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動物學分類傅柯(M.Foucault在《詞與物》[註 1]的序言中提及,Borges徵引自「中國的百科全書」關於動物的分類如下:1宮苑中的、2屍體經防腐處理的(embalmed、3馴養的、4乳豬、5妖怪、6傳說上的、7迷途離群的狗、8包括在現有分類中的、9狂野的、 10無數的、 11由上好駝駱毛刷所引導的、12及其他等等(et cetera、 13剛打破水缸的、 14遠看像是蒼蠅的。

由於這個分類太過荒謬,自然只能當作茶餘飯後的笑話般看待;然而,在莞爾之餘,傅柯不禁驚覺到:他自己原先處於西歐近代思想系統中所熟悉的那套知識分類標記,在這套分類法之下全然喪失了作用;於是,這套『中國的』分類方式也就標示出西方思想系統的某種界限。

這時,對認識論而言,反省的重點就不在於這套分類方式倒底是「對」的或是「不對」的,它根本不屬於對、錯的範疇。

問題毋寧在於:要採取什麼樣的觀點,這套分類方式才能為我們所理解。

這個問題不僅對傅柯而言很有意義,對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更有意義:在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響之後,我們雖然不見得完全接受西方的分類方式,但大體說來,傳統文化中的分類方式已為我們所放棄了。

如果連「中國人」都無法瞭解所謂「中國的」動物學分類,那麼,這又反映出什麼樣的問題呢﹖1〃在目前所能找到的資料中,最早提出關於動物分類的當推《爾雅》;《爾雅》用草、木、蟲、魚、鳥、獸、畜七章來概括對動、植物界的分類。

其中關於蟲、魚、鳥、獸的分法,成為古代中國最經典性的動物學分類。

就內容而言,《爾雅˙釋蟲》包含八十多種蟲類名稱,其中,絕大多數是節肢動物,其餘是軟體動物,相當於現代分類學中的無脊椎動物;〈釋魚〉中列出七十多種魚類名稱,包含有今日分類中的魚類、兩棲類、節肢動物、扁足類和軟體動物等。

〈釋鳥〉中收錄九十多種動物,主要是鳥類;〈釋獸〉收入六十多種動物,都是今日的哺乳類動物[註 2]。

乍看之下,《爾雅》的分類還蠻符合現代動物學的分類方式。

然而,〈釋獸〉與〈釋畜〉分開,〈釋鳥〉中包括有蝙蝠、鼯鼠,〈釋魚〉中又有蝦蟆、蜥蜴、蛇、蟒、鱉、龜等,皆與現代分類學說有所不同。

事實上,古代中國人並不是先有了現代西方對動物學分類的標準之後,才來對其生活世界中的動物加以分類;因此,諸如符不符合現代西方分類學的標準、是否是「科學的」等問題對古人而言是不發生作用的。

《爾雅》中很清楚地將動物歸入蟲、魚、鳥、獸、畜五個大類中;如此的區分對當時的人是有意義的。

「四足而毛謂之獸,二足而羽謂之禽。

」這是《爾雅》對鳥、獸所作的清楚區分;但是,就將鼯鼠歸入鳥類一點而言,顯然可見兩者間並非完全以四足、兩足來分辨,而是以陸行或飛行為區分標準的;《爾雅》中的魚類是泛指水生的動物,因此才能將諸如蛇、鱉、龜等歸入魚類之中。

蟲類之中主要是昆蟲,但依舊有諸如蟼、蟆(蛙類、蛶螪何(蜥蜴類、蛭等動物;「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蟲類[註 3]都是些較小的動物,雖然並不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但由於數目眾多,加上無處不在,因而潛在地對人類生存空間會有所威脅。

至於畜類則是生活在家中的動物。

於是,這個分類的基本原則是依空間來劃分的,地上、天空、水中、無所不在、居家之中,這五個不同的場域就構成了五類動物的活動空間。

《考工記˙梓人》[ 註4]言:「梓人為筍虡。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

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

外骨、內骨,卻行、仌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

」於是,在這分類中動物可分為大獸和小蟲兩大類;其中,大獸中的脂、膏兩類即為《爾雅》中的獸類,可作為宗廟祭祀用牲,而臝[ 註5]、羽、鱗三類則作為樂器的造型題材;至於小蟲之屬則成為雕刻的藝術題材。

