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最璀璨的明珠
-----------西南联合大学
自清末民初引入现代大学制度以来，中国大学已经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历程。

现如今并没有一所中国大学在世界上有足够的影响力，但是在中国曾经的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方，却有一个培养出获诺贝尔获得者的好大学。

至今人们提起它，都在国内和国际上有极高的声誉，这所学校就是西南联合大学。

在上这门课程之前我只知道在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所学校，但通过课程的学习加上对于资料的整理让我的内心对这样一所学校所取得的成绩为之一振。

这样一所学校及其所取得的旷世成就深深的吸引了我。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JohnIsrael说过：“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

”以下是我对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的一些看法，及对其成功原因的一些分析。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

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

北大、清华、南开原均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

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

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均学有成就，有的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

西南联大存在的时间不满9年，就读学生不过八千，而且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却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三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朱光亚、邓稼先、王希季，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科学、教育、新闻、出版、工程技术、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少西南联大校友成为业务和政治骨干。

在台湾和海外，有重大成就的联大校友，也不乏其人。

这所在抗战期间临时组建的大学．为什么能在短短的8年时间里．培育出超过北大、清华、南开30年里培养的人才，取得了堪比牛津、哈佛、耶鲁的辉煌成就?西南联大培养杰出人才的秘诀何在?西南联大的教育成功应该给我们今天的教育人以怎样的启示?
西南联合大学培养出这么多的优秀人才的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点；
一、办学理念的相融相契——西南联大成功联合的根本所在
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在战前都是国内很有名望的一流高等学府，各自都有不同的风格：北大开放自由；清华严谨求真；南开稳重务实。

各校的领导人也有不同的个性，在治理学校的方式、治学的态度上都会有差异。

因此，各方面、各种问题的意见不同和利益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三校“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

”
光大三校优秀传统、保持自身特色是西南联大在联合办学中一直倡导的主导管理思想。

联合办学成功的标志并不仅仅在于人事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在联合或并校以后能不能保持和发扬原学校所具有的优秀传统和特色，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使合并后的学校发挥出更大更好的办学效益。

我们看到，西南联大在继承三校原有精神的基础上，又根据联大所处的抗战的时代要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有选择性和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了新的精神。

比如：根据抗战建国的需要，西南联大在教育过程中十分注重培育联大的艰苦奋斗精神；根据三校联合办学的现实，又突出了学校自身团结精神的培养。

三校的优良传统，在联合中不仅没有消弭或贬损，反而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扬，达到了一种内在的融汇与升华。

逐渐形成了以“民主、自由、包容、团结、实干、谨严”为核心价值的西南联大精神。

二、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西南联大成功联合的思想基础
“刚毅坚卓”为西南联大的校训，它是西南联大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在战争时期的具体体现。

因为有了这种精神，西南联大人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为成就学术救国、以文化振兴民族的大业而去克服一切困难；因为有了这种精神。

西南联大人能以大局为重，化解矛盾，坚持团结；因为有了这种精神，西南联大人能够自强不息、苦干实干，严谨治学。

这一精神最能反映整个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的精神风貌，支撑着西南联大的其他精神。

西南联大之联合办学，固然为抗战期间之临时举措，但这种临时举措，不是在于形而是图其质。

联与不联，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的表现。

西南联大在联合办学方面树立了典范。

它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并不是“一盘散沙”，连素来“文人相轻”的知识分子都能团结起来，何况其他民众呢?
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使得三校师生同仇敌忾，充分显示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时的崇高气节，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为中华民族日后崛起留存了希望之火，也为当时所有的国人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

三、精诚团结的崭新风气——西南联大成功联合的重要保障
合作办学之初，如何维护团结是西南联大今后能否成功办学的首要问题。

由于时间仓促，其中的不和与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三校在战前都是国内一流的高等学府，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办学风格。

校际之间的利益分配、三校领导人不同的治校方式、学者们的学术地位以及治学态度上的差异等等，稍有不慎，都可能导致联合的流产。

具体地说，在办学理念上，清华、北大较为一致，南开与其有所差异，但这些都在精诚团结风气下被一一化解。

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

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

后期，外间虽有压力，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始终是团结的。

抗战胜利，还在昆明上课一年，除了个别有任务的几个人复员外，全部留在昆明，这也是了不起的。

”
四、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西南联大成功联合的有效机制
在行政管理上，西南联大从最高领导层到行政．后勤、训导等各部门几乎都是依靠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的领导体制和行政组织系统，是根据三校合组的实际情况以及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来组建的。

西南联大不设校长，由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和秘书长杨振声组成常务委员会，梅贻琦任常务委员会主席。

常务委员会主席亲自主持三个会议并担任主席，使会议的议题和决议有利于常务委员会意图的贯彻。

一是常务委员会，由各处处长及各学院院长列席参加；二是校务会议．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代表(由教授会选举12人为代表)组成；三是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为教授会当然成员。

从职能上看，常务委员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关，校务会议依照常务委员会决议处理校务，而教授会议只是一个咨议机关。

梅贻琦始终把为学校服务视为“乃是应尽的义务”，时常想到“责任之重大，唯恐不能胜任”。

他始终坚持“吾从众”的治校方针，兼容并包。

尽力平衡各方关系，深得众望。

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说过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的态度代表了西南联大人对知识本身的诚笃。

共同的人文理想和价值追求，使西南联大聚集了众多一流的学术大师，加上三校的优良传统，吸引了无数的青年学生投奔联大，形成了良性循环。

合组后的西南联大设有5院26系2个专修科，规模居于全国之首，西南联大师生在为抗战建国努力学习的同时，把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紧密相联系，并为之努力奋斗。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联合办学、团结从教的成果。

西南联大办学的整体效益，诚如“国立西南联合纪念碑”碑文所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联合成功使西南联大的学术地位得到提升，使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大批一流人才。

因为西南联大的存在，还全面推动了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为抗战建国作出了贡献。

西南联大成功联合的办学实践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尤其是从西南联大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中，我们将获得前进的动力。

如今，“西南联大”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鲜明的办学特色和办学思想，却为当前我国高校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第一，继承和发扬联大“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思想，让大学成为一个“百家争鸣”的地方以及自由生产知识、传播知识的神圣殿堂。

第二，人才培养方面。

当初的西南联大以“知识救国，学术建国”为己任。

在当今全球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前提下，特别应该将联大的通才教育思想运用到当前的素质教育中。

第三，师资方面。

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物质条件和师资队伍是办好一所大学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西南联大师生捍卫民主、追求自由、知识救国、学术建国、探索真知、勇攀高峰的精神是当代高校改革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