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后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后结构主义兴起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初。

这派批评家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不一定能完全表达作家的意图，文本的叙述必然存在“问隙”和“不连贯性”，有待于读者的补充和解释；文本只是供读者去发现和追溯的一组“踪迹”。

另一方面他们强调读者的意识和想象在阅读欣赏中的自由作用。

(一)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后结构主义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对结构主义不满的反应的产物。

二者的区别从罗朗·巴特回想他在六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变化进程可见一斑：“在前一本书(指巴特于196s年出版的结构主义力作《叙事结构分析导论》——笔者)中，我求助于总的结构，从中得出对各种可能的文本的分析方法……在《S／Z》中，我却改变了这个观点：我放弃了一种模式先于文本的观念(因而一种模式更是先于每个文本)，以便要求每个文本就是某一种类自身的模式，在这里，始洽按尼采哲学或德里达的观念来理解_区分作用_……文本……并不是叙述语言的言语。

”(转引自弗兰克·兰特里奇亚《新批评之后》Frank Lentrichia，After New Criticis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第163页)后结构主义出现于七十年代初，它的创始人是法国的结构主义哲学家、文学理论家、符号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

后期的罗朗·巴特等人都属于这一流派，而耶鲁大学则成为后结构主义在美国的大本营，形成所谓耶鲁的德里达批评学派(也称为耶鲁的“解构主义”学派)。

如果说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所依据的理论模式是索绪尔的语言学(德里达称之为说出的宇的语言学)，那么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则是德里达所创立的“书写语言学”。

德里达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受到形而上学的偏见的限制，表现在：索绪尔把文字符号的能指(指示者)和所指(表达的意义)这两个概念及其关联域(context，指“上下文”。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把它扩大为一切符号领域，即任何一种符号出现于其中的区域，它特别指该区域中全部符号及符号与符号之间关系所组成的整体)拆开，并把它们设想为独立的，从而假定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言语系统。

索绪尔还进一步把所指和可理解性视为同一(可理解性与现实性相对)，从而使这一概念独立于能指。

实际上索绪尔只把任意性和区分性原则用于能指，而不是用于既包括能指又包括所指的整个符号。

此外，德里达还提出一条反对索绪尔语言学的理由，即：索绪尔的语言学基本上是关于说出的宇的语言学，写出的宇被认为不大重要。

在索绪尔看来，说出的宇比写出的字更适合于传达意义。

根据这一观点，声音代表了意识本身。

这样，一个人说话时不仅意识到他与所想的对象同在，而且最大限度地贴近他的思想。

德里达把这看作一种“先验现象”，认为这样一来，所指似乎变成显而易见的，而且概念也好像是一种自足的、现时的存在。

他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事实上是不可分的，概念不可能独立存在，语言是一种对立和区别的游戏。

显然，德里达所创立的书写语言学有别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它与符号学是并列的。

从哲学上看，德里达的书写语言学，旨在探索传统文化的原始基础，它与索绪尔的符号学的主要区别便在概念的解释上。

（所谓书写语言学（écriture）是德里达提出来的与作为言语的声音语言相对的一个概念。

它在广义上指视觉的和空间中符号系统，在狭义上指记录语义的字形系统，即文字语言。

他竭力反对音符是“一级能指”，而字符是“二级能指”这一传统看法。

）德里达反对固定的所指现象。

在他看来，只有一般的科学才以对象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为前提，书写语言学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分解程序去追溯语言的根源，即语言所具有的一切前提。

他认为，不能把每个符号看成是自主自足的；若是那样，就不可理解了。

为此，他的书写语言学提出了多少带有神秘性的“踪迹”(trace)这一概念，认为每一个符号都是涉及其他符号的踪迹。

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否认语句或文本具有时空方面稳定的客观意义，主张文本只是供读者去发现和追溯的一组踪迹，而这组踪迹与作为另一组踪迹的其他文本必然会发生联系。

这一过程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因而不存在所谓该文本所关联的最终的意义。

因此读者在阅读时无需尊重“原来”的“虚拟的”稳定意义并在心中“复制”这一原本，而应驰骋其想象，从而使语言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德里达以他的“书写语言学”为理论依据，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展开了攻击，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主张。

在1966年美国霍普金斯人文科学：中心举行的结构主义专题学术讨论会上，他宣读的一篇题为《人类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作用》的论文(后选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的《结构主义论争》一书中)，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学批评观点。

首先，德里达在该文中批评了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他声称：“结构或结构的构成性常常被看成是中性的或被简化了的，而且由于赋予它一个中心，成认为它有一个存在点，而把它看作一个确定的本源。

中心的功能不仅是调整、平衡和组织这个结构(事实上一个没有加以组织的结构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最初确定的结构的组织原则必然限制我们所说的结构的自由作用。

毫无疑问，由于调整和组织系统的内聚力，结构的中心允许它的各个成分在整体的形式内的自由作用……但是中心也阻碍自由作用“……中心是内容、各种成分的置换点。

但是在中心，各种成分的转化是被禁止的。

于是，中心常被认为是由结构内制约结构的东西组成的，同时它又避开了构成性。

正因为如此，“古典的关于结构的看法是：中心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

中心在整体的中央。

但是，既然中心不属于整体(它不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整体在_别处_有它的中心。