然而,『小蟲之屬』的分類方式以現代眼光看來是非常奇怪的:外骨、內骨是以幾丁質或石灰質是包覆在體外或內含在體內來區分;卻行、仌行、連行、紆行是以行走方式來區分;脰鳴、注鳴、旁鳴、翼鳴、股鳴、胸鳴則是以發聲方式來區分。

骨、行、鳴三者並不彼此互斥,也沒有內在的關聯性,如何能作為分類的標準﹖每種動物都有骨、能行、能鳴,如此一來,又將依何而標準來選擇將歸入某一類型中﹖這些都是無法回答的問題。

然而,雖然〈梓人〉區分出大獸五類、小蟲十二類,但基本上這分類本身所說的是「木工造宗廟的竹木樂器框架之事,借動物形狀來作為樂器框架的整體塑形與其雕琢之用,不是正式的動物分類法[ 註6]。

」《呂氏春秋˙恃君覽˙觀表》中提及:「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

」此處的毛、羽、裸、鱗雖然可以對應到《爾雅》中的獸、鳥、蟲、魚四類,但是在分類原則上卻有所不同:毛、羽、裸、鱗乃是以體表的覆蓋物作為分類取捨的標準。

然而,到了漢初《淮南子˙時則訓》中,開始將動物分類法與五行說結合在一起;文中提及:「孟(仲、季春之月,....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其蟲鱗,其音角。

....孟(仲夏之月....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其蟲羽,其音徵。

....季夏之月....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蟲蠃,其音宮。

....孟(仲、季秋之月,....其位西方,其日庚申,(盛德在金,其蟲毛,其音商。

....孟(仲、季冬之月,....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其蟲介,其音羽。

」到了此時,所有的動物都統稱為『蟲』,而依五行說分為羽、毛、鱗、介、蠃五類。

這個分類是針對《考工記》中的大獸而發,五類的區別是以動物外部形態特徵當作區分的依據。

『羽屬』特徵是「體被羽毛」,是傳統分類中的鳥類;而傳統分類中的魚類為了配合五行說法再分化成鱗、介兩屬,『鱗屬』是因「體被鱗甲」而得名;『介屬』的軀體包裹在骨甲(介裡,也就是魚鱉類;『毛屬』是諸如虎、豹、貔、貍等「軀體被毛」的動物,也就是傳統分類的獸類;至於『蠃屬』,葛萃華認為是特指人類,由於人體外表沒有羽、毛、鱗、介覆蓋,故是裸體(蠃的[註7]。

將魚分為鱗、介兩屬,再將蟲屬轉化成臝或蠃,於是原先蟲、魚、鳥、獸的四分法就成為羽、毛、鱗、介、蠃的五分法。

事實上,這個分類法除了對應陰陽五行中的五個範疇外,還有其他的寓意。

將『臝屬』轉化成『蠃屬』本來並沒有將人特別孤立出來的作用,但到了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順逆》中,將蟲蠃改用裸蟲,『蠃屬』就特指人類而言了;文中提及:「土者夏中,成熟百種....恩及裸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以人降;....咎及裸蟲,裸蟲不為,百姓叛去,賢聖放亡。

」董仲舒為了配合其四靈說和『天人感應說』,而將人類提高到萬物之靈,置於中央,至於四靈則安置四方,各有所屬,形成一個新的分類系統。

這個新的陰陽五行學說,也就成為解釋一切現象的基本系統,「正如同歐洲對因果的觀念一般,它屬於日常生活語言,當任何人想要解釋結構和變遷時,都可加以援引[ 註 8]。

」....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裸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

