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奇案》概要案情简介“五名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他四人。

威特摩尔（Whetmore）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

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摩尔做牺牲者。

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murder）被起诉。

”——萨伯著陈福勇张世泰译：《洞穴奇案》三联书店观点一尊重法律条文——首席法官特鲁派尼（郝晋彬整理）特鲁派尼法官的陈词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洞穴探险谋杀案的详细的案情回溯，第二部分是他对于本案所做出的自己的判断，即——被告有罪，但应当获得行政赦免。

首先，在案情回溯中，他对于洞穴探险谋杀案的案发过程做了细致入微的陈述：纪元4299年五月的一天，五名洞穴探险爱好者来到了一处岩洞。

在他们深入洞穴时，发生了山崩，石块封住了洞口。

然后由于他们五人没有按时回家，洞穴探险协会在事发后不久就赶到了事发现场，展开了救援工作。

但是由于在救援过程中仍然不断发生山崩，所以救援工作相当缓慢。

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带够足够的食物，以使他们能够支撑到救援成功的那一天。

之后，被困者通过无线电取得了与救援队的联系，并且由于威特莫尔提出了通过抽签牺牲一人而保全其余四人的方法，所以被困者就能否这样做而向救援队中的医生、官员、法官甚至神职人员进行了咨询，但是得到的答复只有沉默。

之后，被困者便终止了与救援队的联系。

其余四人起初不愿接受威特莫尔的提议，但是在与救援队的对话无果之后，他们接受了，而且还反复论证了公平性。

在掷骰子开始前，威特莫尔拒绝了这一做法，但是最终他也认同了公平性。

最终的投掷结果对他不利，所以被同伴杀掉吃了。

幸存的探险者获救后，被控谋杀威特莫尔。

陪审团对于案情做出了特别裁决，而把裁决被告有罪与否的工作留给了法庭。

最终初审法庭裁定被告犯有谋杀罪，判处绞刑。

然后，陪审团成员与初审法官一起向首席行政长官请愿，请求减轻刑罚。

首席行政长官并没有做出回应，而是等待着上诉法庭的最终裁决。

接下来，特鲁派尼法官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认为被告有罪，但应当获得行政赦免。

他说到：陪审团和初审法官的做法是公正而明智的。

虽然被告当时处于一种极端悲惨的境地，但是法律条文不允许有任何例外。

但是又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被告是可以被宽恕的。

而这种宽恕可以通过行政赦免的方式来实现。

他认为，每一个充分了解案情的人，都会接受这一方式。

而他本人也自愿地加入到了请愿的行列。

最终，他讲到如果这样做的话，“正义将得到实现，而不会损害法典的字义或精神，也不会鼓励任何漠视法律的行为”。

观点二：探究立法精神——福斯特法官陈词（李一丰整理）法律应宣布他们完全无罪。

这一结论建立在两个独立的理由上。

一、案发时他们不在联邦法律管辖下实定法是建立在人们在社会中可以共存这一可能性之上的。

在人们不可能共存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先例和法律所赖以存在的前提就不复存在了。

所有实定法应该建立在人类可能共存这个基础之上。

法律所有目标的根本指向都在于促进和改善人的共存状态，调节共存状态下相互之间关系的公正和平等。

当人可以共存的这一前提不复存在、只有剥夺别人的生命才可能生存时，支撑我们整个法律秩序的基本前提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作用。

如果本案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联邦领土之外，没有人会认为我们的法律适用于他们。

领土原则是以假定人们应该在一个群体内共存为基础的。

当一群人共同生活于地球上同一特定区域时，才可能把同一种法律秩序强加给他们。

当注意法律、政府的目的和实定法赖以存在的前提时，就会发现本案被告在做出他们性命有关的决定时，是远离联邦法律秩序的。

当威特莫尔的生命被被告剥夺时，他们并非处于文明社会的状态，而是处在自然状态。

联邦颁布和确立的法律并不适用，他们只适用源自与当时处境相适应的那些原则的法律。

他们非同寻常的困境使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惯用原则没法适用，法律和政府建立在契约或自由约定之上，他们有必要起草新的“政府宪章”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处境。

而且，在移开洞口岩石的过程中，十个工作人员牺牲。

如果说为了营救被困的五个探险者，牺牲这十个人的性命是合适的，为什么要说这些探险者达成牺牲一个人以挽救四个人的安排是错误的呢？二、法律精神与法令文字孰重孰轻？一个人可以违反法律的表面规定而不违反法律本身，这是最古老的法律智慧谚语之一。

任何实定法的规定，不论是包含在法令里还是在司法先例中，应该根据它显而易见的目的来合理解释。

联邦诉斯特莫尔的案例和费勒诉尼格斯案即是如此。

几个世纪以前就确立了自我防卫杀人免责。

法令没有任何措辞表明这种例外。

事实上支持自我防卫的例外是不能与法律条文的字义调和的，能与之调和的只有法律条文的目的。

正当防卫的例外与规定杀人构成犯罪的法令的真正调和是建立在下列推理上的：刑事立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阻止人们犯罪。

如果宣布在自我防卫中杀人构成谋杀罪，这种规定将不能起到威慑作用。

因此，依据刑事立法广义上的目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宣布这一法令并没有打算适用于自我防卫。

