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小说的讽刺特色摘要：鲁迅一个伟大而深刻的名字，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长廊中留下了光辉而灿烂的一页；而鲁迅的小说无疑以无可挑剔的雄资，英姿飒爽的登上了文学的大雅之堂，让千千万万的读者尽情的领略他小说艺术海洋中的波澜壮阔，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人类文化长河中鲁迅的小说艺术成为无可比拟的独特存在了，他的讽刺手法独到，批判到位，对人物，对事件的刻画入木三分。
从现实的角度，对社会时弊和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的讽刺在揭露的同时也给我们指引了方向，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讽刺特色。
关键词：世界思想手法讽刺传统价值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丰富的表现手法和深刻的思想性的完美结合；是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完美结合；是超越时空，在当今以至将来都有现实价值。
，在他宽广而深邃的艺术殿堂中，我们读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读到了那颗火热的救国心，也认清了我们自身的劣根性，他的讽刺照亮了我们内心的黑暗。
小说讽刺艺术的娴熟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至高无上的地步，为我们写作提供了范本。
一、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丰富的表现手法和深刻的思想性的完美结合。
鲁迅小说的讽刺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对比、白描、夸张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
我们不陌生在作品中使用对比的手法，但是把对比手法运用得如此出神人化却是鲁迅的独到之处。
他通过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使小说的讽刺效果和力度得到了增强，感情色彩也更加明显，人物形象更加突出。
在《幸福的家庭》中，作者处处把混乱而贫困的现实生活和人物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对比，形成了强烈的讽刺：“作家”要写“幸福的家庭”，可是战乱四起，盗贼遍地的中国连安置这个家庭的地方都没有；“作家”在幻想着作品里主妇的风姿——“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牙齿是始终雪白的露着”，但当他一回过头去，自己身边站着的却是家里的主妇——“两只阴凄凄的眼睛恰恰钉住他的脸”；“作家”想象着作品主人公们“高尚优美”的生活，可是自己的生活却充满了柴米油盐，家务活，女儿的啼哭声……强烈的对比，不仅强化了作品的喜剧色彩，也深化了作品的讽刺性。
作者虽未多加评论，却通过对比手法和形象的画面，给予空想家以辛辣的嘲讽，同时也对那丑恶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又如《肥皂》中的主人公四铭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在太太和女儿面前，他是个伪君子，可与他的“朋友”在一起，则操着下流的语言。
作者通过从四铭在不同场所持的不同语言和行动将假象与隐藏在内心丑恶的真实两面对照，将一个假道学隐藏极深的卑劣想法和肮脏灵魂暴露得淋漓尽致。
收到了极好的讽刺效果。
在《补天》里，作者将女蜗的高尚情操和人类中的卑劣者的言行对比，增强了女娲的高大形象，更增添了作品对人类卑劣者嘲讽的力度。
鲁迅特别赞赏《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白描手法，认为这是讽刺艺术的上乘。
他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白描手法的讽刺艺术传统，主要用写实的白描语言，以最朴实的文字准确、鲜明、生动地把被讽刺对象的丑恶形象真切地勾勒出来，塑造出众多的栩栩如生的讽刺艺术形象，给人以生动形象，丰富多彩的审美享受。
他的白描手法就是不对日常生活增加点什么，不依靠奇特的现象吸引起读者的注意，而是凭着对日常生活的如实描绘，来达到讽刺的目的。
在平实的语言中，平淡生活情节中，我们照样可以读出鲁迅的讽刺。
在《高老夫子》中，作者通过客观的描写，把高老夫子的丑恶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
描写高老夫子从早晨到中午在家里备课，照镜的情景。
当他照镜子看见眉棱上的瘫痕时，想到这瘫痕大概会给女学生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而愤愤不平。
写他下午到贤良女校上课。
高老夫子走进“贤良女学校”教员预备室时所串演的“欢迎仪式”：“阿呀！础翁！久仰久仰……”万瑶圃连连拱手，并将膝关节和腿关节接连弯了五六弯，仿佛想要蹲下去似的。
“阿呀！瑶翁！久仰久仰……”础翁夹着皮包照样地做……这里虽然纯属白描，毫无藻饰，却通过两人彼此弯腰拱手连连客套的举止和阿谀奉承的语言，把他们庸俗，无聊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写他逃出课堂，道经植物园，却迎头碰在一株桑树上，震得手里的书本也失落在地上。
作者用简洁的语言通过对他的言行和处于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心理活动描写，虽然未加片言只语的贬斥，但高老夫子这一新国粹主义者，复古派的丑恶形象却跃然纸上，他庸俗、作假、丑恶的灵魂也被暴露无遗。
在《示众》中，有对庸众“看客”的集体的描写。
《示众》几乎是《阿Q正传》中示众场面的重复，只是写得更细致。
技巧更圆熟。
《示众》完全舍弃了情节和心理的分析，写的只是外部的表面现象，是鲁迅“白描”技巧的光辉典范。
“看客”形形色色，有小贩、学生、怀抱婴儿的女人、儿童、警察、各以自己的怪异形象被摄入特写镜头。
有意的表面现象形象的描写恰恰反映了这些人内心的空虚。
他们似乎并不在意那示众的犯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却只是在“观景”。
当他们再看不见会有什么新鲜事发生时，就失去兴趣，走开去看另一个跌了一跤的洋车夫去了。
这是对中国庸众的典型叙述。
《风波》通过描写赵七爷头上那根辫子盘起，拖下的几经变化，刻画他威胁农民时挥拳瞪眼的丑态等，富于讽刺色彩，活画了他顽固又狡猾，可憎又可笑的丑恶面目。
在《孔乙己》里，没有一句旁白，作者完全是通过对他滑稽言行所作的纯粹客观的描写，刻画出一个被封建教育毒液完全销蚀了灵魂的落魄潦倒、无可救药的读书人典型形象。
在讽刺艺术集中浓烈的《故事新编》里，8篇小说也主要通过白描的手法来表现的。
《补天》在叙述那些虚伪无耻、狭隘自私的丑恶行经时，并没用表示谴责抨击的语言，而是用人类行为情态的自身否定性来达到讽刺的目的。
