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 则乱” ，“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 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 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
（四）势——管理组织观
1、“势”的概念
势，就是权力，称权势。“势者，胜众之资也。”“资”是凭藉。一 个君统治众人，他必须有所凭藉。他的凭藉，就是作为君主的权力， 这就是势。只有“君执柄以处势”，才能“令行禁止”(《八经》)。
“万乘之君，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 者，人主之筋力也”，如果不懂得运用自己的威势，而为周围的大臣 所专擅就等于失去“筋力”，“人主失力而有国者，千无一人”。
（三）法 ——管理行为观
2、“法”的特征 法是客观的。“设之于官，命之于百姓”《难三》，“以事
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 专制”《南面》 法是公平的。“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 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超越于阶级，一律平等，而 且赏罚都以法断，“爵禄生于外，诛罚生于罪”，全仗自己 表现，故赏不思主，罚不恶朝，因皆出于己行。
商鞅曰：“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 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 而治之，故天下之治也”（《商君书.定分》）据此， “法”方是可遵行的，真运行效率才得以提升。
其三“法”是提供一结构或制度，使一切治理对象都纳入 此结构中，以实现治理目标而角色化和功能化。
三、先秦法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反对礼制 法律的作用。“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
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兴功惧暴”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四、韩非及其哲学观
1、韩非简介
韩非(约公元前280一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为韩公 室诸公子之一。著有《韩非子》一书。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 者。
五、法家的管理思想体系
道 治强 法 势 术
管理本质观 管理目标观 管理行为观 管理组织观 管理控制观
（一）道——管理本质观
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掌握管理对象的客观化基础 和执掌事物的规则，来实现组织目标。也就是所谓 “对事不对人” 。
在法家治道思想里，国家君主的地位是至高无上，是 超载臣僚与人民之上的，但国君在立法，执法及其统 治中，都必须以“道”为依归。有曰：“故先王以道 为常，以法为本，本治则名尊，本乱则名绝。” （《韩非子·饰邪》）只有以“道”作为基本原则，国 家的法和国君的统治方有理性的正当性。
（三）法 ——管理行为观
1、“法”的概念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
加乎奸令者。”（《定法》） 法集权于君主手中。“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
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 （《二柄》） 覆盖范围，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庶民百姓，甚至官员的升降
职级，以至编制，职掌都透过决策明确划分。“明主以吏， 宰相必起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 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王之道也。”《显学》
“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临千仞 之谿，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 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 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中性被动的，它只是工具，可以导致正面价值，也可以导致负面 价值， “夫势者，非能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贤者用之， 则天下冶；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难势》关键就在使用的人的 素质。把势与法结合，以法约束势为治国工具，就叫 “抱法处势”。
法家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主要是指战国初 期出现的一批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家和政治家，后期法家是 指集法家之大成的思想家韩非。韩非的集大成体现在他将前 期法家的“法”、 “术”、 “势” 结合起来，以荀子思想 为思辨，创立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其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 其“尊主安国”的君主专制理论中。
其二以“法”规范人的行为，在这里，法作为人格化的治 理工具，以其惩诫与刑罚的运作，奖励和赏赐的施舍，规 范人的行为。韩非曰：“明王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 二柄者，刑德也……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或而 归其利矣。”（《韩非子·二柄》）而且在实践中还运用 严刑，所谓“峭其法，而严其刑”（《韩非子·五蠢（学 者，带剑者，言古者，患御者，商工之民）》）。在运行 中，“法”除了显现“赏”与“刑”的诱发力和协迫外， “法”本身还必须具有公正无私的客观性、平等性，而且 必须是成文的，公布给人民知晓的。
（四）势——管理组织观
2、“势”的作用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 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 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 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 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 行，禁则止。则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也。 《难势》
(2) 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剥夺王室贵族的威权，使他们 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 士”。“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
(3) 责令楚国一些与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僻远的地方去开 发。 “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以所不 足，益所有余。”
5、商鞅变法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 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 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 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2、子产
子产（？——前522年）又名公孙侨，字子美，郑国贵族， 晚于管仲而与孔子同时。《史记•郑世家》云：“子产者， 郑成公少子也。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 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 也！’” 。
“铸刑书”。
主张治国应宽猛并用，然以猛为主。《左传•昭公二十年》 载子产语：“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习之，则多死； 故宽难。”后来商鞅据此提出“法者，所以爱民也。” “子产用郑，病将死，谓游吉（即子大叔）曰：‘我死， 子必有郑，必以严莅人。’子产死，游吉不肯严刑，郑少 年争相率为盗……游吉喟然叹曰：‘吾早行夫子之教，必 不悔至于此矣。’”
（三）法——管理行为观
3、“法”的管理行为体现 管理行为也就是通过对人的行为动机和需要分析，以求人
与组织的和谐，并引导恰当地适应人们的需求和对需求的渴 望用以实施组织的目标。
人性 → 动机 → 行为 → 管理目标 “法”作用管理行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一行为动机的人
性论基础，在韩非及法家的人性论里，人的本性是自利、自 为、自私，人的心智有为一已之利的计算心；自利心与计算 之心的结合。“法”的设置只能满足人性自利的要求的规则， 自然也就为人所接受。韩非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韩非子·八经》） “法”即具有威慑利诱的力量。
法令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应该公布于众。 “设象以为民纪， 式权以相应，此缀以度，本肇末，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 罚，班序颠毛，以为民纪统。”
注重法律的作用，“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 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 规矩绳墨也。” 。
认为“民之情，莫不欲生恶死，莫不欲利恶害……民利之 则来，害之则去。”
3、李悝变法
李悝(前455-前395)，战国初期魏国著名政治家、法学家， 也作李克。李悝为魏文侯到武侯时人，曾受业于子夏弟子 曾申门下，作过中山相和上地守。上地在河西，故李悝经 常和秦人交锋作战。战国初期，魏国国君魏文侯任用李悝 为宰相，实行变法。
主要内容： 第一，废除官爵世袭制。 第二，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法
治道对象：人和现实世界。
（二）治强——管理目标观
法家学派是在“必然之道”原则下建立国富兵强成霸王之业 的治国目标。
韩非以功利价值观出发，一是分析韩国所处的国情危急的客 观环境中的现实的霸王需求；二是主观上功利实效主义作为 价值标准，自然就得出富国强兵成霸王之业的治国目标。
在实施目标时，应锁定具体可实行目标，韩非批判儒墨学派 是缺乏验证可行的空中楼阁，有曰：“无参验而必之者，愚 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诠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 愚则诬也。愚诬之行，杂反之学，明主弗受也。”（《韩非 子·显学》）
经》，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 第三，革除旧有的阡陌封疆，鼓励开垦土地。 第四，实行“平籴法”。 第五，改革军制，精选武士。
4、吴起变法
吴起(?—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东 北)人。
(1) 均爵平禄。 “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 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於天下。”
四、韩非及其哲学观
2、韩非的－哲学观 人性观 －“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 历史观 －“事异则备变” ，“不期循古，不法常行，论世
之事，因为之备” 价值观－“有功受赏，有罪受诛” 认识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
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 思虑。” 国家观－“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
1、经济措施。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 耕织；统一度量衡
2、政治措施。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除“世 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改革户籍制 度，实行连坐法；推行县制；定秦律，“燔诗书而 明法令”
三、先秦法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早期法家大致分为三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 ”,慎到重“势”。韩非集早期法家之大成,主张三者 相结合，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从而系统地发 展了法家的法治思想。 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韩 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 效”。韩非的这些主张，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 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