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第一节蒲松龄的生平与创作一、生平：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因家乡有一道泉水，叫柳泉，所以，别号“柳泉居士”。
）山东淄川人（今山东淄博）人。
后世因他写了一部《聊斋志异》，称他“聊斋先生”。
出生于书香门第。
父亲虽“闭户读无释卷时”，仍科名不显，被迫经商，到他少年时家境渐衰，他从小热衷功名，19岁时连考县、府、道三个第一，受到山东学道、大诗人施润章的赞赏。
此后虽昼夜苦读，仍屡试不中。
由于生活所迫，应朋友孙蕙邀请，去宝应县做幕宾。
整日与文字打交道，久违素志，第二年还乡。
此后生活更加艰苦，41岁到富绅毕际友家当塾师，直到70岁才“撤帐归来”，不断应考，但还是个穷秀才。
直到71岁才援例出贡，四年后离世。
蒲松龄七十六岁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1、读书进学（19岁以前）2、十年尘土梦（19——30）3、南游作幕（31）4、游学生涯（32——40）5、毕家坐馆（41——71）6、归老晚景（72——76）二、思想：由于长期在农村的贫寒生活和可考失意，使他能广泛接触底层民众和统治阶级中的下层人物，对现实的黑暗与科举的弊端认识深刻。
他在《与韩刺史樾依书》中说：“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
”蒲松龄的思想是复杂的：他体察同情人民的疾苦，怒斥“公道不漳”，但对最高统治者报有幻想；他讽刺科举不公，但又从未放弃过对功名的苦求；他批判封建迷信，却有宿命论和因果报应观点，信仰佛教；他赞美富于真情的爱情自由，又宣传一夫多妻，提倡妇女应忍辱顺从。
这说明蒲松龄思想的超越与局限并存。
蒲松龄的思想和为人：1、积极入时的儒生。
2、接近农民的穷秀才。
3、信守孔孟之道的正直之士。
4、富于感情的文学家。
5、讲求实际的有神论者。
三、创作：蒲松龄一生勤奋好学，创作颇丰。
除小说、散文、戏曲、俚曲、词赋外，还有《聊斋文集》四卷和《聊斋诗集》六卷。
他还写了《日用俗字》、《农桑经》、《药崇书》、《历字文》等为农民服务的书。
成就最高的是传世佳作《聊斋志异》。
四、版本：《聊斋志异》版本很多，可分：手稿本、抄本、刻本、评注本、三会本、全译本六类。
主要版本有：1、抄本：最早的抄本是乾隆十六年（1751）铸雪斋抄本；2、刊刻本：最早的刊本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本，即一般通行的底本；3、会评本：1962年中华书局的会校会注会评本最为完备，共采录作品491篇，后又陆续有佚文发现。
第二节狐鬼世界的建构（题材来源及特点）《聊斋志异》总共近五百篇，体式、题材、作法和风格多种多样，思想境界是不平衡的。
一、文体：一书兼二体。
其中有简约记述奇闻异事如六朝志怪小说的短章，也有故事委婉、记叙曲微如同唐人传奇的篇章。
清代学者纪昀讥其“一书而建二体”，鲁迅称之为“拟晋唐小说”，都是指这种情况。
二、题材：有采自当时社会传闻或直录友人笔记者，篇首或篇末往往注明某人言、某人记；2、也有就前人的记述加以改制、点染的，如《种梨》原本于《搜神记》中的《种瓜》，《凤阳士人》与唐人白行简的《三梦记》的基本情节相同，《续黄梁》显然脱胎于唐人传奇《枕中记》等；3、还有并没有口头传说或文字记载的依据，而是完全或基本上由作者虚构的狐鬼花妖故事，如《婴宁》、《公孙九娘《黄英》等。
应当说这后一类多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足以代表《聊斋》的文学成就，体现了出于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而胜于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的创作特征。
三、作法：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聊斋》里绝大部分篇章叙写的是神仙狐鬼精魅的故事，有的是人入幻境幻域，有的是异类化入人间，也有人、物互变的生活的篇章，如《张诚》、《田七郎》、《王桂庵》等，也往往添加些虚幻之笔，在现实人生的图画中涂抹上奇异的色彩。
从这个角度说，它与六朝之怪小说同伦。
