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奇案”的法学思辩
作者：李玮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01期
摘要富勒的洞穴探险者案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法律虚构案例之一，原本应根据法律要求，用最具有说服力和富有逻辑的论证结果，来对此案作出判决，遗憾的是，此案并非如此简单。

作者彼得·萨伯用简短的篇幅，通过14份“虚拟大法官”的法律意见书，呈现出不同的法哲学理论激烈而生动的对话场面，使我们了解不同的法律哲学如何影响法官对法律和事实的解读。

在众多争锋相对的辩论中，引发了我们对在法律与道德、人情、民意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法官应当如何抉择的思考。

关键词法律道德公正
作者简介：李玮，东南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方向：法律。

中图分类号：D920.4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1-167-02
洞穴奇案已然成为挑战人们法律思想力的一个坐标，不管是谁，只要阅读了这一假想公案，就不免陷入各种思辨之中左右为难。

书中14位法官都发表了他们各自的判词，在各种不同法学流派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各自的理论，充分讨论了法律与道德等问题，其中涌现的众多判决观点很值得我们深思。

一、基本案情
威特莫尔等五位成员在一次探险中，由于山崩而被困洞口附近等待救援。

据四位生还者的证词，在他们吃完仅剩食物后，是威特莫尔率先提议通过抓阉来决定吃掉某位同伴的血肉来保全其余四位。

然而在开始投掷之前，威特莫尔反悔了，可队友坚持继续投掷，并且在代替威特莫尔投掷时取得了他的默许，不幸的是最后掷骰子的结果恰是将威特莫尔作为牺牲的对象。

文中，作者跳出了自己的立场，站在另一个高度向我们呈现法哲学流派的纷繁和精华。

面对法理和情理、法律和道德的交错该如何抉择，对我们来说是一场艰难的考验。

二、本案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
（一）生命权的放弃，被害人的承诺无效
在本案中，受困的探险者们用抓阄的方式来决定吃掉哪位同伴的血肉来保全其余四位，即同意让他人通过这种方式来剥夺自己的生命权，然而此种被害人承诺放弃自己生命权的行为无效。

另外，被害人撤回同意的行为也不容忽视。

威特莫尔提议抽签，但在掷骰子前撤回了同
意，威特莫尔的不同意遭到了轻视、忽略和蹂躏，他不被看做平等的一方，最后大家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被害人威特莫尔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而不构成有效的被害人承诺，且威特莫尔也无权对自己生命权的放弃作出承诺。

众所周知，死刑一般只适用于那些十恶不赦之人，很显然，这些探险者并非为十恶不赦之人，然而，除去这种朴素的情理，我们也坚信，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一个人把自己的同类当成食物，即使是达成合意之后的选择，以同类的生命来换取自身的生存同样是违背人性、残忍、让人难以接受的行为。

结合刑法知识，就生命法益来说，杀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不能因被害人承诺而排除。

就这一点，国外刑法中均有明确规定，因为生命这种法益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性，所以必须要违反法律主体本身的意愿进行保护。

尽管我国现行刑法没有类似规定，但刑法理论上已经广泛认可“受嘱托杀人则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

被害人承诺原理，最本质的核心是承认个人具有自主决定是否放弃某种利益且以何种方式放弃的自由，刑法保护这种自己决定法益的自由，但生命作为这种自由的物质基础或存在前提，剥夺他人生命实际上就是剥夺他们自己决定自由的物质基础或存在前提，如此则违反了刑法保护个人自己决定自由的宗旨，因而，对于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即使得到了被害人的承诺，也应对其进行刑法处罚。

（二）紧急避险无法适用
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关于故意杀人罪的相关界定，但紧急避险在此是否适用呢？法官试图从功利的角度为被告开脱，认为一死换四生总好于五人全部死亡，何况之前的救援行动中已经有十名英勇的救援人员牺牲。

在作出一个判断和决定的时候，会进行利益的比较，以此来作出更合理的决策，对于洞穴案，如果一个持规则主义的理性人来裁判的话，可能会把维持原判所带来的利益和损失与推翻原判、判决生还者无罪所带来的得失进行比较，以此来作出合理的判断。

然而让行为具有道德价值，并不与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有关，而是与产生行为的动机有关，与意志的好坏有关，与行为的意图有关，即出于正义感或是职责。

紧急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不应大于所避免的损害，因紧急避险所保护的权益同避险所损害的权益，两者都是法律所保护的。

只有在两利保其大、两弊取其小的场合，紧急避险才被视为对社会有利的合法行为。

所以，紧急避险所保全的权益，不应小于紧急避险所损害的权益。

在这个案例中，四位获救者为使自己继续存活下去，避免危险，杀害并吃掉了一个同伴，但问题是，被吃掉的同伴的生命权就真的小于四位获救者的生命权吗？不同的生命之间，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之间，少数人的生命与多数人的生命之间，并没有孰轻孰重之分。

在人身权利中，生命是最高的权利，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力，大多数人的生命并不比个体的生命更珍贵，法律正是为了平等和正义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四位获救者罪名成立，应该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三）法官审判独立而非依赖于民意
汉迪法官从法律现实主义的角度进行论证，回避了对国家正当性的讨论，将事实上享有审判权利的主体从国家转换成了社会，转换成了在社会中的大众，民众的意见使他无需再求助于国家的力量。

司法审判活动的依据只有法律和证据，但民意只能作为一种考量因素，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法官是凭着良心和对法律的理解而作出的自由裁量，法官拥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可以依据一国的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而非依赖于民意。

尽管司法民主要求法院在审判活动中有时需要通过多种渠道来加强与民众的沟通，尊重并反映民意，但这同时又需要法院坚持司法独立并把握好民意干预的度，进而通过民意对司法的有效监督，更好的推动公民政治参与、促进民主政治进步。

只有健康的司法才能培育出健康的民意，但是，民意始终只能是一种参考，而不能代替法官独立、负责的审判。

（四）法官不能拒绝裁判
唐丁法官基于法律理智和道德情感的两难便自行决定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