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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第三种自由

第三种自由视角论卢梭自由与“公意”内容摘要:卢梭的自由观在传统意义上是属于积极自由观,本文从第三种自由观的角度客观评价卢梭的自由观,不片面的用积极自由观去批评或赞扬卢梭的自由观,想从客观的角度讲述卢梭的“公意”可能会导致不自由也可能导致自由。

主要进行文本分析,阐述在什么情况之下会产生自由,在什么情况之下会产生不自由。

关键词:卢梭自由公意第三种自由第一部分“公意”与专断(第三种自由)一、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1.消极自由消极的自由,具体来说就是免受于他人的干涉。

也就是说我想做一件事情,但是他人却干涉我,不让我去做,那这样我就不自由了。

“这种消极的自由,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亦即: 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內,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集人) ,可以、或愿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它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229-230)(《自由四论》柏林)但是需要强调有一种情况,如果是我的能力不足而不是他人的干涉使我做不到,那就不是不自由。

柏林举了个例子“如果我的贫穷是由于疾病一一因為我生病了,所以我无法去买面包、或无法去为环游世界之行付款、或无法请求法院給予我公平的判決,正如因为我跛了腳,所以无法去跑步一样,在这种情況下,我无法做到某些事,基本上不能被指为缺乏自由,更谈不到缺乏政治自由。

”(231)卢梭也说过一句话“事物的本性不会使我们疯狂,唯有不良的企图,才会使我们如此。

”但是我的这种消极自由的范围应该有多大呢?可不可能无限大呢?柏林认为“某一部份人的自由,必须受到约束,另一部份的人,才能享有自由。

”因为每个人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在社会的联系中生活的,你的活动不可能不会干扰到别人,所谓“梭子魚的自由,就是鱗魚的末日。

”那么这些消极自由家们还认为“根据此一推论,我們应当在個人的私生活、与公众的权威之间,划定一道界限。

”而这条界限划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消极自由的范围应该有多大,这就没有标准答案了,有些哲学家认为是法律,有些哲学家认为是道德。

2.积极自由“第二种意义的自由,我称之为积极的自由,则和以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229-230)积极自由原本是用于“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期望。

”也就是我希望我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我希望成为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的。

我希望我自己决定我自己的行为,而我的行为也是出于我的意志而不是别人的。

在刚开始,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没有现在的差别大。

积极自由就是“自己做自己主人为要旨的自由”,“我是自己的主人”而消极自由就是“不让别人防阻我的选择为要旨的自由”“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

但是随着发展,积极自由中的小“我”慢慢的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变成大“我”。

“随后,人类就把这个自我看成理智、看成更高層次的本性,看成那個计算、並争取终能使它满足之物的自我,看成真实的、理想的、或自主的自我,或看成表现得最好時候的自我。

”(242)那么自我就发展成两种不同的自我,“那個真实的自我,还可以被看成某种比个人〈一般意义下的个人〉更广泛的东西,它可以看成个人只是其中一個因素、或一個层面面的社會整体。

例如......伟大的社会”。

现在,“这个整体于是被看成真正的(true) 自我,它將集体的、有机的(organic) 、独一无二的意志,強加在頑抗的成員身上,从而获得它自己的更高层次的自由。

”(242)但是这种看上去很理想的自由,可能最终会把一种额外的东西强加在人的身上,“一旦我采取这样的观点,我的立足点,就可能是我忽视人类或社会的实际愿望,借人们的真实自我为名,并且代表那个自我,去欺凌、压迫、折磨他们,同時心里卻还坚持认为:只要是人类的真正目标,諸如:幸福、责任之履行、智慧、公正的社会、或自我完成等,便一定能和他們的自由相符合,而这自由即是:自由地选择他真正的、但卻经常埋沒而未得表明的自我。

”(244) 这种积极的自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自由,还是需要分情况的。

就要看强加到我身上的东西到底是别人认为好的,还是我自己认为好的。

“主张說:基于某些我自己无法看到的好处的缘故,別人可以对我施以強制力,认为这样做有時会對我自己有好处,实际上,它还可能會扩大我的自由范围,”那么这就不自由了。

“主张说:如果对我有好处,那我就不算是被人強加压力,因为不论我自己是否知道,这是我的意志本身身要求我这么做的,而且,不论我这可憐的臭皮囊、我这愚蠢的脑袋,如何強烈地反对它,不论我如何绝望地反对那些出自仁心善意,而努力把它強加在我身上的人士,我仍是自由的、或仍是真正自由的。

”那么这种就是自由的。

积极自由观发展成一种公民政治参与和社群自治下的自由,是一种关心公共领域而较少的关心个人利益的自由观。

3.第三种自由佩蒂特建立起来的第三种自由观是一种“无支配”的自由观,是一种摒弃消极自由的消极意义,吸收了积极自由的积极意义的一种自由。

这个概念一方面,只是没有干涉的消极自由观并不足以保证没有支配,另一方面,这种无支配的自由观很传统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观又不能画上等号。

佩蒂特说“他(柏林)将积极自由看作是对自我的控制,而将消极自由看作是不存在他人的干涉。

然而,控制和干涉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是否可以用这样一种居间的方式来看待自由观,即自由确实是指某种absence的状态——同消极自由观一样,但absence不是干涉,而是他人的控制。

