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旗帜下的文学审美——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价值取向摘要：本文以梁启超为切入点，对中国近代文学变革“启蒙”与“审美”价值取向的矛盾性进行再解读，并对近代“启蒙”时代浪潮下，文学审美的步履维艰的实况进行再思考，从而对梁启超个人的文学思想有个更深刻的了解。

关键词: 梁启超文学变革启蒙审美文学史上，一般把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称之为中国近代文学。

中国近代文学处于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变革、转型的过程之中,具有十分复杂的特性。

引人注目的是,在“启蒙”旗帜下,近代文学一方面要求文学形式适合于普通国民的认读,使其“白话化”；另一方面,承担“启蒙”任务的“政治文学”急速“俗化”,“茶余酒后之消遣”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所替代,天下救亡意识演变为市场意识,导向革命的初衷也后来导向了现代性的生活消费,文学在“启蒙”与审美”之间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一、文学变革下的致力探索自严复以进化论来启动近代民族主义的变革之后,天演进化之理、“变”的哲学观点,不仅在政治思想上使近代民族主义冲破了传统的封闭和制约,而且在文学思想上,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

于是,来源于西方进化论、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内容的“启蒙”思想,导致了近代文学“觉醒”、“蜕变”、“开放”的总体特征的形成。

梁启超是较早接受和传播西方进化论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他把西方进化论精神灌注和贯彻到中国文学发展之中。

梁启超首先强调的是转变文学观念，他曾把西方进化论思想具体运用到研究清代学术中。

梁启超从历史进化的理论中深刻地感受到,传统的旧文学在民族危难之际,已暴露出其陈旧颓弱的弊端,已无法适应这种社会环境。

于是,梁启超大胆打破了守旧和封闭的旧文学观念,建立起进步和开放的新文学观念:文学应以“新民”为目的,要服务于现实需要。

作为以维新救国为价值取向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把文学归到其政治的功利目的中,把文学作为维新事业的一部分,并以此来界定文学的社会属性,规约和肯定文学的社会地位、实用价值和鼓动作用。

梁启超在1897年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曾称有“传世之文”和“觉世之文”的区别,但更倾向于对“觉世之文”的认同,他曾说:“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

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

”追求文学的感时致用价值是梁启超所认同的文学至高价值。

这显然抛弃了古人“不朽”的价值取向中追求传世的因素,而吸收了古人认为文章是“经国大业”,为时为事的实用和功利因素。

这一观念又是与中国近代自龚自珍以来的文学观一脉相承的。

作为连接古代与现代桥梁的中国近代正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转型期,中外古今的各种思想观念在它的舞台上都曾上演过,特别是“西学东渐”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新的参照。

内忧外患所带来的是中国近代社会“救亡”与“启蒙”的两大主题。

以此,梁启超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注重对资产阶级意识的宣传,大力鼓吹社会改革；主张灌输欧洲之精神,唤醒国民尚武、自强意识；以及高张小说的巨大功能和社会价值。

以“新民”任务为燃眉之急,就使他把龚自珍以来“致用”的文学价值功能观更自觉地体现在更为具体的觉世之中,“新民”既是梁启超重要的政治理想,也是形成他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出发点。

因而梁启超的文学观念成为近代文学史上一个富有代表性的观念,也使近代文学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学纳入启蒙、救亡的时代潮流之中。

随着西学被大量传入中国,近代新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

吸纳外来的文学,不仅适应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变易规律,“能吸受以自广”,而且符合西方进化观的要求。

传统文论中的“气”、“道”、“趣”、“理”、“风骨”、“意境”、“神思”、“格律”等关键词被置换为“写实”、“表现”、“再现”、“形象”、“典型”、“主义”、“革命”等。

在这方面,梁启超不仅积极倡导,还身体力行。

他善于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他不单欲借用欧西的艺术技巧和自由文体,更希望借重欧西的文艺精神补救中国传统文学的风骨和灵魂。

然而同许多近代的学者一样，在接受西方文化精华的时候，仍然坚持中华文化的优越性。

梁启超曾称20世纪是中西文明结婚的时代梁启超曾称20世纪是中西文明结婚的时代。

同时,他又断言“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将西方文化比作女子,嫁于我东方文化,可能“远离的目的是为了最终的返回”,这种颇具东方色彩的比喻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文化自大意识。

表明彼时启蒙者的目力所及还只是西方文明现成的思想成果和具体文学创作,潜意识中运转的思维方式并未逸出传统框架,骨子里仍然坚信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近代文学观念杂糅的现象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近代文学观念甚至是文化观念的演进过程是十分复杂的,旧观念在新的来了很久以后仍具有不小的势力,这说明传统的强大牵制,在新的观念还没有内化为人们文化心理结构的成分,旧观念会依然暗存并伺机生长。

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近代文学变革从一开始就面临诸多文化难题:在新的文化选择中,开放抑或封闭、改良抑或革命、“道”与“器”、“体”与“用”的偏重和选择等等。