这样，中心就不成其为中心了。

……被置于中心的结构的概念，事实上是基于最根本；的范围的自由作用的概念，面自由作用是根据根本的稳定性、必然性而形成的。

正由于这种稳定性，渴望才受到制约，而渴望是寓于追求物的某种必然的结果，事实上，它一开始就与追求物休戚相关。

”显然，德里达在这里表述；了他对传统的结构主义分析文本的方法的不满。

结构有无中心?无论是结构主义者还是德里达对这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但是中心在哪里?它的性质和作用是什么?对此，他们的观点发生了歧异。

诺斯洛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认为，批评就是切望了解、认识词语次序的中心，但是后来他又把“中心”看作总体需要不顾一切的投射，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结构的中心在结构之外的别处，而不是客观现实的组成成分。

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则实际上没有中心。

德里达批评脱离中心的结构，是一个“没出口的无尽头的迷宫。

”他认为，没有中心，便无所适从。

“中心是功能，而不是存在(being)-现实(reality)。

这种功能是绝对必需的。

主体(subject)是绝不可少的。

……从经验的和哲学的、科学的话语这两个层次来看，没有主体这个概念，我们便无所适从。

问题是，要了解它来自何处，如何超作用。

”尽管当别人问他中心在哪里时，他闪烁其词，不予以正面回答，但从他对主体和自由作用的肯定，从他把中心解释为一种功能，不难看出，这中心就在主体的意识。

唯其如此，他一再强调“自由作用”，并把“结构”的概念看成是基于最根本的范围的“自由作用的概念”。

他进而断言，“关于结构的概念的整个历史……必须看成是一连串的中心的取代，一个关于中心的确定的链条”。

不言而喻，这些观点是和传统的结构主义观念大相径庭的，所以，德里达批评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研究中，把作为方法手段的工具和它们所要达到的客观意指作用分开来的做法，说结构主义者尽管振振有词地批评经验主义，但是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却是经验主义的。

“结构的先验模式常常作为导源于有限的信息的假设提出来，然后使它服从于经验的证据，无数的文本可以用来表示这双层的假设。

”德里达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生食和熟食》开头一段的论点(见原著第15—16页)时说，列维-斯特劳斯有时把整体化说成是无益的，有时又把它说成是不可能的。

并指出，整体化之所以不再有任何意义，不是因为一个无限的领域不能为有限的眼光成有限的话语所包括，而是由于这一领域的性质(即把它看成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排除了整体化。

在德里达看来，这实际上是个自由作用的领域，也就是说，是在一个有限的整体范围内包含无穷购置换的领域。

接着，德里达进一步论述了自由作用的性质和意义。

“这个领域之所以容许无穷的置换，只是因为……有些东西在那里遗漏了：一个捕捉并发现置换的自由作用的中心。

人们可以说……自由作用的活动，在中心成本源缺乏或消失的情况下，就是补充的活动。

人们不能确定这中心，这补充它的符号……意指作用的活动增加了一些东西……弥补了所指之不足。

”脱离中心的结果便是彻底的自由作用。

“字义的范围和相互作用可以无限延伸。

”在1967年发表的《言辞与现象》中，德里达表明，脱离中心的主要意旨是：文本之外不存在什么东西，主题就是因“差异”或然性造成的。

德里达引进“差异”这个词，只是为了解释意义的双层结构。

他认为，差异有两种明显的意义：“一方面，它表示区别、不同、可剖析性；另一方面，它表现延缓的干预，即把现在受到否定的事物推到以后，使不可能的事物成为可能，从而形成时空的间隙。

”(见该书第129页)在德里达看来，差异所表示的双，层作用，保证了叙述广泛的优越性，使文本性(textuality)像是不可控制的大海；这也保证了各种个体化的范例的优越性。

这种个体化的范例被称为文本。

但实际上，它不是个体化的、封闭的，因为人们从中可以探寻到无数其他文本的符号所保留和扩展的意义，可以探寻到无数其他文本的篇目。

按照德里达的观点，文本便成了参照架中的参照物，哈持曼(Geoffrey Hartman)的修辞学倒很能说明他关于文本的见解：不管是批评家还是文本都不再“从属于占主导地位的或是和作者、或是和原型、或是和某种知识范畴相同的主题。

”（转引白兰特里奇亚《新批评之后》，第151页）结构主义批评的主将罗朗，巴特可以说完全接受了德里达“自由作用”的批评观点。

所以他在七十年代的著作《文本的欢悦》(1973)中，强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欢悦和享受，强调阅读的主观随意性。

和“自由作用”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读者的地位。

德里达学派认为，阅读并不是由中性的自我进行的，阅读是一种掌握和创造的形式。

他们所提出来的读者的地位问题尽管使得坚持传统观念的批评家们为之哗然，但是耶鲁的德里达学派并没有对他们的基本观点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哈特曼看来人文本与评论之间的界限是极其灵活的，阐释者这个观念可以处于含义自由的空间。

德·曼(Paul de Man)认为，根本没有精确的阅读，只有两种阅读：一种是好的“错误的”；另一种是“有根据的”。

德·曼虽然没有对他这样区分的用意加以说明，但是他对“有根据的”和“好的”错误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说的‘好的’错误，是指能产生另一种文本的文本；只有这种文本才能被表现为令人感兴趣的错误，这是能产生多种附加文本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