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一)黄遵宪的《今别离》全篇集中突出了一个“快”字。

转、驰、载、动、速、快等动词的接连运用，渲染出现代交通工具的一种显著优势：超乎寻常的快速度。

在现代快速度下，人的生活必然会呈现出相应的快节奏。

我们知道，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换言之，速度等于空间距离除以时间长度。

显然，现代快速度必然会意味着新的时空体验。

人的“别肠”在孟郊时代随着那马车车轮“一日一万周”，但在现代火车时代又会怎样呢？黄遵宪开篇就告诉说：“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

这直接道出了现代离别体验的新内涵：由于现代火车的车轮行驶速度远远快于古代马车车轮的旋转速度，所以，人的“别肠”也就会运转得更加快捷。

这表明，随着交通工具的现代化，现代人的时空制度改变了，时空高度压缩，而人的离愁别绪也就随之发生改变，变得比古人更为新鲜、丰富而复杂。

“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目睹飞驰的双轮，眼见时空的快速变换，人内心的忧愁在滋长。

诗人不禁生起一种怀旧情绪：“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

”古代的车舟诚然同样“载离别”，但毕竟速度有限，从而时空转换也有限，让人感受到行动举止的“自由”，因为人的以往经验赋予其应对古代车舟速度的能力。

但愈是缅怀古时的时空自由体验，就愈会在现代境遇下体会到“不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

别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

现代火车和轮船具有古时不可能有的快速度，因此会加倍增生人的离愁别绪。

“钟声”显然是现代的，是现代时间的象征物。

“须臾”、“及时”用“顷刻”三个时间词语的高密度重复出现，正突出了现代时间的迅捷变换特性。

而时间的迅捷变换当然会催生出空间上的变化体验。

“今日舟与车，并丈生离愁”两句，凝练地表达了全诗的基本题旨：现代交通工具的快速度产生出一种神奇的“力”，它导致时空高度压缩，加倍地增生人的离别体验。

可以说，这首诗的焦点在于揭示现代交通制度转型在时空制度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对离别体验的深刻影响，透露出诗人对现代交通工具的权力的深切优虑。

地球上不同位置间必然产生或大或小的时差，这在今天自然是平常事，但在黄遵宪时代，却是巨大的时空裂变。

如果说上面这首诗讲述时空压缩如何导致离别体验的变化，那么，《今别离》之四则突出了由地球空间的阻隔而造成的相思错位：“汝魂将何之？欲与君追随，飘然渡沧海，不畏风波危。

昨夕人君室，举手搴君帷，披帷不见人，想君就枕迟。

君魂倘寻我，会面亦难期。

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常参差。

举头见明月，明月方人扉，此时想君身，侵晓刚披衣。

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眠起不同时，魂梦难相依。

地长不能缩，翼短不能飞，只有恋君心，海枯终不移。

海水深复深，难以量相思。

”诗从东西半球间的现代时差，联想到现代人彼此相思时可能出现的空间错位状况。

这种在全球性境遇中激发的相思错位联想，在古时自然是不可能有的。

黄遵宪想象道，妻子思念远在西半球、三万里之外的丈夫，禁不住要追随他不畏险阻地跨越沧海。

但想象中寻到他的卧室时，却发现他不在：“披帷不见人，想君就枕迟。

”想来他是由于时差缘故比在中国时就寝迟吧？妻子不禁反过来想象，假如丈夫也像我一样寻找呢？不也是会面难期吗？“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常参差。

”由于东西半球之间的时差，你我的相思情景在时间上必然地出现错位情形。

这样，妻子终于理解了亲人间彼此的天涯海角、昼夜错位的现实处境：“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

”而对中国人来说，真正痛苦的是，两人睡眠和起床的时间都不相同，致使彼此“魂梦难相依”。

人不在一起，魂梦总该相随吧？却也不能。

唯一实在的，就只能是妻子对于丈夫的海枯石烂永不变的爱和海洋一般深邃浩瀚的“相思”之情了。

时空制度转型是现代性转型的一部分，它给原来习惯于古代时空制度的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时空裂变体验——相思错位。

与时空制度转型相连的是吉登斯所谓现代性第二种要素：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机制。

抽离化，是说“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

按我的理解，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机制是指现代政治、社会、文化、学术、教育等各种制度的统一的合理化结构重组。

地球上无论何种国家、民族、地区、群体或个人，都舍弃地方性惯例而接受大致统一的抽象系统的规范。

这种抽离化机制就凝聚在“抽象系统”中，具体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种类型。

“象征标志”是那种具有一定“价值标准”的能在“多元场景”中相互交换的“交换媒介”，其最典范的象征物是货币；而“专家系统”是指那种“通过专业知识的调度对时空加以分类的”机制，这些专业知识的种类很多，有食品、药物、住房、交通、科学、技术、工程、心理咨询或治疗等系统。

这两种类型都往往独立于使用它们的具体从业者和当事人，依靠现代性特有的“信任”关系而发挥其作用1]（P18）。

例如，当我们用货币去商场购物，不必靠熟人关系，只要“信任”货币这一共同象征标志就行了；有病时不找江湖郎中而去医院看医生，因为医院有一整套专门的医生、病理、药理、药物等抽象系统；同理，我们向邮箱里投递信件，一般不必担心它被不相干的人偷阅或中途丢失，而是信赖这个现代“鸿雁”系统会在几日之内安全送达收信人。

