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贡献与问题19世纪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数学、物理学以其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使得混乱不堪的人文学科相形见拙，于是就有了一种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重建人文科学的理论上的渴望。

20世纪初以来，一些欧美人文学者试图在各个人文学科领域重新严格定义对象和方法论，试图也建立起严密的科学体系。

其中首当其冲便是语言学。

17、18世纪的法国语法学主要是企图用一般的思维逻辑和意义范畴来说明语法规则的合理性和普遍性;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家(如F•鲍晋等为代表的历史比较语法学派)则致力于通过词源学研究来探讨语言的演化。

然而这些试图通过外在的或孤立的要素来对语言机制的探讨并未能真正说明语言的本质，从而使语言学本身陷入了理论上的混乱和危机。

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于1906至1911年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时提出了新的语言学方法论，澄清了旧语言学在对象和方法论上的混乱，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

他对语言活动及其研究进行了一些重要的区分:1)他指出语言活动中有“语言”(langue)和“言语”(langage)两类事实。

前者是一套对语言活动的社会性的普遍规约，它是确定的、独立的，它自成一体;后者则是个人对这套规约的具体运用，这种个人运用是异质的、多变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物和心理几个领域”，不构成单一学科的对象。

而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前者。

③2)他指出语言事实有“共时态”(synchronie)与“历时态”(diachronie)之分，从而语言也有共进研究与历时研究之分。

共时态是指语言在给定历史时刻的状态，在该状态中，各语言要素相关联，构成了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支配和规约着那个时期的言语活动。

而历时态则是反映语言演化的事实。

他指出，语言演化是一系列状态的更替，是“从一个共时态过渡到另一个共时态”④。

因此他认为，在语言研究中共时研究处于优先地位，主张首先要研究同一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功能关系，反对把不同系统(或状态)中的个别要素拿出来进行孤立的历史比较研究。

其次才能研究系统与系统的更替问题，亦即语言的演化问题。

3)他还指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sémiologie)，“语言问题主要是符号学问题”⑤，提出了其中所包含的“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的符号学概念，并分析论证了语言是一个独立于意义，但具有产生意义功能的能指系统，从而对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进一步说明。

索绪尔阐述的原则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语言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同时，他的这些关于对象和方法论的原则也被公认为是对结构主义思想内涵的一般表述，就是这些思想后来对法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理论主张自20世纪60年代起，结构主义波及到了法国文学批评领域，并很快形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新批评流派，其主要理论家有罗朗•巴特、罗曼•雅各布森、托多洛夫、吉拉尔•热奈特等人。

他们对传统批评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的理论主张集中地代表了结构主义思想对法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

文学批评总是试图用一把理论的尺子去衡量作品，因此用什么样的理论以及如何衡量便成了文学批评问题的关键。

法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倾向:自16世纪起的早期批评多以古典拉丁作品的的体裁形式作为绝对规范来衡量当代作品，以古量今，其局限性显而易见;17、18世纪更多地倾向于用人文主义的道德规范去评价作品的美学价值，然而人们对道德本身的认识却因人因时而异;到了19世纪，文学批评逐步放弃了规范性评价，转而追求通过详尽考证作者和作品的创作史来解释作品的意义和风格，即所谓的实证主义批评;20世纪出现了一些现代的流派，如:精神分析批评、存在主义批评、社会学批评、等等，但它们大多仍是从某个既定的哲学体系出发去考察作品的起源，解释作品的含义。

⑥然而，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家认为所有这些传统批评理论都是试图用文学以外的要素来说明文学内部的事实与规律，这就如同索绪尔以前的旧语言学家在语言分析中所作的那样，由于在关于对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传统批评理论无法说明文学的本质。

他们把结构主义贯彻到了文学批评理论领域，对文学批评的对象和方法论重新作出明确的定义和规定。

我们可以将其要点做如下的归纳。

第一，他们主张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学本身，是作品本身，应该用作品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功能关系来说明作品的特点。

因为他们认为文学批评必须致力于回答“文学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使一篇语言文字变为一篇艺术品的?”⑦这类的问题，他们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文学的本质和特点只能由该系统内的结构和关系来说明，那种试图在分属于不同系统的某些孤立要素之间寻找牵强附会的“关系”的作法并不能说明作品的文学本质，从而反对在说明作品本身的文学特点之前，把对作品的起源进行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或心理学的考证当作文学批评的范畴和任务。

例如，结构主义批评的主要理论家之一罗朗•巴特指出:“(实证主义批评的最严重的责任之一是它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作品细节的起源研究上，这就导致忽略这些细节在作品内部的功能意义。

”他还写道:“如果说在作者和作品之间有着什么关系的话(谁会否认这一点呢?作品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实证主义批评家仍在相信诗神的存在)，那么它并不是那种把各种局部的、继续的和‘深层的’相似之处撮合在一起的孤点间的关系，恰恰相反，它是作者整体与作品整体之间的关系，是关系的关系，是同一的而非类比的关系。

