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武帝的文治和毁誉11中文2班吴意晟农民起义，汉王朝屹立。
起义带头人刘邦是一个出身草根、毫无政治背景的近乎市井之徒的人。
正因如此，他有一种阶级的包容性，他的集团拥有比较宽泛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
刘邦集团乘项羽等大诸侯动乱纷争之际，取得全国政权。
这个新王朝似乎不具有任何法理和伦理的正统性。
开创之初，就陷入了极端不稳定之中。
自高帝、吕后至文景的五十年间，内部变乱不断。
外部则匈奴交侵，社会深隐危机之中。
直到汉武帝的降生，这位班固称之为“雄才大略”的人物，才为这个皇朝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在汉武帝的一生所为之中，尤其可圈点的是武帝的文治功绩。
同时，关注武帝，个人的品性与历史纠葛的探讨同样不可缺失，所以其毁誉的过程同样引人思考。
秦始皇有“焚书坑儒”，汉武帝则“独尊儒术”。
早在窦太后去世前，汉武帝就暗中行事，设五经博士，为尊儒大势打下基础。
即位之初，汉武帝举国推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
一介书生董仲舒，写下《天人三策》，石破天惊，脱颖而出。
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被指定为官方思想，与政治、皇权紧密相连。
之后，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
从秦代到汉初，选拔人才多用的是军功爵制；到了汉武帝时代，逐渐转变为察举征辟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汉人才匮乏的局面。
汉武帝一反祖宗定法无为而治，尊儒术以约束官吏，效法家严惩贪官，王道霸道，交替为用。
而其中尊儒兴教，创立太学引得天下人聚义一堂，都城之下，十之八九有触太学之优，给予后世深刻影响。
若无此举，儒家学说不过是被坑过的一套，华夏文明得不到如此大的开拓，学而优则仕也无从谈起。
然而，后世不乏对《天人三策》，对“独尊儒术”深恶痛绝者，他们的批评和反对并非毫无道理。
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政治的负面影响，在于“独尊儒术”将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迷信道德至上、教化万能，力图建设一种道德自律型的政治。
这种重自律轻他律的思路，必然导致强权至上，个人专制。
曾经的天朝上国，就这样一次次与民主政治失之交臂。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始终无法走出“人治”的泥潭，摆脱因人兴废的历史惯性。
从古籍中探查儒家对民众心理：中国人不得不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扮演好自己的道德角色。
如此，权力崇拜、君尊民卑、官贵民贱、奴性心理年深日久，“救世主”和“清官”情结愈加浓厚，甚至反过来成为昏君和贪官孽生的土壤。
儒家对人才素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儒家把“道德”作为衡量人才和录用官员的决定性条件，将“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
然而，能有幸为官的是极少数，得明君而施展抱负者，更是十无一二。
绝大多数士人郁郁终生。
名为知人善用，多少人为之贻误终身。
汉武帝时代内在的儒家统治思想，表现出来，是中央集权体制。
秦始皇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设计一整套执政方针。
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彻底肃清了诸侯王分裂势力，极大地巩固了中央政权，并影响了后世千年之久。
针对此情况，司马迁击节称道！在《淮南衡山列传》中，太史公曰：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
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
元鼎五年，汉武帝又以诸侯酎金（祭祀太庙时诸侯助祭的献金）成色不足为由，一次削去106名诸侯的爵位，至此，高祖刘邦所封诸侯王，削捋殆尽。
秦行郡县，不王不藩，是真正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封建体制。
刘邦建汉之时，首封异姓诸王，后封同姓诸王。
从政治体制的发展着眼，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倒退。
继而，吕后大封诸吕，终酿祸乱。
因此，直到景帝朝，乃有吴楚七国之乱。
而汉武帝采纳主父偃建议，令诸王推恩以封子弟，大力削藩，平淮南、衡山二王之反，夺列侯一百零六人之爵。
汉武帝上接秦始皇，行郡县以推行国家政令，此后两汉四百年，虽有外戚、党锢之祸，但无藩镇之患。
在此之后，晋又封藩，乃有八王之乱。
唐初鉴于前辙，王而不藩，安史之乱后，肃宗又大事封藩，终以藩镇割据，断送唐朝。
宋仿唐初，王而不藩，故两宋无藩镇之祸。
明太祖立国，复大封诸王领藩地，终有燕王朱棣靖康之役，赣王朱辰濠之叛乱。
明世宗以藩王入承大统，追赠生父，闹成著名的大议礼，随之明亡。
清朝力惩前失，王而不藩，定制亲王不出国门，故有清一代未有藩祸。
由此可见，古来帝王，由秦始皇至清代宣统，正统偏安者共二百余人，真正懂得国家政体并善以此治国者，不过秦皇、汉武、宋太祖、清圣祖四人而已。
不仅如此，汉武帝在强化中央集权上多方探索，利用酷吏打击权贵即其大手笔之一。
打击不法豪强与贪官污吏，势在必行。
但是，酷吏政治走到极端，难免会带来各种后遗症。
酷吏王温舒，嗜血成性，杀人为乐。
汉代处决犯人，以十二月为限。
春天到来，不能再杀人了，王温舒迎风感慨：如果让冬天再处长一个月，我的事（处决犯人）就办完了。
（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司马迁对此直言不讳：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另一方面，汉武帝的晚年因骄奢淫逸而被后人认为是其毁誉的半生。
但是，从毁誉的故事中看来，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开辟了一条帝王的反思道路。
征和四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
这就是《轮台罪己诏》。
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不过封建执政者的“罪己”往往有收买人心之嫌，但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汉武帝首开“罪己”先河，错而能改、爱憎分明。
从中，我们似乎可以一窥这位大汉霸主复杂的内心世界。
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
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何世无才，只是人主没有识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够辨明人才，何必担心天下无才？（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
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
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
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
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
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
与无才同，不杀何施？）就是这样一位视人才如草芥的汉武帝，一方面又极端地爱才、惜才。
自古中国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弊端：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存在越级攀登。
而汉武帝一是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主父偃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卫青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
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作者文笔才华；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
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一帝正在于此。
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
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
且在晚年，刘彻因巫蛊之祸滥杀大臣王子，引得后世非议。
相较于一生从未滥杀一位大臣的秦始皇，这无疑是刘彻的不及。
汉武帝因此备受误解和争议。
司马迁因为自身政治上的不背认同，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稍稍抹上了个人感情色彩。
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但是班固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武功，表明对汉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
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批评、表扬兼而有之：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
信惑神怪，巡游无度。
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
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
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汉武帝本身是一个矛盾体。
他于民如爱子，同时于臣杀人如麻。
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
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
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他的诞生据说伴随着母亲梦见红日人怀，他的曾祖父刘邦托梦为他命名为“彘”(野猪)——而他的父亲则解释此字谐音于“智”，为他改名为“彻”，透彻，并赐号日“通”；而他也的确是一位智圆行方、通彻无比的传奇男子。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
为什么人们对汉武帝争议如此之大？身处汉朝的人会因为阶级利益不同而对汉武帝产生偏见。
后代的人们从先代的眼中领略汉武帝的功绩，自然也会道听途说汉武帝的个性缺点，产生分歧在所难免。
而今马克思的观点却要我们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肯定其跨越性的贡献，同时否定他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我们角度不同，研究深浅不一。
在评价汉武帝这件事上，也许应该是选取一个特定时期的一个特定环境深入剖析为好。
这样，既可以叫人们比较接近一段历史的真相，又可以避免假大空的胡乱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