正是这些抽离化机制的建立和健全，保障现代社会生活的车轮正常运转。

试想，如果抽掉了这一系列抽离化机制，现代生活必然会陷于混乱，例如，持有货币却不能交易，有病无医生诊治，投递信件却无法送达。

中国的传统货币银元分量重且占空间，在日常生活中携带和交易都不便。

而由西方人发明的现代货币即“洋钱”，则轻巧便利。

《文明小史》在第二十一回叙述绰号“花千万”的农民花清抱赴上海发财的经过时，讲述了洋钱的妙用。

这位十八岁的穷苦农民想去上海“开开眼界”，只好卖掉自家耕牛换得十五吊钱。

小说这样写道：“将几件旧布衣服，打了一个包，十五吊钱扣成两捆，找根扁担挑上肩头，出来要走。

阿四看了，好笑道：‘你这样出门，被上海人见了，要叫你做曲辫子的。

那沉沉的一大捆钱，合着一条粗竹扁担，不是好跟你到上海去的！满了十吊钱，关上就要问你的。

我劝你破费几文，到城里换了洋钱吧。

’说得清抱面红过耳。

没话讲得，只得同到城里，去了些扣头兑洋十六元有零，带在身边，再要轻便没有。

他自己也快活道：‘果然外国人的东西好’”。

银行兑换使原来“沉沉的一大捆钱”变成了“再要轻便没有”的“洋钱”，方便旅行及生活花费。

货币及银行制度的现代转型，在这位中国农民眼前打开了一个惊人的世界，使他不仅切身体验到便利和舒适，而且内心充满“快活”，禁不住由衷地赞叹“果然外国人的东西好”。

黄遵宪在伦敦担任外交官时，对电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的《今别离》之二刻画了现代电信与人的离愁别绪的联系：“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

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虽署花字名，知谁钳纸尾？寻常并坐语，未逮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斑斑墨，颇似临行泪。

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

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

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与轮船和火车一样，现代电信也体现了快速度。

古时寄信速度虽慢，却是相思者亲笔“手书”，令人唤起浓浓的亲密回忆；而今，电报上虽署真名却不见真迹，如此怎能准确传达相互情怀？更何况经过层层转译和传递，原意就可能被歪曲、变形，变得陌生了。

“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突出说明现代电信带来的传播障碍。

不过，诗人同时也看到另一种新问题：既然电信速度那么快，为什么不每日每刻寄书往来以便交流彼此的相思之苦呢？“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

”由对现代快速度的高度信赖和期待，反倒对亲人产生了更急切、更深厚的相思之情和更多的沟通要求，所以恨不得化作电光一瞬间飞到亲人身旁：“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诗人强烈地感到，现代电信制度给人际传播和亲情沟通既提供了速度上的极大便利，又增添了新的障碍和陌生感，更滋生出远为频繁的沟通需要，从而在现代人的心理上造成新的紧张感。

在中国，电信制度的建立确实在生活中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文明小史》第二十二回写一位名叫万岐的抚台过生日，突然接到秘密电报：“可巧门上送来一封电报，是北京打来的，拆开一看，都是密码，连忙辞别众人，请他们多喝几杯，独自一个走到签押房，叫翻电报的亲信家人字字翻出。

却是小军机陈主事打给他的，内言东事棘手，鄂抚调苏，阁下调鄂，梗电，抚台看了这个电报，把眉头皱了一皱，连忙插在袋里，吩咐家人，不准走漏消息，依旧踱到花厅。

大家问起电报何事，他说没什要紧，不过说些京里琐事，大家也不便深问了。

那知鄂抚缺苦，又系督抚同城，事事掣肘，所以万帅不甚愿意。

料想内里主意已定，不能挽呵的了。

当下藩台来见，同他商量周道代理温处道，离了学堂，总算趁了他的心。

次日，又打了一个电报给胡道台，借银一万两，接回电答应五千，某庄划送，只得罢了。

停了数日，果然奉到上谕，并着毋庸来京，藩台护院。

交代清楚，带了全眷赴鄂，雇了五号大船，用两只小火轮拖到上海。

”朝廷对这位万抚台调任湖北的机密任命，通过电报迅速地悄然先达他本人手里，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做出细致的安排。

而这种机密情报的如此决速传递，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只有电信制度才能办到。

等到他安排好调动的有关事宜后，才接到朝廷的姗姗来迟的“上谕”。

可见，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在政治生活中，现代电信制度都可以导致神奇的变化。

现代性的第三个基本因素是“现代性的自反性”（reflexivity）。

它不是指通常那种对于外在行动的内在反思监控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制度化了的社会生活本身的内在机制，具体说是指“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

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内在逻辑里已经确立了社会制度的自我反抗、自我批判机制，以致社会制度已内在地规定了把专门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情境中并对其加以重组、建构或转型的例行或定期程序。

所以，吉登斯又使用现代性的“制度自反性”（Institutionalreflexivity）一词。

这表明，在现代性条件下，运用专门知识系统去自主地反思社会生活状况并导致其重组、建构或转型，已成为一种必要的经常性“制度”1]（P18-19）其实，每一种社会都具有自身的自反制度，只是在现代性条件下，这种自反制度变得格外经常而又突出。

例如，“革命主义”或“先锋主义”行动往往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自反性常见的具体呈现方式。

现代性是始终伴有激进的社会革命、文化革命或阶级革命的文化过程。

以辛亥革命为标志，从封建帝国体制转变为现代共和体制，这一社会政体的急剧革命为原本准备不足的全面的社会制度变革吹响了进军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