《铸剑》关于王政暴虐情景的描写，《奔月》关于逢蒙背叛行为描述，《非攻》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现象的反映，《采微》对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嘲讽，《出关》对老子“无为”哲学的讽刺，都主要是通过客观描写所勾画出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达到讽刺现实生活不合理现象和揭示其反动本质的目的。
鲁迅的叙述者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各个不同。
有全知的，也有深思反省的；有主观地移情于小说中人物的，有客观婉曲的。
通过这些叙述者，鲁迅把他的主人公的感情和行为鲜明地浮现出来。
特别是对那些消极的、不可信赖的叙述者的运用，更是标志着鲁迅已经独特地离开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常规。
这种叙述技巧给他的小说结构增加了反讽的广度，提供了构成对立视界以及从主观角度作说明的基础。
《孔已己》中设计了一个不可信赖的叙述者。
故事是由咸亨酒店一个小伙子用某种嘲讽口气叙述的。
这个人在叙述当时的情况时已经是一个成人了。
当年他做小伙计的时候显然也和那些顾客一样，是鄙视孔已己的。
现在他作为成人回忆往事，岁月却并没有改变他的态度。
通过这种间接的叙述层次，鲁迅进行着三重讽刺：对主人公孔已己，对那一群嘲弃他的看客，也对那毫无感受力的代表看客们声音的叙述者。
他们都显得同样可怜，同样缺乏真正衡量问题的意识。
鲁迅叙述技巧的另一个好例子是《祝福》。
叙述者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无感受力的知识分子。
他被作者用来和主人公的痛苦相对比。
这主人公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的不幸激起她提出了那个重大的人生存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本应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更应当关心的。
鲁迅在这里又一次通过叙述的艺术形式作了讽刺。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之一是夸张。
夸张，确是“讽刺的本领”，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来，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
夸张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
《阿Q正传》中为抓一个手无寸铁的阿Q动用一大堆全副武装的人，夸张至极，极具讽刺意义。
鲁迅的《药》是所写的最复杂的象征主义小说。
小说的结构是错综复杂地编织起来的几条象征之流合在一起，在一个似乎是现实主义的情节布局中述说一个寓意的故事。
那对老夫妇姓华，“华”是中国古称“华夏”的一半。
他们的儿子（也是中国的儿子）病了，必须用革命者的血来治疗，这革命者恰恰又姓“夏”。
这样，这两个作为象征的姓氏就表明了两个青年正是一对，为了一个“中国之子”使另一个“中国之子”无益地牺牲了生命。
通过象征手法的表达，透露出深刻的讽刺意义。
鲁迅是语言大师，运用汉语言文字真是娴熟自如，得心应手。
经常巧用反语、成语、文言文。
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反语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
说阿Q“见识高”“完人”，这些反语令人觉得所写人物更可笑。
孔已己争辩：“窃书不能算偷……君子固穷……者乎”之类文言文特具讽刺意味。
“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细细咀嚼，“九分”这个生造的词，既略带幽默地鄙夷了“酒店里的人”，联系上文“十分”，又鞭挞了阿Q。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结合的产物，它更注重小说的内在和内涵，引起人们的思考。
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在《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这篇小说，由于发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鲁迅小说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前所未有的。
它反映着鲜明的时代性，具有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先驱的特征。
鲁迅小说对于劳动人民和下层人物的悲惨命运的描写，是与众不同的，他不是着重于叙述他们如何贫困，为何艰难，而往往把他的笔伸向人物的灵魂，剖析他们精神上的落后、麻木和愚昧。
鲁迅小说中讽刺，完全立足于现实生活，锋芒所向，无一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和痼疾。
鲁迅小说的讽刺并不在于追求“奇闻”和“怪现状”而在于深刻地揭示出了那些隐藏在常见的，一般的生活现象之下的丑陋的本质，在于作品的生活真实性。
鲁迅曾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所以它不是‘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
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
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
但这么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①，《孔已己》中孔已己；《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称霸一方、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者都一一予于讽刺。
由于当时的黑暗背景，鲁迅小说的讽刺不同于西方小说那种令人捧腹大笑的讽刺，而是一种沉重的、悲喜交加的讽刺。
他讽刺中的幽默不是轻松愉快的玩笑，而是在表面诙谐甚至滑稽之下的深沉悲哀。
在小说创作中，他善于运用诙谐这一更具喜剧色彩的讽刺去表现悲剧的内容，让人物在喜笑和泪水的情感的激荡中显示出特有的喜剧性讽刺魅力来。
这种喜剧性讽刺，首先表现为对国民麻木不仁状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这在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阿Q正传》里表现得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