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武侠文学史研究的五个阶段作者：王立来源：《学习与探索》 2020年第4期王立(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文学院，广东珠海 519041）作者简介：王立，1953年生，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当代中国武侠文学史研究论著，可分为武侠小说史、武侠史、侠文化史、武侠小说鉴赏辞典等，颇多创获，各有千秋。

侠文化史、武侠小说史研究可分为五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的沉寂期、70年代末之后10年的学习积累期、90年代的高峰期及新世纪两个10年的持续期和拓展期。

至今武侠史、武侠小说史完成了基本建构，许多论著扎实厚重，各有建树，但也有不少著作带有相当比重的同质化现象。

未来10年，这一状况当会有所改观，除了现有研究的细密化，带有跨文类、跨学科性视野、成分的论著将会增多，中外交流、文学宗教互动相生等相关研究也将会得到增强。

关键词：武侠小说史；侠文化史；学术史；武侠文学研究史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20)04-0153-07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武侠文学及其评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前30年的沉寂期，后40年每10年为一个时段，先后为学习积累期、高峰期、持续期、拓展期。

80年代的武侠文学史主要围绕武侠文学集大成的《水浒传》进行，其间也零散地涉及海外相关成果，只有王海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一花独放，虽尚嫌粗疏且多有遗漏，但概括武功打斗描写曾得到好评。

90年代及此后则陆续出现了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1］。

一、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武侠文学评论与研究1951年之后，中国武侠小说的出版基本上被停止。

1954年开始，对武侠小说全国性的清理、查禁和批判正式开始。

新文学特别是解放区作家对此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

在新文学作家看来，旧派武侠小说在市民中的影响力依旧很大。

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指出群众还在看《七侠五义》“这类东西”，“其对象则是一些工人、店员。

我们一时还不能禁止，用新东西代替它……”并倡导在报纸上开展批判，以新代旧［3］。

中共中央于1955年5月22日发出指示后，国务院也于7月22日发出查禁书刊的指示，其中包括“荒诞的武侠图书”；而文化部第一批查禁的42部书刊即包括《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大漠英雄》《峨眉七矮》《女侠黑龙姑》等［4］。

1956年1月文化部也下达通知，强调要对郑证因、朱贞木、李寿民、王度庐、白羽、徐春羽的武侠小说“特别加以注意”［5］。

在此种氛围下，武侠小说作家大多停止了原有写作，还珠楼主（李寿民）甚至不敢提“武侠小说”，而自明身份地写了《一个神怪小说作者的自白》。

1950年3月，还珠楼主创作了以张献忠起义为题材的小说《独手丐》，同时主动停止续写畅销多年的《蜀山》《青城》等神怪武侠小说［6］。

台湾也于1948年通过了参议会李万的提案：“拟请取缔连环图画、武侠小说及荒淫影片并严禁入口，以改进教育案。

”1947年发生的中学生林金木读书后入山寻访仙师失踪案，在1949年又被台中市提起，有关书籍被没收［7］。

1954年台湾《联合报》也报道：“连环图画影响童心，小侠上山修炼，拜求八卦真人，家长报案路警找回。

”［8］对于武侠小说批评为主的时代浪潮，同样波及了崭露头角的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其受大陆武侠小说批判潮的影响，也采取批评为主的态度。

香港《武侠小说周报》的创办人、主编吴达谋在1957年8—10月批评梁羽生小说，指出其“简陋和抄袭的毛病”。

例如，指出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武技描写如写冯广潮、龙木公恶斗，抄袭《十二金钱镖》，还有多处抄袭，有的甚至抄错，显得事理不合；《七剑下天山》结构上也多抄袭自白羽。

指出武侠小说“倘若在武技描写上太差，则纵然别的方面很好，也不能算‘好的小说’而已”［9］。

论文不多而专著罕见的原因，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出版检查制度的严格。

其时两个影响较大的古典小说论文集，所收论文多数是讨论作品的人民性，如对《水浒传》的评价大多绕开“侠义”“替天行道”等话语，而采用反抗恶霸压迫之类的表述［10］。

对于《三国演义》的讨论，有论者认为应肯定刘关张兄弟结义，这种江湖上的“信义”与统治阶级恶主仆、君臣之“义”是完全不同的，“在人民群众为了共同理想而组织、动员和团结自己的力量上，起了很大的作用”［11］15-16，小说中“义”的观念“已经不是单纯地被写成少数人的个人品质和他们之间的伦理道德问题，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到组织、领导的原则上来看待了”［11］59。

五六十年代，李希凡还从艺术方面论述了古典小说涉及侠义崇拜的问题，如谈到关羽与曹操关系时，引金圣叹“义释华容，酬恩之义重”的观点，并不直言侠义情肠，而用“性格复杂”来表述：“关羽所以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在社会作用上就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复杂现象。

”［12］104认为水浒英雄的义“是尽义于公，尽义于革命农民的利益”“尽管关羽的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义的品质，也受到人民的喜爱和重视，而它终究只是尽义于私，尽义于个人”［12］121。

自舒芜与傅璇琮在《光明日报》1956年1月发表的文章强化了“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主张后，同月赵景深在〈三侠五义〉前言》中指出，《三侠五义》是武侠小说中较好的一部，极少荒诞、神怪与猥亵，也没有效忠异族卖友求荣行径。

