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与情报研究——情报史英国学派的传统与变迁周桂银情报史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家所说的“被遗忘的一面”，〔1 〕特别是被军事史家和外交史家所遗忘的一面。

1973年之后，随着英美等西方国家情报档案的相继开放，职业历史学家们开始涉足情报史研究。

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战这一核心领域，建立起情报史研究园地，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填补了史学研究的空白，从而形成了情报史研究的英国学派。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英国学派形成的背景、代表人物的主要学术成就及其研究特色，指出情报已成为当代国外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该学派的形成有助于推动历史学家更完整、更准确地把握现代世界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历程。

一情报史成为“被遗忘的一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历史学家本身所怀有的偏见。

80年代之前，英国职业历史学家要么是完全忽视情报在历史上的作用，要么是认为情报对外交和战争的影响无足轻重。

这种态度影响了一大批史学著作。

如大历史学家泰勒的（1914—1945年的英国史》，对情报在战争进程中的作用，仅一笔带过。

〔2 〕历史学家这种忽视情报及其作用的做法造成的严重后果，一是影响了历史学家完整而又准确地把握历史，如情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决策和战役进程的影响，在1973年“超级机密”的档案解密之前，史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作用有限；二是有的史学著作即使是提到情报，也是语焉不详或错误百出，特别是在英国情报机构的组成问题上混淆不清。

第二个原因是职业历史学家不想涉足情报研究。

长期以来的情报著作大都是谍报小说，人们在心理上已将情报题材的书归于街头文学之列。

这使得历史学家对情报研究退避三舍。

情报史研究较为薄弱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历史学家们缺乏全面而又完整的档案文件。

1973年，英美等国公布了一些情报档案，但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材料是极为有限的和片面的，这有碍于历史学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3〕因此，历史学家涉足情报研究面临着两个问题。

一是主观的，即存在情报史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的偏见。

二是客观的，即缺乏完整而又可靠的档案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并未退缩，而是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以罗纳德·列文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利用现有的政府公开文件、公开刊印资料以及情报档案，进行了颇有价值的开拓性研究，使情报史不再是“被遗忘的一面”。

开拓性的情报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二战时期的密码战，它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列文等人进行的严肃而又准确的研究。

列文是早期英国情报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他的《超级机密走向战争》最早运用档案文件对“超级机密”进行研究，细致地描述了“超级机密”影响战争进程的方式和途径；《美国的魔术》则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日之间的密码战，强调美国是如何利用密码战来推动战争进程的。

约瑟夫·加林斯基和R.V.琼斯则从英国立场出发，分析了盟国拦截轴心国无线电情报的成功努力。

〔4〕二是较为严肃但不太准确的研究，主要有弗雷德里克·温特鲍瑟姆和安东尼·布朗的著作，他们的书均以描述记事见长，但缺乏必要的和可信的注释与参考书目。

〔5 〕三是情报界原“了解内情的人”的回忆录，其立场和观点虽然不完全可信，但还是为后来的情报史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素材，如主笔1947—1953年各卷《国际事务概览》而享誉国际关系学界的彼得·卡尔沃科雷西，将其在英国情报机构的经历写成的回忆录就是这样。

〔6〕英国早期的情报史研究有两个特点。

一是根据公开材料进行研究，二是主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战特别是密码战。

这两个特点也预示着英国学派的研究特色和风格，因为正是在列文、布朗和卡尔沃科雷西等人的推动下，英国学派才得以形成。

二1985年，英国几所名牌大学的历史学家会同德法等国的史学研究人员，在英国爱塞克大学以战前的情报史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1987年会议论文集出版。

著名国际关系史家唐纳德·卡梅伦·瓦特指出，爱塞克大会及会议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情报史研究的英国学派的形成。

实际上，英国学派形成的第一个动力来自美国。

1980年，著名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在哈佛大学主持召开了一次国际情报学术会议，强调指出情报史是外交史和战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大多数论文出自英国学者之手。

其后，英国学者为推动情报史研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1984年，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历史学刊》主编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利兹大学国际关系史家戴维·迪尔克斯合编出版了《被遗忘的一面：二十世纪的政府与情报界》，说明情报研究在英国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

同年，一些学者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情报史会议，并于1987年出版了论文集。

上述四本论文集有一些共同点：一是绝大多数论文来自英国学者，二是主要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前的情报史，三是主要利用情报档案进行分析。

〔7〕同时，情报研究的专业学术杂志《情报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情报与反情报杂志》于1986年在伦敦创刊。

这样，一个拥有自身学术阵地和颇具有自身风格的情报史英国学派最终形成。

英国学派的成员在地理分布上不仅包括英国本土的学者，如欣斯利、贝内特、比斯利、安德鲁、瓦特和卡尔沃科雷西等，还有爱尔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学者，如弗里斯、沃克和杰弗里斯·琼斯等。

以他们为代表的英国学派的情报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情报判断、情报机构的演变、情报在战争决策和战争进程中的地位、重大情报事件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问题上，但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前时期的情报史英国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情报史研究，集中在战前欧洲国家的情报判断和战时英国的通信情报两个方面。

