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与方法论述评刘华杰（北京大学）把科学本身作为学术考察的对象形成了“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潘涛博士曾向我多次建议将此词组译成“科学元究”），主要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文化批判等研究。

本文考察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历史演化和若干方法论问题。

1．突破禁区：SSK的可能性70年代初英国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一个比系级建制略低的单位“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成员主要包括巴恩斯（Barry Barnes）、布鲁尔(David Bloor)、沙宾(Steven Shapin)和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等。

理论家主要是巴恩斯和布鲁尔，他们提出了系统的关于科学的研究纲领；其他人则在此纲领下做大量具体的案例研究，产生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既引起学界的不断赞赏也引起学界的愤怒声讨。

他们的研究总体上属于科学之社会（学）研究，他们自称其学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区别早期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

外界称英国这个小组的科学社会学工作为“爱丁堡学派”。

此学派的思想渊源可直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迪尔凯姆、舍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等。

代表著作主要有《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知识与社会意象》、《维特根斯坦：知识的社会理论》、《建构夸克》、《利维坦与气泵》等，重要论文有“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理性主义、超自然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理性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等。

最能代表爱丁堡学派SSK观点的著作是布鲁尔所著《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初版，1991年再版（增加了一篇很长的答辩“后记”）。

整部书除了关于数学和逻辑的一些具体研究外，基本上是自问自答式的方法论性的论战。

作者首先对当时社会学家不敢碰科学知识本身的谨慎态度进行了严厉批评。

“知识社会学能够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特有的内容和本性吗？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不能。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3）当时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环境和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是两回事，而后者超出了探索范围，社会学家不能碰这个禁区。

而布鲁尔认为这种心甘情愿限制自己研究范围的做法本身有违科学本性，是不彻底的社会学研究。

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

而以前社会学家把本来可以研究的领地让给了心理学家和哲学家。

“知识社会学本来完全可以强有力地深入到哲学家们棗这些人一直堂而皇之地把界定知识的本性作为自己的任务棗现在所占据的领域。

实际上，社会学家心悦诚服并急不可耐地把他们对科学的关注局限在对科学的制度框架和外部因素上面。

这种做法并未触及被如此创造出来的科学知识的本性。

”布鲁尔此处批评的是美国默顿学派科学社会学过分保守，只从宏观尺度外在地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敢从社会学角度直接研究科学知识本身即科学的内容。

这种批评对默顿学派应该说是恰当的。

时至今日，默顿派的工作只讨论科学的社会规范、科学的社会分层、科学的社会影响，科学的奖励体系、科学计量学等等，而不进入认识论领域去探讨科学知识本身。

本戴维（算半个默顿派）甚至也曾反对社会学越界，但他马上又承认了SSK的作用。

最近一个默顿派弟子声称，默顿派的方法并未排斥SSK工作的可能性，更有甚者，扬言默顿早就做了SSK所做的工作。

这是不符合历史的，作为默顿派正宗传人之一的科尔（Stephen Cole）也反驳了这种胡说。

这算后话。

布鲁尔分析，“人们之所以对从社会学角度彻底审查科学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缺乏魄力和意志。

他们认定这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

”为什么如此呢？当时社会学家普遍认为，科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特殊的事业，完全不同于文学、哲学与宗教等一般文化现象，科学更具有自然本性而不是社会本性。

如果社会学家无视科学的特殊性，就会面临各种矛盾和谬误。

当时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和波普尔等正希望社会学家保持这种克制。

布鲁尔坚决反对这种克制。

他专门提到深入禁区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做好了准备，他特别赞赏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工作，迪氏对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的经典研究为SSK提供了启示和灵感。

“更重要的是，迪尔凯姆还作了一些暗示棗怎样才能把他的发现与对科学知识的研究联系起来。

”他说，可惜的是，凯尔凯姆的思想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这些暗示仿佛落入了聋子的耳朵。

”（D.Bloor, ibid.）爱丁堡学派在实际中真的突破了禁区，开始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学分析，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并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实实在在创立了SSK，在世界范围内引来一大批追随者。

近30年SSK日益壮大，大有盖过默顿派正统科学社会学之势。

爱丁堡的SSK早已跨过大洋在美洲扎根，牢牢把握了学术阵地，如今SSK反而变成了正统，近乎成了新的“学术霸权”。

真是应了一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

如今爱丁堡大学那个“科学元勘小组”（已划归社会学系）虽然已不复存在，除布鲁尔还坚守阵地外，余者都奔走他乡“布道”去了。

巴恩斯虽仍在英伦，但已转到别的大学，沙宾和皮克林都到了美国，前者在西海岸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社会学系，后者在中部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系。

