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 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 就是最理想的。”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 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
1955 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 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 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 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 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 清华校长”。
他的学生刘兆吉把收集到的三百 多篇民歌，集成《西南采风录》 一书，后来被称为现代的《诗》 三百。
任继愈时为哲学系学生，这次“湘黔 滇旅行团”的经历引发了他深深的思 考：“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 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 从此，任继愈确立了学术研究的方 向——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并把一生都投入了这个事业。
罗庸、王力； 哲学方面的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贺麟、钱穆； 社会学方面的潘光旦、费孝通； 历史学方面的陈寅恪、吴宓、吴晗；逻 辑学方面的沈有鼎； 政治学方面的钱端升……
迄今为止，西南联大学子中已涌现出: 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 三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刘东
生、叶笃正; 六位“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朱光亚、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纪念碑碑文》
冯友兰
国立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南联合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由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 国立清华大学和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南迁 联合办学的学校。
先以长沙临时大学的名义在长沙组建；一 学期后，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其前身长沙临大)成立于1937年8 月。
1938年1月19日 经国民政府最高 当局批准,长沙临 时大学决定西迁 昆明，300余名 师生组成的湘黔 滇旅行团1938年 2月20日从长沙 出发，行程1671 公里，其中步行 1300公里，相当 于长征路程的十 分之一。
联大则在抗战胜利后一年， 1946年，才告结束；三校 于是年秋季才各自返平津 复校。
西南联合大学
钱穆先生曾经鼓励联大学子 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
书”。
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 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50多年前，站在这些简陋校舍讲台上的教员中有： 数学方面的华罗庚、陈省身； 物理学方面的周培源、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 语言文学方面的钱钟书、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
“选科制”改革1917年在北大就已开始，到 西南联大之时，“选科制”已经十分完善。 “转系很容易，写申请书，系主任同意就可 以。一年级读普通课，学分都承认，所以转 就比较容易。”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现年86岁的何兆武先 生回忆说，他在联大七年一共读过四个院系， 一年级读工学院，转到历史系，然后考了哲 学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学又改行学外语。
有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制度的 保障，西南联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学术 的自由。
邹承鲁（中国生命科学的泰斗，中国科学院 院士）说：
“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 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 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 力”。
冯友兰把自己在联大期间所著文章结集出版， 名之《南渡集》。
费孝通先生和他的伙伴 们在呈贡的“魁阁”建 立工作站，开展田野调 查，进行社会学和人类 学的研究。
西南联大学生当年转系十分普遍，杨振宁， 进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后来改读物理。
蒋梦麟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 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 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
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 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 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这次南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全新的意义，它 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走出象 牙塔，去接触社会、深入社会并研究社会的 文化活动。联大师生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 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
闻一多和任继愈都在旅行团中。
致力于《诗经》和《楚辞》研究 的闻一多先生带领学生深入民间 采风，收集西南民间诗歌。
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 (1889-1962) 字月涵，天津 人
北京大学校 长蒋梦麟 (18861964) 字兆 贤，浙江余 姚人
南开大学校 长张伯苓 (18761951) 名寿 春，天津人
梅贻琦
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 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
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 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 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 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 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 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 8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12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有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制度的 保障，西南联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学术 的自由。
邹承鲁（中国生命科学的泰斗，中国科学院 院士）说：
“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 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 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 力”。
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 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 “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话少，更少下断言，时人称之为“寡 言君子”。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 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 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 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 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蒋梦麟
在北大，本着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构想， 蒋梦麟具体实施建立新的行政组织，其中 评议会为北大首创。
评议会是校内最高立法机关，会员中包括 由教授互选而产生的教授代表，目的是让 教授有参与学校治理的机会。
由蔡元培提倡，蒋梦麟贯彻实施而得以在 北大出现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之风， 在日后的西南联大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