由于其中许多篇章描写委曲，又有别于六朝志怪小说之粗陈梗概，而与“始有意为小说”的唐人传奇相类。
所以，鲁迅称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四、特点：1、谈鬼说狐，大都有题旨，隐含意蕴，有所寄托。
《聊斋》里的花妖狐魅故事，不仅在叙事模式上超越了六朝志怪小说，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志怪”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六朝志怪是将“怪异非常之事”当作曾经有过的事情，记述出来可供读者“游心娱目”，“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
蒲松龄是有意识地结撰奇异故事，连同其中的神仙、狐鬼、花妖，都是出自他个人心灵的创造，个中便有所寄托、寓意。
他可以假鬼狐故事以游戏，自然也要寄托严正的题旨。
他在《聊斋志异》里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可见蒲松龄假虚拟花妖狐魅故事以抒发情怀，寄托忧愤，已成为创作的主导意识，他期望读者的不是信以为真，而是能领会寄寓其中的意蕴。
在六朝志怪小说中，“怪异非常之事”是作品的内容，在《聊斋志异》里神仙狐鬼的怪异故事是作为小说思想内蕴的载体，也就带有了表现方法和形式的性质。
2、借谈鬼说狐表现自我。
与这个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更深层次的思维性质及其功用的变化。
贯穿六朝之怪小说的神道观念及思维模式，诸如，灵魂不灭，人死为鬼；物老成精，能化人形；幽明相通，梦幻与现实世界互渗互补，都具有神秘性质。
蒲松龄也因袭了这神秘的思维模式，结撰出诡谲奇丽的狐鬼花妖故事，从思维形态、方式上看并无二致，但却不完全是在原来迷信意义上的因袭，而是弃其内质而存其形态，作为文学幻想的审美方式和表现方法用于小说创作中，从而也就摆脱了神道意识的拘束，在这个领域里获得了自由，可以随意地藉以观照现实世界，抒写人生苦乐，抒发个人的内心隐秘。
神幻只是作为故事的框架，可任意装入现实社会和作家个人心迹的映象，寓意明显，人鬼遇合是子虚乌有，而吐诉的却是真实的血泪，奇幻式的故事里装入的是现实政治主题。
第三节狐鬼世界的内涵（思想内容）《聊斋志异》题材来源广泛，包括作者的亲身经历，如《跳神》、《地震》；选取前代题材再创造，如《莲花公主》源于《南柯太守传》等；多数来自民间的故事传说。
作者在《聊斋志异》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洲，喜人谈鬼。
闻则命笔，遂以成编。
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物以好聚，所积益伙。
”这部书寄托着蒲松龄全部的生活感受、社会认识与人生理想。
他不直接写世态人情，而写鬼狐花妖，是为了避免清初严酷的文网，曲折地对黑暗腐败的社会进行揭露和嘲讽，并抒发自己内心的孤愤与不平。
作品反映社会生活广泛，内容丰富，暇瑜互见，提出了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
作者以犀利的笔锋，揭露社会政治的黑暗，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端，批判封建礼教，歌颂纯真美好的爱情，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
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揭露封建政治的腐败，谴责污吏和富绅地主欺掠人民的罪行，对被压迫的民寄予了人深深的同情，歌颂了他们的反抗斗争。
1、揭露官场黑暗，王法积弊。
如，《梦狼》、《红玉》、《席方平》、《梅女》、《商三官》等。
《梦狼》道出世上的贪官都是“牙齿堍堍”的老虎，衙门里到处都是吃人肉的狼，他们大吃大嚼，造成“白骨如山”的惨象。
正如小说中所言：“窃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
”因为看中人家的妻子，便公开入室抢劫（《红玉》）。
《梅女》中的典史为了三百钱的贿赂，诬人成奸，逼出人命。