熊起渭批评了赵对一妻一妾情节的删改。

1957年，吴小如的《读〈三侠五义〉札记》做出该书得评话所长，持侠客与绿林关系健康的总体结论。

刘世德、邓绍基指出《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等清代公案小说歌颂的不仅是清官，还有手下一大群侠士，具有欺骗性和奴性，小说被赋予忠臣侠士教科书的职能［13］。

二、通论式武侠小说史、武侠文学史研究在海外学者刘若愚的《中国游侠》（1967）、孙述宇的《〈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1981）、龚鹏程的《大侠》（1987）、崔奉源的《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1986）等著作的催动启发下，大陆的武侠史论著从80年代后期开始起步。

大陆首部武侠小说史当推王海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该著充分肯定了侠文化的反正统倾向与价值取向，认为“不满、反抗，斗争意识，很容易通过武侠这种特殊形式的诱发而宣泄出来”［14］。

但初创之作，尚嫌粗疏，特别是对于大陆之外的研究尚了解不足。

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着意进行侠义文学题材类型的纵横探讨，但其将前提设定为侠文学都是文人所作或文人撷取民间传闻故事加工的，这一前提带有局限性。

实际上，早期书写者如墨子、庄子（及后学）、韩非子甚至到司马迁、班固，其实更多的还是政治家、思想家或史学家，说他们是“文人”当为概说，如司马迁只因特殊经历带有文人气质而已。

《韩非子》称“弃官崇交谓之有侠”，“人臣肆意陈欲曰侠”，许多六朝唐宋咏侠诗人实际上也属带有文人气质的官员或政治家，咏侠心态以功名之心居多，也比较复杂。

而在文人书写的民间侠义传闻方面，该书也注意开掘，尽管这方面显得略为薄弱。

罗立群的《中国武侠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是一部贯通古今的武侠小说史，阐释了侠的定义、起源以及侠义精神，描述了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轨迹，脉络清晰、架构合理、资料翔实、评述精当，且注重理论批评与审美感悟的结合，表现出独特的学术个性。

该著指出明代的历史、武侠、神魔结合的《禅真逸史》表现为忠君、任侠、逃禅，《禅真后史》不如之，但肯定了人性。

评《水浒后传》或受才子佳人小说影响重视“结良缘”，《后水浒传》糅合民族战争与众豪侠替天行道时，能将民族气节为第一要旨，结局回避现实。

还评述了《荡寇志》与《绿牡丹》。

辟出“武侠公案小说”一类（《施公案》《三侠五义》系列、《圣朝鼎盛万年青》等），及“幻想剑侠小说”如《济公传》《七剑十三侠》等。

2008年该书出版了修订增补版，增写了第九章评述当代武侠小说创作。

2012年他的《中国剑侠小说史论》指出，剑侠小说属奇幻武侠小说，其对宇宙时空与生命哲学的表述，充满着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

相对于写实武侠小说而言，剑侠小说有着独特的文化传承和叙事模式。

论者深入到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中，既梳理脉络，又剖析社会文化心理，成功勾画出“剑侠”的文化基因图谱。

罗立群还著有《梁羽生小说艺术谈》、译著《中国游侠与西方骑士》（原作者为美籍华人刘若愚），及两部论文集《中国侠文化》《谈剑录》。

1992年是大陆武侠史、武侠小说史著作大有创获的一年。

陈山的《中国武侠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严格说是武侠史与侠文化史的结合，在武侠社会史及其与江湖秘密社会关联方面颇见功力，可贵的是其面世较早、原创性较强，还具有同类著述较少的理论思辨色彩，但在明清相关文献上是个短板。

智春子的《武侠小说与中国社会》（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也注意光大民国萨孟武等开创的社会史角度来探讨武侠小说内蕴。

梁守中的《武侠小说话古今》（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中华书局，1992）敏锐地选取了武侠叙事的一些具体而重要的问题，刘荫柏的《中国武侠小说史》（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在明清笔记文献搜集梳理上甚见功力，将武侠小说研究拓展为一种大文科意义上的文学题材——文化史研究。

旨在确立作为一种题材类型的武侠小说在正统的中国文学史、文人心态史上所应赋予的地位，《千古文人侠客梦》于1995年在台北麦田出版社出版了繁体字版，1997年被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收入，2002年新世界出版社又出版了“插图珍藏版”，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带附录、索引的“学术版”，同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插图本，可见影响之广。

曹亦冰的《侠义小说史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也属较早面世的论著。

徐斯年的《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分为“原侠”“武侠小说前史”及现代武侠小说发展史，还有若干有代表性的现代武侠小说作家作品专论，作为贯通古今的武侠小说史，高屋建瓴、运笔老到，对民国武侠小说生成轨迹有许多卓异见解，应与他领衔与刘祥安共同撰写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之“武侠会党编”参看。

汪涌豪的《中国游侠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从社会史角度采集史载侠活动轨迹，立论平实可信，尤其是在既有基础上力求材料覆盖二十四史（如龚鹏程、林保淳的汇编等），对史书所载游侠阶层之时代沿革、社会关系、活动方式、人格特征、衰落根源等逐一探讨，尤以游侠同骑士风度、武士精神比较研究为胜。

由于偏重于史籍实存的层面，对于游侠的评价也极为客观，并且触及了其“任张声势擅作威福的骄蛮”的某些负面习性，以及其游民本性不适于恒定社会、君主专权终归衰落的本质。

尽管几乎未牵涉小说中的侠形象，读者亦会自然地将史书中的游侠同文学作品中的侠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