入城市，成为城市边缘人口。

一句话，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ＧＤＰ总量虽然可能有一时的增长，但是单位ＧＤＰ的税收、工资含量将有下降，单位ＧＤＰ的就业量将继续减少。

更重要的是，中国将失去独立的工业体系，逐渐成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加工基地。

中国农业将面临极大冲击，农民收入可能大幅减少。

中国的金融体系可能被进一步增加的呆坏帐拖垮。

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失业人口将大量增长。

同时，在世贸组织规则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将无法提高税收，从而无法建立一个有足够支付能力的社会保障体系。

其结果是，中国的社会治安将进一步恶化。

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动力直面国际竞争的中国企业界的声音却没有出现在媒体上。

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规模还太小，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跨国公司。

虽然这些小企业也模糊地感觉到国际竞争对他们的威胁，但是他们缺乏信息沟通，更缺乏组织，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

中国大企业仍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这些企业明确感到跨国公司的压力，但是企业的领导人们受命于×央政府，对企业的生死存亡不承担最终责任。

就个人而言，加入世贸组织后还有可能享受与国际接轨的收入，自然也没有多少兴趣反对。

工人和农民本来应该对此表示不同意见，但这两个群体同样缺乏信息沟通，同样缺乏组织，他们甚至不知道世贸组织是什么。

人们一般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引进市场逻辑，让人们的致富愿望和能力来带动社会发展，同时就意味著让弱肉强食的规律自发作用。

然而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主导因素并不是弱肉强食，而是强者主动出让利益。

1985年以前，由于政府放权让利，给农民提高农产品价格，给工人以奖金和津贴，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以一定的自主支配权，弱者群体首先得到利益，因此社会生产总量迅速增长，消费品增长更是迅猛，改革开放得到了广大公众的普遍拥护。

然而，1985年以后，政府已无利可让，无权可放。

从那时起，弱肉强食开始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因素。

在农村，农民的收入增长趋缓，而农民的负担却逐年上升。

在城市，国有企业的领导层逐渐以各种方式将越来越多的企业收入据为己有，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相对经济收入则不断下降。

这又进一步导致国有企业凝聚力的下降，各级干部甚至工人都在借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使国有企业逐渐成为各种力量瓜分的对象，失去活力和竞争力。

在国有企业的外部，又有乡镇企业从低端、外资企业从高端占领国有企业的市常这样，国有企业就渐渐地萎缩了。

伴随著这一过程的，是一个庞大的新富阶层的形成，包括城市握有实权的各级干部，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农村的基层干部，乡镇企业领导人，私营企业主，以及外资企业主等。

当然，必须指出，整个八十年代，外资进入的规模、水平都较低，港澳台资为主，且国家保护措施较强，外资对中资企业示范作用较大，威胁较小，中资企业工业产品供不应求，产销两旺，发展迅速。

国有企业的内外部种种问题虽然都已经出现，但尚不严重。

但到八十年代末，各行各业都出现生产过剩，市场竞争开始激化，加上国际制裁，出口下降，中国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机。

其显著标志是所谓“三角债”。

解决危机的办法本应是通过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吸纳过剩的生产能力。

但是由于这一办法违背改革开放中新富阶层的利益，根本就被排除在政策选择之外。

实际发生的是国内经济的外向化和泡沫化。

1992年邓小平讲话以后，各级政府大搞“五通一平”、“七通一平”，提供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

结果，中国掀起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物价迅速上涨，库存物资全部销售一空，生产能力由过剩转为不足。

但是，好景不长，大量房地产和开发区无人问津，价格一落千丈，如海南省和广西北海的房地产价格下降了90% 以上。

中国国内经济落入更严重的危机。

从1996初年底，竞争性行业的物价不断下降，彩电、冰箱、空调、摩托车等产品的价格下降了50% 以上，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支撑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

外国直接投资集中于两大领域，一是占领中国市场的高附加值产业，如汽车、医药、化工、电子等，一是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加工业，如玩具、鞋、皮革、服装等行业。

其结果必将是使一个又一个产业落入跨国公司之手，中国丧失自主工业生产能力，同时，则使中国经济进出口依存度高达46% ，成为高度外向型经济。

在九十年代经济外向化，国内经济由泡沫破裂陷入长期通货紧缩危机的过程中，弱肉强食逻辑得以充分展开，农民、工人的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不断下降，而各级干部特别中央和富裕地区的干部、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的收入则急剧增长，贫富差距甚至超过了美国。

这三部分人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力量，而这三部分人又都是受益于外向型经济，受益于通货紧缩危机的。

在他们看来，如果以内需为主实现自主型增长，则势必要增加税收，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影响他们的收入和消费。

而发展外向型经济，使中国经济彻底加入全球化，则既是改革开放逻辑的必然，又与他们个人的利益一致。

因此，当中国面临著自主型经济还是外向型经济的选择时，这三股力量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外向型经济，也就是选择了加入世贸组织。

这一动力被中国政治术语含蓄地概括为：加入世贸组织，使改革开放不可逆转。

此话破译出来就是：加入世贸组织，使富人的钱包不再受威胁。

三、公众是怎样被说服的？加入世贸组织将使中国富人成为跨国公司生产体系中的依附性力量，因此并不符合其长远利益。

对于世界各国大多数人来说，中国不是成为一个自主成长的经济发动机，而成为靠低工资竞争的国家，也不是件好事。

我认为，根本原因是跨国公司及其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学说统治著学术界和舆论界。

中国的经济学界几乎一边倒地信奉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信奉弗里德曼，政府各级领导人都接受过斯密教条的训练，他们几乎无条件地相信市场经济，相信自由贸易。

媒体也不例外，记者和编辑都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斯密教条信奉者，很少有人知道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甚至英国都是靠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起来的，他们甚至把贸易保护等同于“闭关锁国”。

市场幼稚病。

西方强国一味向我们推销新自由主义，别有用心地把中国说成是新的世界强国，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部分学者曲解了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本意，迷迷糊糊地跟着高唱自由放任的颂歌，一味地认定只有自由竞争才是中国的出路。

这种主张实际上和当年跑步进入××主义的狂热差不多，无非方向变了，成了跑步进入世界市场，从“左”派幼稚病一变而成为市场幼稚病。

回顾过去十年甚至是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我们不能高估经济改革的成就，特别是在过去十年，“基于法制的市场经济道路跟‘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正在较量，“两方面都有所斩获，现在还胜负难分”。

我们应该并且一定要理性地看待所谓的“中国模式”，千万不能“未富先骄”。

四个不协调：“改革滞后于开放，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中国模式在这个正在成型的“中国模式”中，从形式上看，我们有一个发展主义的政府，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推动着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从实质上来看，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是，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高管在一个巨大行政科层中不断运用自己所掌控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

这种处在各级政府行政科层中的官员和国企高管的权力寻租，既构成了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能，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在目前是有一定经济效率的；另一方面，它又不断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并不断积累一系列问题。

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增大，政府官员腐败屡治不果，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整个社会越来越靠政府的项目投资和高投资率来维系经济增长，居民家庭收入和居民家庭的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等等，都是这一独特的“中国模式”渐进成型和不断强化的一些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要解决这些问题，改革或许是唯一的出路，但似乎是越来越难。

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大危险和风险，也许不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下滑，而是一个处于尚不完善的权力约束机制之下的政府正在国民经济各领域逐日膨胀和对整个社会管制的不断强化。

在当今中国，政府不但是经济、法律和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而且是国民资产的一个最大拥有者和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参与者和统御者。

一针见血地道了出来：“当前出现了一种论调：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政治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