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关于屈原的争论汉代关于屈原的争论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刘安: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絜,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突出屈原作品“怨刺”的特点,赞扬屈原的高洁精神,推崇屈原作品中寄托深远的比兴方法。
第二阶段:扬雄:《汉书·扬雄传》:“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
何必湛身哉!”主张明哲保身,反对屈原投江,并作《反离骚》以示已意。
班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兢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
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
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纵容。
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秒才者也。
(《离骚序》)不明哲保身,多虚妄之语。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班固对屈原虽有评价,但评价不低。
第三阶段:王逸: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
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
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
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耉,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况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
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者,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风谏之语,于斯为切。
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
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率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阙中矣。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
“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原”也。
“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
“夕揽州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
“驷玉虬而乘鷖”,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
“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
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
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
屈原之词,诚博远矣。
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
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楚辞章句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
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肯定屈原对楚王的忠诚,认为屈原作品依托五经立义,肯定作品中浪漫主义特征。
总之,汉代对屈原的评价总体来说经历肯定——否定——肯定,同时反映了汉代文艺思想的发展变化。
《诗大序》的文学观念《毛诗序》阐说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可以看作是前秦儒家诗论的总结。
首先,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的言志抒情的特征,也说明诗歌与音乐、舞蹈的关系。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志,偏于社会伦理道德;情,属于个体性的。
志要形成诗,中介就是情。
这样的诗歌内容既能传达政教内容,又能打动人心,从而使政教内容为天下人所接受。
《毛诗序》把志与情结合起来谈,更加清楚地说明诗歌的特征。
其次,《毛诗序》指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况往往在音乐和诗歌的内容里反映出来。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这显然是受到季札观乐的启示,进一步指出政治、道德、风俗与音乐诗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三,在诗歌的分类与表现手法方面,《毛诗序》提出六义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孔颖达《毛诗正义》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基本概括了风雅颂是《诗》之体,而赋比兴是《诗》之用即表现手法。
最后,《毛诗序》对诗歌的特征、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诗的分类和表现手法的论述,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
因此,在谈到诗歌的言情特点时,又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义”,导致后来文人以“温柔敦厚”论诗的模式。
说到诗的政治作用时,又强调“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它把这种思想集中突出地表现在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论述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种理论在政治上表达了统治阶级对诗歌的要求,对诗歌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孟子的诗学主张孟子的诗学主张大体可分三部分:知言养气、以意逆志、知人论世。
一、知言养气(公孙丑)“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公孙丑》上)孟子讲的知言,是指对于诐、淫、邪、遁等言辞,能看出它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
他讲的养气,是强调人的内心修养。
他认为只要“配义与道”,即加强儒家的伦理道德的思想修养,就是养“浩然之气”。
养气强调内省,知言强调言辞与内在心灵的统一。
二、以意逆志“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理解作品的方法。
他主张,分析诗的人不能因为个别的辞和句去曲解整篇的意思,而应该用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分析作品内容。
孟子为学生咸丘蒙解释《小雅·北山》《大雅·云汉》的诗句,就是运用“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这一方法。
此处的辞,指未经文饰的表达。
志,不是一般的志,是善的,强调作者的主体地位,主张将作者之志作为旨归。
三、知人论世孟子提倡在读诗时,要善于领会其内在精神,但同时这种理解不是主观臆断,而是通过“知人论世”的总体把握的方式去领会。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万章》下)文学是作者思想情感与时代环境相结合的精神作品,因而要了解作者的思想性格,当然必须要读他们的书,考察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孟子在与公孙丑讨论《小弁》之怨、《凯风》之不怨时,就是从不同作者及其诗歌的不同背景出发,来评价这两首诗,这就是对“知人论世”方法的运用。
王国维认为,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可以相互参照。
他在《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中指出:“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
”可见,孟子的诗学主张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但我们应注意,作品能否表达作者真正的意志,如果作者在创作时没有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那么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就不能起到作用,所以二者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典论·论文》的文学观念《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论,它对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都有涉及。
虽然曹丕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对后代的影响很大。
首先,关于文学的价值。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作者本着文以致用的精神,把文学提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并鼓励作家们去努力从事文学活动。
这对魏晋以后文学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
其次,关于文气。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文章中的“气”,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形成,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情感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
曹丕认为,气有清浊之分。
我们可以把“清”理解是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
曹丕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
因此,各有所长,难可兼擅。
其三,对于文学体裁的区分。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所谓“本”,大致是指基本的规则而言,这是一切文章共同的;所谓“末”,是各种不同文体的特点。
奏议、书论,晋以后人所谓无韵之笔;铭诔、诗赋,晋以后人所谓有韵之文。
因文章具体的功能不同,而体裁和表现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雅、理、实、丽,各具特点。
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是曹丕首先提出的,它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
其四,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
曹丕指出了两种错误态度: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一是“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前者斥责了尊古卑今的观点,前人已有阐述。
后者对“文人相轻”的斥责,则是作者的新论。
作者根据对不同的文气、文体的认识,说明各个作家作品各有短长。
“暗于自见”的人,不可能产生正确的文学批评。
《文赋》的文学思想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篇名作,它着重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问题一,陆机提出了“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
陆机这里所说的“意”是指构思过程中的意,亦即构思中所形成的具体内容,而不是指文章中已经表达出来的意。
“物”指人的思维活动对象,“文”指用语言文字写成的文章。
“意不称物”是指构思内容不能正确反映思维活动对象,“文不逮意”指文章不能充分表现思维过程中所构成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