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

上引文出自董仲舒一百多年後的《大戴禮記˙易本命》,更充分發揮了董仲舒的五蟲說。

此後,不論是《周禮˙地官》或是王莽時劉歆偽託周公所作的《月令》,基本上仍舊沿襲著這個分類方式。

漢代以後對於動物加以分類大體上還是承襲著這個格局。

鄒樹文指出[ 註9]:總而言之,自漢以後涉及動物者均依違于《爾雅》的蟲、魚、鳥獸和五蟲分類派之間。

唐人段成式固已全用羽、毛、鱗、介,而以明清兩代尤最堅持應用,此可于唐宋明各代所修《本草》中看到其變遷更為顯著。

明清兩代,《禮記》作為科舉功令之書,《時憲書》又將《月令》的部分內容成為公式地貫串到每月之中,影響就大到無比。

《易本命》做了五蟲的解釋,于是《大戴禮記》束縛了李時珍所嘗試的分類,尤其是類必有長的觀念,使敘述動物種數最多的方旭不注意于大類中的再分類,而斤斤于立長。

張揖名其書為《廣雅》,只注重在名詞解釋名詞,將《爾雅》的缺點推波助瀾,而將《爾雅》各篇中物以類聚的優點幾乎完全抹殺,其流弊遂至如《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每述一種動物所引異名,多者至逾百數。

動物是毛、羽、鱗、介、臝的總稱,早已見于《周官》....[ 然]一般都寧願連舉四或五名而不舉其總名作標題,豈不是既不能細分,又不能綜合! 詞章家專以找古典、摘異名、作對偶為事,更增加了物名的混用。

五蟲配合五行已經夠烏煙瘴氣,《月令》還述了幾個化生,而佛教的四生之說入中國正好合拍,于是雖以很能實事求是這樣傑出的生物學家竟不免為其所囿。

凡此種種都是我國古代動物分類學自《爾雅》以後很少進步的原因,而《月令》實為其禍首。

2〃西方現代的動、植物分類學,一直要到林奈(C.Linnaeus時才算正式確立下來。

林奈依界(kindom、門(phylum、綱(class、目(order、科(family、屬(genus、種(species 等七個不同層次類型將所有的生物加以分類;同一類型中的生物具有共通的屬性,同一層中不同類型的生物則彼此分殊。

如此一來,所有生物都可被歸屬在同一系統之中。

事實上,這個分類學的是沿襲自亞理斯多德在《工具六書》中所完成的邏輯系統:所有的實存都是經由屬(genus 和種差(difference來加以定義;而所有的存在都依孙宙階梯而有其存有的分位[註10]。

只是,到了林奈之時,分類學更為精細,層次更多了。

然而,就將所有生物歸在同一系統之下的構想,則是繼承自西方分類學的傳統。

經由此區分,所有生物都被歸在某一類型之下,而每一生物的學名,就依其屬名和種名來界定;這也就是林奈氏著名的二名分類法。

事實上,林奈的二名分類乃是人為的區分,所依賴的思想基礎主要是從亞理斯多德以來的形態學(morphology和目的論(teleology,是依形態上的差異而區別不同的種屬。

到了達爾文進化論提出後,分類學就依進化論為理論基礎,強調從演化的觀點來探討自然的分類。

其實,從十六世紀開始,西方現代科學逐漸發展成熟,因果觀和機械論(mechanism 逐漸取代傳統的世界觀和目的論,而成為新的理論體系;然而,生物學中的分類系統幾乎是唯一仍然保持目的論的思考型態領域,而未被機械論所全面取代。

若非因為這套分類系統結合了從亞理斯多德以來的邏輯思考,以及達爾文進化論的觀念,並對實存生物加以系統化的整理,我們不可能想像它能持續到今日。

大體說來,中國在動物分類學上仍舊依其自己的傳統,持續到相當晚近的時期。

例如,在明˙李蘇《見物》和清˙李仍《蠕範》[ 註11 ]中,將動物區分為禽屬、獸屬、鱗物、介物、蟲物(或皆稱屬。

又如,《十通》的〈昆蟲草木略〉中,仿《爾雅》將動物區分為蟲類、魚類、禽類、獸類,而著錄以往通志所未見的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