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卷第1期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20No.1 2000年1月 J ournal of South-Central U nivers 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 ce) J an.2000王国维的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李建中(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　要: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值此文化衰落之时的心灵痛苦,与为西方文化所熏所染之人遭遇新文化冲击之时的美学兴奋,构成王国维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冲突。

王国维的人格悲剧铸成其人格理论的两大特征:改造传统文论“知人论世”、“觇文见心”的人格分析方法,引入西方哲学—美学的生存悲剧感和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

王国维的悲剧人格理论和人格境界理论促进了中国文论的世纪转型。

关键词:王国维;人格悲剧;人格理论;中国文论;世纪转型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0)01-0098-05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是一位但丁式的人物:他是传统文论的终结,又是现代文论的肇始。

论及王国维文论的转型意义,学界谈得更多的是他的悲剧理论和境界理论,而对于他的人格理论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文从分析王国维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冲突入手,进而把握其人格理论的文化张力与文论内涵,并最终揭示王国维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对于中国文论之近代转型的意义。

一、王国维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冲突“人格”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文化人格”则在心理学基础上又具有伦理学和审美学内涵。

后者既包含其气质、性格,亦包含其伦理观念、精神境界、哲学—美学理想。

对于学者而言,文化人格的生成与演变呈现于其生活道路与学术道路及其二者的相生相悖之中。

王国维近30年的学术生涯始于哲学研究,而他之所以选择“哲学”又与其性格直接相关。

《静安文集续篇・自序》:“(吾)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

”又《静安文集・自序》自叙其研读康德、叔本华、尼采之哲学时的精神愉悦:“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

”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称“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1],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则对此“相近”有详尽的论述,说王国维“既关心现实而又鄙薄功利,既重视理想而又悲观失望,内心常充满着矛盾痛苦而显得忧郁而深沉,故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唯意志论一拍即合。

”[2]以忧郁悲观之才性研读悲观忧郁之哲学,王国维能不“心怡神释”?王国维的哲学观和文学观都是超功利的,而他“从事于哲学”却潜藏着些微的“功利”:期冀着以叔本华人生哲学的终极追问和形而上激情,来荡涤生活的庸烦,来抚慰忧郁悲观的天性,来获取直接的精神与心灵的慰藉。

然而,他失望了。

王国维在《三十自述》中写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

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其实,早在因“疲于哲学”而转向文学之前,王国维已经开始了文学研究,其著名的《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语》等均写于30岁(1906年)之前。

这一批文论作品用西方的哲学—美学理论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学家,探讨自然、社会、人生、人格,并藉此消释着论者的忧郁与悲观。

《三十自述》之后,王国维全身心地投入词学和曲学研究。

在中国文论史上留下《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不朽之作。

照理说,“独上高楼”的观堂先生应该有“蓦然回首”之感了,然而,人们发现他很快又“疲于文学”而一头扎进了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的研究之中。

欲于殷商甲骨敦煌残卷“求直接之慰藉”?欲于辽金史事边疆地理获“心怿神释”?西方哲学真切的人生感悟与中国文学鲜活的人生体验尚不能消98作者简介:李建中(1955-),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

弥静安忧郁悲观之万一,何况这些古拙而冰冷的器物文字?当人们在丁卯年夏日的昆明湖发现观堂先生的遗书和遗体时,同时也发现观堂先生所“疲于”的不仅仅是哲学或文学或别的什么学。

从哲学到文学到上古文字器物,绝不仅仅是一种研究对象或治学方法的转换,而是从学术研究的特定角度揭示出王国维心灵的苦痛和心路历程的曲折。

王国维冀望以学术活动来抚慰精神的痛苦来消弥人格的冲突,但这无异抽刀断水、举杯浇愁。

“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最喜“登临”的观堂先生并没有能够“望尽天涯路”而是走向了昆明湖。

王国维自沉之后,第一位从文化的角度追问王国维之死因的学者是陈寅恪。

1927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P10)[3]死亡是一种生命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死亡方式实质上是一种生存方式更是个体的文化存在方式。

王国维对死亡的选择,既是对其文化人格的自我塑造,又是其文化人格之悲剧性冲突的必然结果。

文化人格是一种复杂的构成,深寓其中的是人格主体的文化理想与文化认同,而昭显于外的则是人格主体的文化形象。

考察王国维的一生,其人格形象并不是统一的或首尾一贯的。

50年间,他既是“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同时也是“为彼文化(西方文化)所熏所染之人”;既是新世纪的先行者,又是旧世纪的献祭者。