由于“启蒙”的紧迫性与历史的局限性,近代文学家们不能、也不可能很好地处理好这些难题。

因此,近代文学变革缺乏明确而科学的理论指导,在实际操作时一直陷于文化选择的困境中。

就像黄遵宪、梁启超等人,虽不满严复轻视白话,批评他“文笔太务渊雅”,但他们在诗界革命中对诗体的选择,对古代诗词神理的蹈袭,以及其文学批评文章的义理与风格,就连其“务为平易畅达”的“新文体”也只是做到“言文参半”,这些无一不明显带有对旧文化传统的“固执”与“迷恋”,仍旧表现出被动的文化选择中的传统心态。

即使这样，近代文学变革“新瓶装旧酒”的现象，经过文学家们孜孜不倦的探索，在经过“变革”洗礼后必将更加辉煌。

二、“启蒙”的崇尚与“审美”的压抑我们知道，近代文学所涉及的语言形式的变革、文学内容的更新、全民的接受视野,整体上是出于功利的而非人文的冲动,近代文学可以说是在一种非文学或非审美的环境中诞生。

即使近代文学所持的文学要有用于现实社会的观念,已同传统“文以载道”论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近代功用主义文学观的提倡是为了让文学参与到“启蒙”与“救亡”的革命中去,拯救民族与文化的双重危机。

因此,它要求文学必须摆脱“文以载道”的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中来。

文学要面向现实,反映现实是近代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打出的最鲜艳的旗帜。

这时期的理论家和文学家在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中对长期存在于中国人心理深处的“团圆意识”进行了彻底批判。

以新的阐释眼光指出古人之所以作小说的原因,不是为“载道”,而是出于“愤政治之压制”,“痛社会之浑浊”,“哀婚姻之不自由”。

梁启超被认为是功用主义文学观念的代表,其实,他是以文学反映生活来代替“文以载道”的。

梁启超从读者的审美需要出发提出这一问题。

他说:“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实境界而自满足者也。

……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此其一。

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历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不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此其二。

”因为小说可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

可见梁启超之所以将小说功能神话化,是要通过审美功能达到认识功能、教育功能,使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俯就于他的政见。

后来事实也证明他的这种想法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打着“中华民族”旗号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在进化论的认识模式和富国强民的政治愿望共同构成的近代文学背景下,中国近代文学应建立起以“启蒙”为中心的文学写作体系,并藉此“开通民智”、“涵养民德”——这是当前通向民族自强的一条道路。

然而，与梁启超同代的学者王国维却对文学已经失去独立地位与价值,沦落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奴婢、工具这一事实表示深刻的不满。

他认为，审美具有超功利、超社会、超理性、甚至超个人的特点。

王国维对于文学艺术的看法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他的文学价值观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学观念中的强调审美的即非功利主义的一面。

首先，他觉得文学的任务不是表现儒家之道,文学的价值在于表现人生；其次他认为文学要表现情感；再者王国维认为文学艺术的根本特质在于它具有审美价值，而不像梁启超一样承认文学的艺术的“功用”性。

在某种意义上,近代文学理论之中最具有参考价值的,是梁启超思想启蒙色彩鲜明的“三界”革命理论和王国维美学意识浓郁的悲剧崇高理论。

然而时代选择的不是王国维,而是梁启超。

这也就意味着在近代风云叱咤的环境下，文学的“启蒙”作用受到崇尚，而“审美”却备受压抑。

这种“启蒙”与“审美”价值取向的矛盾性同样在梁启超本人身上也有突出的表现。

梁启超一方面承认文学艺术的“功用”性,又特别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特征,注重文学作品对情感的表现。

他认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

”“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的“‘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们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他心’的位置。

”但作为维新思想家，他无暇顾及作为纯粹文学样式的小说该如何发展,直接要求其对现实的社会政治改革有所补益,透露出“经世致用”的本意。

这一思想在“百日维新”失败,维新派由帝王之师变成亡命天涯、由在朝的“智囊团”沦为流亡的清议派后空前突出。

彼时,启蒙者在启蒙策略上很快由依赖皇帝变法转为“新民决定论”。

显然,在“启蒙”(说教)与“审美”(迎合)之间,近代文学可谓进退两难。

三、总结综上所述，以“立人”和强国之梦为内驱力的现代性追求,促使中国近代文学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制约和决定了其基本趋向:改造国民性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深沉的悲剧感和悲凉色彩、语言形式的通俗化。

从龚自珍、梁启超到陈独秀、鲁迅等企图通过文学启蒙而达到“改造国民性”,提高国人素质。

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文学的启蒙功能,为接受主体提供更多的阅读方便,文学改革必然要走语言通俗化(即言文合一)和形式大众化的道路。

总之,以“启蒙”为核心价值的中国近代文学变革,面对国弱民穷、内忧外患的情势,很难摆脱传统“经学”意识,它把“文以载道”的传统用进化论的武器推至边缘；同时,它又把那些从传统里接受的“经学”意识(经世致用、政治意识、国家观念)从边缘提升到中心,致使几乎与政治同一性的近代文学难以向文艺审美的层面转移。

思想启蒙、民族救亡与近代文学的牢牢结盟以及对审美追求有意无意的淡化和压抑,都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强大而直接的制导和牵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