法庭经过分析法律的目的，赋予法律字句相应的含义。

纠正明显的立法错误和疏漏不会取代立法者的意志，只是使其意志得到实现。

因此，被告不能被认为谋杀了威特莫尔，有罪判决应该被撤销。

观点三法律与道德的两难——唐丁法官陈词（邓辉整理）唐丁法官的陈词几乎可以被看做是，针对同事福斯特大法官的判决意见的：他思考并反驳了福斯特法官支持无罪判决的两大主要论点支撑（“案发时他们不再联邦法律管辖之下”和法律目的）与论证的方法（“对法律条文设置例外以支援本案”）。

1.首先，唐丁法官认为，“以自然法为依据”的荒谬之处在于：（a）它引入了带来真正困难的某些不确定性——我们难以判别“他们”（被害人与被告）在什么时候进入“自然状态”并脱离联邦法律的管辖；1而宣誓效忠联邦法律的法官们又无法拥有具备解释和适用这些自然法的权力。

2（b）在那个自然法规则（即“所有的通常的法律法规都被掷骰子所取代”）里，合同法（同意契约、约定）的效力竟然超过惩罚谋杀的法律，以致于这种同意不可撤销并被强制执行，这是难以理解的。

3（c）【“一个难以忍受的推断”】按照福斯特的原则和理解，如果被害人（Whetmore）藏有左轮手枪，并为了保命而射杀被告，将构成谋杀；相对比的是，基于同样的推断，被告的行为，被应当被视作正当的，就像他们的地位是“合法地对他（被害人）实施绞刑的行刑官”。

42.接着，唐丁法官探讨了“法律的目的”：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刑法（法律）的目的并不单一：同事福斯特所说的威慑是法律的目的之一，但却不是唯一的目的，其他的目的还有，“为人们报复的本能提供一个有序的出口”（Commonwealth vs. Scape）和“矫正犯罪人”（Commonwealth vs. Makeover）。

5福斯特法官关于正当防卫的解释并不类推地适用于被告，因为被告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几个小时讨论”的，因而这种行为是“故意”的，不满足正当防卫所必需的基于“人性的本能反应”。

3.再次，唐丁法官分析了例外对法律判决的影响（程度）：就像饥饿不能成为偷盗的正当理由（Commonwealth vs Valjean）一样，谋杀似乎也难以将其正当性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在当做例外的本案中，刑法的威慑作用可能比在正常情况中要小一些。

但是，如果这些例外是：1）威特摩尔一开始就拒绝参与计划；2）多数人意见否决了他的意见；3）以其身体虚弱来证明共谋杀人的正当性；4）或仅仅以他是唯一相信来生的人作为理由。

我们应该怎么判决？6例外的范围应该有多大？显然地，唐丁法官也无法明白地回应。

他认为自己所面临的是“法律与道德的困境”：一方面他倾向于有罪判决，另一方面又觉得被告“是以十个英雄的1唐丁法官这里似乎将“实在法”（联邦法律）与“自然法”看做是同一平面的不同管辖，即案中五人是脱离了联邦法律的管辖而进入“自然法”的管辖。

自然法理论者可能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位阶”的差别，即“自然法”是高位阶的，“实在法”应当从属之。

2不仅如此，福斯特似乎暗示，向联邦法律宣誓效忠的法官们也不可能成为“自然法的执行者”，这就等于说被告不能被联邦法官定罪量刑。

3“同意”所产生的效力不应该及于生命的权利，那是一种“不可放弃或转让的权利”（"unalienable right"）。

参见Locke，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Section 19 in Chapter 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杰弗逊等起草《美国独立宣言》。

传统民法和刑法也规定，禁止与生命健康权利相关的一切合同与交易（比如买卖器官等），参见江平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4洛克也认为，（正当的）权力（power）最初是惩罚的权力（power of punishment）来自于“防卫的权力”（on defense）。

这是一种消极的（negative）、反应的权力，而积极的和侵略性的（aggressive）行为如同被告所为，尽管被可能“同意”理论所支撑，这种行为依据的不应被视作“正当的权力”。

换句话说，即使是“同意”也没有正当化（authorize）这种积极的（negative）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5大概自贝卡里亚之后，法律“预防”的功能就成为主要关注，参见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法》关于“刑罚的目的”和“死刑”的有关内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刑罚的另一传统目的是“报应”，即古老的“以牙还牙”，有所体现罪责刑相当原则以及其中因果关系。

这一观点在康德的论述中颇有意思。

参见曲久新等《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6这些例外的提出相当有意思。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威特摩尔或其他成员出于某种“高尚的”（honorable）权衡，自由且清楚地决定牺牲自己，并留下可以证明自己自愿和他人无罪的文字或其他证明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判决呢？我们很可能会同意，这种行为带来的结果与他选择“自杀”或是自然不可抗力致死的结果（只要其他人没有参与决定行为其中）相同，被告就很难以谋杀罪被起诉。

性命为代价换来的”、判处死刑似乎有欠妥当。

最后他宣布不参与本案审理。

观点四维持法治传统——基恩法官的陈词（刘京勇整理）一、忠实履行法官职责在这份陈词中，首先对两个问题进行了澄清。

第一个问题是能否进行行政赦免，对于这个问题基恩法官认为这是最高行政长官应该回答的问题，而非法官的职责，法官应做联邦法律规定的事，而不是向最高行政长官发出指示或考虑他应该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被告所作所为的对错善恶问题。

基恩法官认为这也是无关法官职责的问题，法官宣誓适用的是法律而非个人道德，因此法官在做出判决前解释和适用的是法律，应把个人的道德偏好抛之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