离开家乡海宁之前,王国维受过长达15年的传统教育,这是他“为此文化所化”的关键时期。

紧随其后的是对西方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的研讨与讲授,他在本世纪初所撰写的哲学—美学论文,他对屈原、《红楼梦》以及崇高、古雅等问题的研究,全然是一位近现代文化的信奉者和宣传者。

但是,对“彼文化”的信奉与宣传既不足以减缓对“此文化”担当之沉重,更不能改变殉“此文化”结局之悲怆。

在生命的最后四、五年(从“南方房行走”到自沉昆明湖),王国维虔诚地认同于传统文化,并将自己的生命系于此文化而异常痛苦地徘徊于生与死之临界。

学界一般认为,王国维的学问是新的而情感是旧的。

我以为,问题远非如此简单。

对本土文化情有独钟,却又为异域文化“心怡神释”;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却将生命系于一种文化及其该文化之符号(宣统皇帝);虔诚地行走于禁苑皇宫,却又热情地拥抱叔本华尼采;选择“外来之观念”[4]及新思想新文化之同时,却选择与传统文化“共命而同尽”[4]。

王国维的文化人格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不仅有着新旧、中西的矛盾,还有着体质与精神、理智与情感、现实与理想、意识与方法、问学与处世等各种层面的悖立或冲突。

而在所有的冲突背后,是文化的冲突,是文化人格的冲突。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指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

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

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

所谓“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实质上就是《王静安先生挽词并序》所指出的“文化精神”。

陈寅恪将“中国文化”定义为“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l者。

”而“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P10-11)[3]旧文化虽“不可救疗”却仍有人“强聒而力持”,新文化虽呼之欲出却阻障重重。

值此中国文化艰难之转型期,王国维的文化认同是复杂的,一方面是西风熏染之中的知识分子对新文化的憧憬,另一方面则是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对旧文化的依恋。

既无法抵御西方近、现代文化的诱惑,更无法卸脱传统文化的重负。

因此,王国维的人格悲剧不可避免,正如王国维的死不可避免。

二、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站在传统文化立场来考察,王国维有着很好看的人格形象,用梁启超的话说,“先生盖情感最丰富而情操最严正之人也,于何见之,于其所为诗词及诸文学批评中见之,于其所以处朋友师弟间见之。

充不屑不洁之量,不愿与虚伪恶浊之流同立于此世,一死焉而清刚之气乃永在天壤”,梁启超甚至将王国维的自沉与屈原的自沉相提并论。

[5]论其为文与为人,论其情感与情操,王国维的人格形象都是无可挑剔的;而论其最终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价值取向,王国维的人格形象是悲剧性的。

而这种悲剧性正在于他将自己高洁的人格连同天才学者的生命,真诚地献祭于业已衰颓的文化符号。

99第20卷 李建中:王国维的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 王国维以他对死亡方式的选择,最终铸成其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内涵;而在王国维自塑其文化人格的同时,也在他的文艺理论中建构起系统、深遽并具有文化张力的人格理论。

“人格”一词既来自于西语,“人格”作为心理学的重要概念亦来自西方文化。

直到本世纪初,中国学者受西方文化影响,才开始在自己的文化及文论研究中使用“人格”概念。

在中国文论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对“人格”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作出深入探讨的非观堂先生莫属;反过来说,王国维文论中的人格理论,以其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对本土文化的改造,从特定角度促进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近代转型。

王国维之所以在文学研究中提出人格问题,首先还是受西方文学及文化的影响。

《文学小语》第十四则指出,与西方文学相比,吾国之叙事的文学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

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曲则殊不称是。

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

以东方古文学之国,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

”叙事文学之成败在于人物塑造,而人物塑造之关键又在于“描写人格”,丢失了对人格的描写,纵然有“系统之词”亦会丢失“词之性质”,足见人格问题对于文学创作的决定性意义和价值。

王国维认为,东方文学虽有着古老悠久之传统,但在叙事文学的创作上却无法与西方文学匹敌,原因正在于斯。

中国古代文论虽然没有“人格”这一概念,但关于人格的文论思想还是有的。

比如,古文论中“人品”、“才性”、“程器”等等,就不同程度地含有“人格”内涵。

受传统文论“言志”、“载道”、“讽谏”、“教化”等思想的制约和影响,古代文论家之讨论人格问题,常常局限在伦理道德的区囿之中。

而王国维文论中的人格理论,其对人格内涵的界定,与传统文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王国维关于文学本质的基本看法是“超功利”,《文学小语》第一则说“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并断言“的文学,决非文学也。

”《红楼梦评论》亦指出文学之功能,在于“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

”基于此,王国维对文学家之人格亦提出“超功利”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