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的讨论在他对各种政体选择的辩难中体现的。

在《政治学》第三卷中，他逐一讨论了平民政体（多数人执政）、寡头或贵族政体（少数人执政）和君主政体（一人执政）。

但每次的辩难，都导向法治的倡议。

他在第三卷的章九中，讨论了城邦以至善为目的后，在章十提出应该将最高治权寄托于什么人的问题。

此章是一个过渡：简单的说寄托于多数人还是少数人似乎都不稳妥。

于是亚里士多德说：
把治权寄托于任何‘个人’[或任何一组的人]，而个人既难免情感的影响，
这就怎么也不能成为良好的政制，于是他建议：不如寄托于‘法律’”。

(p146)
但是法律可以倾向于平民，也可以倾向于寡头。

因此“我们所拟最高治权寄托于什么的问题，倘若期于法律，仍然还是一个疑问。

”（p146)所以寄托于法律看起来还需要继续的辩论。

于是亚里士多德需要逐个考察。

通过他的轮番考察我们可以窥见亚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念。

第一，“集体异人”：众人之智优于一人之智。

亚里士多德说，与其将政权交给少数好人，毋宁交给多数平民，这里存在着一个疑难，但是有一定的道理。

“就多数而论，其中每一个别的人常常是无善足述；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越贵族贤良的智能。

”(P145)“假如群众不是卑贱的（带有奴性的）人们，则就个别而言，他的判断能力不同于专家，但当他们集合起来，就可能胜过或至少不必专家们有所逊色。

”（p149）显然，亚里士多德在某种程度上同意，集体智慧优于一人智慧。

这是从认识论上为法治所作的辩护。

这是在探讨“群众”治国这一选项中所得出的一个结论。

在辩难君主制时候（第三卷章十六）时，
亚里士多德又说，“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

”“一人之治还有一个困难，他实际上不能独理万机”。

（p173）第二，法律没有感情。

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法律恰正是完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灵魂）便谁都难免有感情。

“（p166）。

这是人性论上为法治所作的辩护。

这是也在探讨“少数人”（贤人）旨归这一选项中所得出的一个结论。

在辩难君主制时候（第三卷章十六）时，亚里士多德同样将良好的制度引向法治。

他说“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

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

”（p172）
第三，法律有好有坏。

法治的要义是最后的裁决应该寄托于正式制定的法律。

“相对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合乎正义或者不和会正义，这里，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法律必然是根据政体（宪法）制订的；既然如此，那么符合正宗政体所制订的法律就一定符合正义，而符合于变态政或乖戾的政体所制定的法律就不合乎正义。

“（p151）于是正义与非正义就是区分法律良恶的标准，这成为后世自然法学派的一个基调；尽管人们可能忘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正义，究竟是什么。

在讨论贵族政体是否可行时，亚里士多德精辟的阐述了他的法治观，他说：
我们应当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实现
法治。

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
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指定得良好的法律。

（p202）
但是这里要注意，亚里士多德说这番话的背景是什么？他是在讨论贵族政体，他的这番
话的侧重并不像后人引用时一厢情愿那样，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在强调的“法治须有良法”这个法治原则；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制定良法并非难事，恰恰是遵守良法比较困难。

“人们可以服从良法也可以服从恶法”。

（p202）贵族政体是贤人执政，因此他们乐于服从法律，服从良法本身就是有教养、有理性的一种体现。

也因为这个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贵族政体是“已经具备较好的法律的城邦”。

（p202）
第四，何为良法？法律可以偏向平民，也可以偏向寡头。

那么怎样的法律才算是正宗的法律（良法）？这要结合城邦的目的而言。

亚里士多德反复说，人们结成城邦不仅仅是为了生存（生活），而是要获谋取“优良的生活”，所以一个城邦的正义原则不是平民的偏见也不是寡头的偏见（p139-140，154,156），而是照顾到每个公民利益的正义观，“正义以公共利益为归依”（p152）。

法律只有符合这样的正义，才属于正宗的法律。

那么法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会是正宗法律呢？一如上面所说，亚里士多德不认为良法难有，良法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政体需得正宗，正宗的政体，简而言之，就是无论是什么人当政，必须是在正义的原则下制定法律。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什么人当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终的裁决权力“应该寄托于正式制定的法律”（p151）；第二，法律应为正义的法律。

相应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合乎
正义。

这里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法律必然是根据政体（宪法）制订
的；既然如此，那么符合正宗政体所制定的法律就一定是合乎正义的，
而符合于变态或乖戾的政体所制定的法律就不合乎正义。

第四，人的智虑是法治的补充。

在辩难君主制时候（第三卷章十六）时，亚里士多德说，“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于一人，毋宁交给众
人。

”（p174）采用法治当然不是完全摒除人的因素，持中庸之道的亚里士多德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有的规约总不能概括世事的万变，个人的权力或若干人联合组成的权力，只应在法律有所不及的时候，方才应用它来发号施令，作为补助。

“（p151）“这里，主张君主政体的人可以接着强调个人的作用；个人虽然不免有感情用事的毛病，然而一旦遭遇通则所不能解决的特殊事例时，还得让个人较好的理智进行较好册审裁”，但即便是在一人之治的城邦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未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去权威的问题上才可以让个人运用其理智。

法律所未及的问题或法律虽有所涉及而并不周详的问题确实是有的。

“（p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