战争与情报判断的关系，是80年代中期英国学派的一个研究重点。

诺曼·斯通、约翰·古奇和小威廉·富勒分别描述了战前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对战争的情报准备工作，而作出杰出贡献的则是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对法国情报的研究。

安德鲁指出，法国的战争计划表明，法国对德国威胁的战略判断是正确无误的，但它对德军力量、德国未来进攻方向的估计却错误百出，其主要原因不仅仅是缺乏情报，而是在于法国情报工作本身的种种弊端，因此，战争爆发后法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也就不足为奇了。

〔8 〕关于战时英国的通信情报，已故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比斯利作出了最好的研究，他的《极为特别的情报》、《极为特别的海军少将》和《40号房间》都是围绕这个主题的。

前两书分别叙述了海军情报活动和海军情报部长约翰·戈德弗雷少将的情报生涯，后一本书则专门研究海军情报部密码破译中心——40号房间。

比斯利指出，40号房间为英国立下了不朽奇功，它不仅破译了德国的海军作战计划，还破译了大量的德国外交电报，尤其是后者为英国的战时外交出力不少。

〔9〕此外，约翰·费里斯研究了英国陆军的战时通信情报。

〔10〕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报判断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的情报判断一直是英国学者感兴趣的研究题材，因为它涉及和平时期情报与外交决策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大战前夕的外交决策问题。

安德鲁和彼得·路威分别考察了英国对苏联的情报活动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对日本的情报判断，迪尔克斯则分析了英国秘密情报局与绥靖政策的关系。

在最引人注目的英国对德国的情报判断上，主笔1960—1963年各卷《国际事务概览》的国际关系学者瓦特和他的学生韦斯利·沃克作了较为深刻的研究，他们指出，张伯伦政策执行着对德绥靖政策，以致战略考虑大都是围绕这一政策的，这与情报失误密不可分，因为情报机构“根据错误的情报、错误的概念并靠怀疑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情报失误造成了英国在战争初期的被动挨打。

〔11〕在苏联和法国的对外情报判断上，罗伯特·扬指出，大战前两年的法国情报存在着许多失误和缺点，希特勒攫取奥地利后，法国陆军情报部门已注意到他的下一个目标将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驻柏林武官连续不断地向巴黎发回的电报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法国秘密情报当局骄横自大，加上法国政府内部的混乱，陆军的情报未能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约翰·埃里克森则研究了30年代苏联的对外战略情报判断，指出苏联情报部门在德国威胁和战略判断上是正确的，并已为决策当局提供了建议；苏联情报部门对德国的军事思想了如指掌，但未能透视并理解隐匿在这种思想之后的军事行动计划。

〔12〕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战英国学派对这一重大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英国情报机构的活动和通信密码战。

对战时英国情报活动作出权威解释的是官方历史学家哈里·欣斯利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

1988年前，欣斯利与其他几位史学家合作，编撰出版了前四卷。

前三卷副题为《对战略和战役的影响》，分析了通信情报特别是“超级机密”对整个战争进程的影响，着重指出了无线电情报战在大西洋海战、英伦保卫战和诺曼底登陆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四卷副题为《安全和反情报》，记述了英国情报机构为战胜德国所进行的秘密活动，包括针对德国的间谋活动和在本土的反情报努力。

第五卷由军事史家迈克尔·霍华德撰写，副题为《战略欺骗》，主要研究盟军在中东、北非和诺曼底所进行的战略战役欺骗，指出了英国情报欺骗计划的组织性、周密性和成功性，明确其对战争的深远影响。

〔13〕欣斯利等人的英国官方情报史著作现已成为二战史研究特别是二战军事史和外交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是关于英国的反情报活动，主要是特别行动执行局（SOE）的战时行动。

富特对特别行动执行局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研究后指出，该机构的任务是在德国和德军占领区进行破坏与颠覆活动，如向法国、卢比荷三国、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空投谍报人员、武器弹药等，向欧洲各国的地下抵抗力量提供金钱和物资，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如暗杀纳粹官员、轰炸德国的重水工厂以阻止德国制造原子弹、破坏道路以瘫痪德军调动。

加林斯基和查尔斯·克鲁克桑则分别研究了特别行动执行局在波兰和亚洲进行的秘密活动。

〔14〕三是关于二战中的通信情报战即“超极机密”，这是关于二战情报史研究的最热门的题材，而在这方面作出最全面、最详细和最深刻研究的是拉尔夫·贝内特。

贝内特在战时曾任英国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战后到剑桥大学任教并成为历史学家，他的三本著作全面分析了通信情报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精确而细致地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通信情报战，考察了“超级机密”在北非战役、巴尔干战役、诺曼底战役和太平洋战争各战役中的重大影响，并分析了它的影响方式和途径。

〔15〕四、冷战时期的情报史关于冷战时期的情报史研究，英国学派主要集中于英国机构内的“鼹鼠”问题以及英美苏情报机构的变化发展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