”⑧第二，他们认为文学和语言一样，也是一种产生意义的符号系统，认为文学从属于符号学，文学问题也主要地是符号学问题。

但是文学符号系统有其独特的“语义”性质，它不是以直接明示的方式去传达准确完整的意义，而是以间接暗示和含蓄的方式去传达不完整的意义。

巴特写道:“文学作品，至少拿通常为批评所关注的那类作品来说，从来都是既非全无意义又显而易见全然清楚的。

也许正是这一点可能成为‘优秀’作品的一条定义。

作品可以说是一些断断续续不完整的意义:它一方面俨然以一个能指系统的面目呈观于读者的目下，另一方面则又回避所指之存在。

意义的这种不明示性和逃逸性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文学具有若大的力量，既可(通过动摇那些似乎已由信仰、意识形态和公共感觉所确认的意义范畴来)对世界提出种种疑问，然而却又从不给予回答，(没有任何一部伟大作品是说教式的);另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它会成为人们无穷无尽地探索意义的对象，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使人们停止谈论拉辛或莎士比亚。

”“因此文学只能是一种语言，即一种符号系统;它的本质不在它所传达的信息里，而在该系统自身之中。

正是由于这一点，批评家所要做的就不是寻求重建作品所包含的信息，而只是寻求重建作品的系统，正如语言学家的任务并非在于辨认某个句子的含义，而在于建立那个使该含义得以传达的形式结构。

”⑨这就是说，作品本身并不完全实现意义，它只是为意义的形成提供条件和形式，意义的实现有赖于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的感受，即“需要把整个世界填充到这些形式中去”⑩才行，因此作品的意义就不是唯一确定的，所以它不能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

结构主义批评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仅限于文学这个能指系统，它的任务”不是从某作品中找出其含义，而是重建意义形成过程所循的规律和所受的的制约。

换言之，重建意义形成的技巧。

”第三，对于具体的分析方法，他们主张完全从作品内部进行形式结构的描述和分析，并把这称作“内涵研究”(étudeimmanente)。

在这种分析中，批评家既不关心作者是否有意使用某种技巧，也不关心作品的“正确释义”，他们关心的只是描述作品中的形式结构及其功能关系，例如韵律结构形象结构、叙述结构、主题结构、人物对话、行为和情节推理结构、以及文体修辞结构、等等，可有各种类型和层次，以客观的态度说明作品所具有的各种特点。

关于这种“内涵研究”的范例，可以举出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合作对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猫》的音位和修辞结构所作的分析，以及吉拉尔•热奈特对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失去的年华》的叙述结构进行的分析。

这种方法已为许多批评家所使用，并进入了大学课堂，成了许多撰写文学学位论文的学者和学生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之一。

第四，结构主义批评家甚至还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想要建立一个关于文学形式规约一般理论，并给它取名叫“诗学”(laPoétique)。

热奈特是这样定义诗学的:“(要说明)作品这一事实，需要假设大量超出其本身性质的前提条件，它们从属于语言学、文体学、符号学、语词分析、叙述逻辑、关于体裁与时代的主题分析等等，于是批评就处于一种两难地位，它既不能撇开这些前提条件又无法完全把握它们。

因此应当承认有必要建立一个能容纳这些与每部作品的独特性不相关的形式研究学科。

这个学科只能是一种关于所有文学形式的一般理论，我们把它称作诗学。

”他们设想“诗学”将为描述个别的文学作品提供手段，提供一些较稳定的典型形式或范畴，就好像语法学能为言语分析提供工具一样。

然而，企图建立这样一种能解析所有文学现象的一般性规约的愿望还仅仅停留在设想和尝试的阶段。

第五，他们主张建立一部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文学史，即文学形式自身演化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传统的文学史大都停留在对作者生平轶事、作品的起源、意义和影响等史实的进行考证和罗列的水平上，它们应是社会历史学、思想史或意识形态史的一部分，而不是真正的文学自身的历史。

结构主义批评强调共时研究优先于历时研究，就是说，应该首先对各个时期的文学形式系统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说明，然后再研究不同时期系统之间的接替、转换和演化的规律，所以他们所主张建立的文学史还远未建立起来。

综上所述，自60年代以来，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开展了一场“批评的批评”，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论原则进行重新定义和阐述，对文学批评进行了理论上的澄清。

他们在这个理论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当今法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主流和前沿，近十多年来轮廓较清晰、影响较大的研究工作有:以罗朗•巴特为代表的符号学研究(从文学研究角度而言也称作“多元文本”或“文本意义形成的多元性研究”);以吉拉尔•热奈特为代表的叙述理论研究(寻求对典型的叙述形式结构进行区别和定义)等等。

这些研究以新的理论眼光和方法把文学理论研究带入了传统批评从未涉足的全新领域，使人们对文学的本质和规约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回首20世纪后半叶的法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显然不能忽视结构主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