这种可能的方式与消极自由观有共同的观念性要素,即它着眼于absence而非presence;与积极自由也有共同的观念性要素,即它着眼于控制而非干涉。

”(27)《共和主义》佩蒂特这个观点在斯金纳那里也有相应的说明,“认为共和主义者所珍视的自由实际上是消极自由或个人自由,以政治参与为核心的积极自由只具有维护和促进个人自由的工具性价值,从而在把消极自由当做首要原则的同时论证了古典共和主义的积极公民观与现代民主的兼容性”(应奇)到底什么是无支配的自由?佩蒂特首先区分了无干涉与无支配的自由。

“(1)没有干涉,没有支配:两种理想两全其美;(2)既有干涉,又有支配:两种理想两败俱伤;(3)无干涉的支配:无支配的理想得不到落实;(4)无支配的干涉:无干涉的理想得不到落实。

”(30)对于第一种没有干涉有没有支配的自由,佩蒂特认为“可能性很小”,而且“更容易把无干涉的世界——特别是没有专断权力之干涉的世界——当做无支配的世界。

第二种既干涉又支配的自由,当然是不自由的。

第三种无干涉的支配,这种“无干涉的理想依赖潜在的偶然性,”例如一个奴隶深受主人的喜爱,所以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主人对奴隶的无干涉是建立在偶然性上的,假如有一天,主人不喜欢这个奴隶了,就可以随时的控制奴隶的行为。

佩蒂特指出“当一个支配性的行动者在这种意义上是仁慈的时候,干涉的可能性将大为减少。

但是看到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与支配相伴随的是专断干涉他人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这里所说的不可能性(improbability)并不代表不可达性(inaccessibility)”。

(86)第四种无支配的干涉似乎在佩蒂特看来是最可靠的,“无支配的理想则试图避免它(潜在的偶然性)”(31)而第四种无支配的干涉就是佩蒂特要指出的第三种自由。

“到目前为止我的论证是,在无干涉与自我控制这两种理想的二分法之间仍然留有空间,并且事实上显然是为第三种可能性即无支配的理想留下了空间。

”所以最后无干涉与无支配的自由的区别就很清楚了。

无干涉是免除于一切东西的干涉。

而无支配只是免除于专断的干涉。

“当一个人在消极自由意义上是自由额时候,他就在自己的行动过中免除了干涉——免除了故意的强迫或阻碍——这里,免除(exemption)意味着他享有此种干涉的缺失。

当一个人享有无支配时,他就在行动中免除了专断的干涉,这里,免除意味着他人不能以这种方式干涉他。

他所免除的限制不是其他任何一种干涉,而仅仅是专断的干涉。

佩蒂特然后介绍了什么是支配。

“当且仅当他们拥有某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尤其是建立在一种专断基础之上的权力,行动者才能支配他人。

”那么这样看来支配这个概念只涉及到行动者和被支配的人。

那么能作为行动者就不可能“只是一种制度、网络系统或者其他类似的事物”,行动者“要么是单个的行动者,要么是法人的行动者,要么是集体的行动者。

”那么佩蒂特在下文中提到法律是不会造成的支配的在这个概念中得到很好的解释。

最后总结无支配的自由。

存在着一种没有干涉你的行为却支配你的行为这样的自由,当然也存在着一种干涉你的行为却没有支配你的行为的自由。

而后者就是无支配自由,它虽然涉及了干涉,但还是自由的。

二、卢梭的“公意”与专断(第三种自由)专断是指“建立在专断基础上的。

如果一项行为仅仅服从于行动者的任何意志(arbitrium)服从于他的决定或判断,行动者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做或不做它,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建立在专断基础上。

”这个专断是针对干涉提出来的。

一般情况下,干涉的行为就是专断的行为。

但是不一定。

比如法律,惩罚。

卢梭的“公意”是一种规范人们的道德标准或者说是一种规范,这种规范可是说就是佩蒂特所说的“法律”而不是专断,这种专断是指“随意的命令别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很显然,卢梭的“公意”不是这样的。

第二部分“公意”具有支配的能力传统上的干涉指的就是他人故意干涉,是由于别人的不在场使得你自由,也就是消极自由的含义。

“干涉不能采取一种贿赂或酬劳的方式;当我干涉你时,我是在恶化而不是改善你的状况。

并且,干涉到来的恶化在性质上始终只能或多或少是故意的;它不是偶然出现的。

”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干涉,在卢梭的“公意”不太涉及到故意恶化公民的状况,而是改善公民的状态。

“基本公约不仅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以道德和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因而,虽然人与人之间在体力和智力上不平等,但由于公约和权利的保证,他们人人都是平等的。

”(社会契约论28)但是佩蒂特认为干涉应该还要包含人身强制(coercion of the body)、意志强制(coercion of the will)和操纵(manipulation)。

人身的强制例如限制(restraint)或妨碍(obstruction),这种强制与传统上的干涉有点相似。

意志的强制例如在惩罚或惩罚的威胁中;操纵通常是隐蔽的,可能采取的形式有“设定议程(agenda-fixing)、欺骗或非理性地塑造人们的信仰或欲望以及人们的行为结果进行操纵。

”不管是哪一种干涉行为,其目的都是“旨在改变‘可以实现的选择范围、行动者分配给这些选择的预期收益(the expected payoffs)以及在选择中获得的实际收益(the actual payoffs)’,来恶化行动者的选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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