《促织》中的成名，因为皇帝喜斗蟋蟀，官吏们为媚上，四处征集蟋蟀，自己因为搜寻不着又买不起蟋蟀交差，受尽官府的毒打和折磨，几近一死，还得忍痛去捕。
后来成名的儿子的魂魄化成一只善斗的蟋蟀，才挽救了一家人的性命。
人命贱如虫，一只小小的蟋蟀可以使人受苦受难，可以给人荣华富贵。
2、揭示了老百姓所受的苦难。
《席方平》借冥府的故事揭示了封建官府黑暗、人民有冤难伸的现实。
诚朴的席廉因得罪富豪羊某，被羊某死后买通狱吏榜掠而死。
羊某“内外贿通”，使代父伸冤的席方平告到城隍、郡司、冥王那里，不仅冤屈未伸，反遭毒刑，正如二郎神在判词中所说的：“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
”在官府里哪有是非曲直，“有理五钱莫进来”。
各级官府不过是掠夺人民、欺压人民的工具而已。
《窦氏》写地主南三复诱骗农家女窦氏，生下孩子拒不承认，致使“女抱儿坐僵矣”的悲惨事实，表现了血淋淋的阶级压迫。
3、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反抗。
《聊斋志异》尤其可贵的是不仅写出了等级压迫的暴虐，更写出了人民顽强不屈的反抗斗争。
席方平不畏强暴，抱着以死相拼的念头为父伸冤，在倍受“命笞二十”、“命置火床”，甚至“命以锯解其体”的酷刑后，仍不屈服，坚决表示“大冤未伸，寸心不死”，“必讼”！终于告到二郎神那里，才得以昭雪。
《鸦头》写孤女鸦头，敢于反抗家长淫威。
《商三官》写商三官父亲喝醉忤怒土豪被杀，两个哥哥出讼无结果，商三官女扮男装做优伶，借仇人诞辰之日，手刃了仇人，终于为父亲报了仇。
二、抨击科举制度的不合理、不公正和科举制度对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毒害。
由于蒲松龄一生多次科场失意，因此感受颇深，反映这类题材的作品，感情浓烈，如诉如泣，爱憎分明，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罪恶。
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批判。
1、考官方面：对于科场上的不公正现象的原因，蒲松龄认为是考官所致（一是盲目，二是爱钱。
）如《司文郎》写一位盲僧，能嗅出文章的好坏，在嗅过王平子的文章后说：“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
“中得”。
嗅到余杭生之文，“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嗝，再焚，则作恶矣”。
可榜放后，王生落第，余杭生竟高中。
盲僧问讯后叹曰：“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考官们不过是些耳聋眼瞎，不学无术，昏聩无能之徒，人才怎能考中。
而这种考官的眼睛，代代相传，造成科举考试的恶性循环，考中者自然代代陋劣。
《考弊司》借阴间故事写考官初见考生要先割脾肉一块孝敬司主，但贿赂丰厚者可免割。
考官不止眼睛，心也是黑的。
这就揭示了在蒲松龄那个时代，考场中贪污受贿是尽人皆知的事，考中与否，等级高下，并不在于文章的好坏，而在于钱和势力。
2、考生方面：在读书人依赖科举成名的封建社会，人们自然对考取功名保有极大的热望和追求。
它愚弄了求仕者，也毒害了求仕者。
作者包含热泪，揭示了科举制给读书人带来得悲剧。
《叶生》中的叶生，虽然“文章辞赋，冠绝当时”，却屡屡不中，苦不堪言，郁闷而死。
《王子安》中借“异史氏曰”讲“当局者痛苦欲死”，难以摆脱科举的牢笼和诱惑。
《扬大洪》写一个读书人在吃饭时听到榜上无名，便“嗒然自丧，咽食入鬲，遂成病块，噎阻甚苦”。
科举制度的黑暗摧残了知识分子的灵魂和精神，人们在考场上苦苦挣扎、奋斗，难以自省。
蒲松龄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端，但没有认识到造成读书人悲惨命运的实质。
《王子安》写王子安考试后，醉梦中被狐耍弄，以为自己高中了，便炫耀乡里，辱骂长班，丑态百出。
如果说，科举不过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需要服务，那么“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便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