也就是说，现在作为定域性实体的爱丁堡SSK学派已不存在，但其思想却早已扩散并渗透到一批从事科学之哲学、历史与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大脑之中，特别是其方法与后现代科学批判等运动相结合在当今学术界影响巨大，争论不断，可从《科学大战》、《飞离科学与理性》等书窥见一般。

爱丁堡学派思想的传播经历令人回想起之前的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

2．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 SSK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从今日之形形色色的SSK研究表现出来的淡淡的反科学情绪，很难猜测到当初的SSK研究纲领竟有着彻底的科学味。

当年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提出著名的“SSK的强纲领”，其动机是使科学之社会学研究成为标准的经验科学，即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

在谈到强纲领之前，布鲁尔先说明了强纲领下的知识概念。

布鲁尔等人认为，对于社会学家而言，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这与通常把知识定义为“真实的信念”不同。

“知识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

”“社会学家特别关心那些被人类群体视为理所当然、被制度化、被赋予权威性的信念。

当然，也必须把知识与纯粹信念区别开来。

知识通常指那些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的和具有个人特征的信念当作纯粹信念来考虑。

”这种知识观与旧知识社会学对知识的理解差不多。

曼海姆就曾将知识分作七类，包括神话和传说、宗教、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等等。

这种宽泛的知识观有相当的含糊性，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客观知识的“偏见”，也为其SSK的基本纲领预设了许多东西，其中重要的一种暗示是：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传统哲学中，知识被当作经过证明的正确信念。

对SSK实践者而言，真理仅仅被认定为“局部可信的那部分知识”。

在传统哲学中，知识和真理都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规范性的概念。

SSK仅仅描述和解释人们实际上相信什么，而不是阐明人们应该相信的事物的结构。

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由4个信条组成: 第一是因果性，能够导致信念或者知识状态的条件应当是因果性的。

除了能协同导致信念的社会原因外自然尚有其他类型的原因。

第二是无偏见性或者叫公正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无偏见地加以对待。

这些相悖的方面都要得到解释。

第三是对称性，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比如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

第四是反身性，原则上它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布鲁尔还对每一条原则作了说明，主要目的是阐明社会学家也是科学家，应当象科学家一样行事。

“如果社会学不能彻底地应用于科学知识，则意味着科学尚未科学地认识自身。

”于是他首先强调了寻求因果性的重要性。

这一点并未引起争论，接下来在怎样寻找因果解释中就遇上关键的中间那两条：无偏见性和对称性。

而这两条是许多理性主义者无法接受的。

科学哲学家劳丹对强纲领发起猛烈攻击，并且集中在“对称性”一条。

劳丹认为，所有其他原理如果诠释得正确，也只是无关宏旨地说出了真相。

而关键是对称性，它要求无论对于真实的或虚假的、合理的或非理性的信念的解释，都必须是相同的，而这不是科学的通行之路，是最大的例外。

1984年布朗编辑了一部文集《科学合理性：社会学转向》，反映的主要是知识界对强纲领的态度，布鲁尔再次为强纲领辩护。

强纲领要求公平且对称地对待合理性和非理性，这与科学哲学家和传统社会学家的观念相去甚远。

劳丹说，当且仅当在某些信念难以就其理性优点加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着手解释它们；思想史家可以利用已有的工具去解释充分合乎理性的那部分思想史，对科学的外部关系及理论选择中的偶然性等非理性状况，才轮到知识社会学家插手。

哲学家牛顿-史密斯的口号是：社会学只是用于反常现象，当且仅当出现背离合理性的反常情况时才需要社会学。

布鲁尔对理性主义者的“蛮横”进行了批驳，并因此从一百多年前的教会编史学争论中发掘出知识社会学的一位真正始祖，在第二版《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的最后一段，布鲁尔将科学与宗教、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的理性主义与教会编史学领域的保守的超自然主义进行了类比。

布鲁尔的这段精采论述基本摘自他为1984年在匈牙利召开了第五届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大会提交的一篇论文“理性主义、超自然主义与知识社会学”（David Bloor, Rationalism, supernatur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Scientific Knowledge Socialized, edited by I.Hronszky et a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s, 1988）。

布鲁尔在此文开篇说：“在世俗文化中长期居住令人确信，科学知识相对于宗教必然有所不同并更加优越。

我们不难看到，宗教寻求传统、制度、法会以及既得利益团体的支持。

我们于是试图得出结论，相反，关于自然世界的命题其可信性并不依赖于此类东西。

难道它们不是完全得自关于自然的一种合理的好奇吗？可信赖性由宗教转移到科学身上是相对近来的进展。

其中一个副效应是，今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发现自己处于上一世纪那批学者同样的境地，那些学者仔细考察了公认的圣经教义的历史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