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浏览发现转载:论梁启超前期的新闻思想2007-10-11 09:38:09来自: 少上豆瓣多读书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作者：徐新平何纯原栽：《湖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对梁启超27年的办报生涯，新闻学界一般将1895年《中外纪闻》的创办到1898年底《清议报》的创办之初称为梁启超新闻活动的前期。

而对于梁启超前期的新闻思想，大多认为“去塞求通”是其核心内容。

将这种评说验之于梁启超新闻学说的实际，我们认为还不太全面和准确，用“去塞求通”难以概括梁启超前期新闻思想。

我们认为，梁启超前期的新闻思想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是对报刊功能的认识；二是对“报章体例”的认识。

而对报刊功能的认识，其主导思想不是“去塞求通”，而是反复强调办报与强国的关系，即“报馆有益于国事”，以唤起人们对报业的关注与重视。

梁氏在他的第一篇新闻学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报馆愈多，其国愈强”的看法。

在此后写的几篇有关新闻的文章中，又反反复复强调报纸是强国的利器。

他在《萃报叙》中说：“天下识时务知四国之士，其必有增益，而国家亦有所赖。

”在《知新报叙例》中说：“报章所关，与国消息”。

可以肯定地说，梁启超前期的新闻学文章没有离开一个共同的主题：报馆有益于国事。

众所周知，维新运动时期，中国的报业还处在非常落后的阶段。

在此以前，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只有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1864年陈霭亭在香港创办的《华字日报》，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等几种报纸。

从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到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这几年里，虽因维新派报刊到处涌现而被称为“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但从数量上讲，也只有90余种，而全国主要报刊不过30多家。

更严重的是，当时从官绅到民众都普遍看不到报刊的作用。

尤其是清朝政府对于新闻报刊封禁打压，使得中国幼稚的新闻事业举步维艰。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忆1895年办《万国公报》时的情形说：“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

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

然谣诼风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

其年十一月，强学会遂被封禁。

鄙人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

”在这一时期的新闻学文章中，梁启超沉痛地慨叹中国人，特别是守旧的官员和政府“视报馆为蝥贼，目报章为妖言”的落后现状。

他指出：“中土嗜报之俗，既远不逮西国。

报虽日增，而阅报之人，只有此数，其一人阅数报者，殆不数见。

”面对当时报业未振、人们鄙薄报章的情况，梁启超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从民族振兴、国家强大的愿望出发，利用为各种报纸写发刊词的机会，大谈报刊之益，以提高人们对报纸作用与功能的理解。

围绕“报馆有益于国事”的中心，梁启超从多方面阐述了自己对报刊功能的认识。

他认为报刊对国家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开风气”的作用梁启超认为：“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这是梁启超23岁时参与创办强学会时对报纸作用的认识。

他所说的开“风气”主要是指革除因循守旧的旧风气，开启爱国救亡、变法维新的新风气。

他说，“中国向来守旧之徒，自尊自大，鄙夷泰西为夷狄者无论矣，即有一二号称通达时务者，如李鸿章、张之洞之流，亦谓西法之当讲者，仅在兵而已，仅在外交而已。

曾无一人以蓄民力、整顿内治为要务者。

此所谓不务本而欲齐其末。

故虽日日言新法而曾不见新法之效也。

”梁启超认为，要倡导新风气，必须变革旧风气，要改变旧风气，必须依靠报刊大造舆论，通过报刊的议论影响人的思想，从而达到开通风气之目的。

事实上，《时务报》的创办及其登载的震撼人心的文章，的确收到了开一代社会风气的功效。

如《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文章，在当时有“洛阳纸贵”之誉。

梁启超曾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若饮狂泉。

”《时务报》的影响如此之大，对当时社会风气的变革和知识分子心智的开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辛亥革命志士吴玉章说：“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对于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的兴趣了。

”可见《时务报》在当时对读者的影响。

梁启超关于用报刊开风气的理论主张和具体的办报实践，说明报纸在影响和变革社会风气方面，的确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2、求通达的作用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开篇就指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

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漏。

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

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

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

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强盛与衰弱，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是否上下相通，内外相通，通畅则强，闭塞则弱。

通上下就是“宣德达情”，皇帝的恩德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的情况让朝廷了解。

通内外就是知己知彼，既了解外国的情况，也让外国了解中国。

而要达到上下内外相通，收到“宣德达情”、“知己知彼”之功效，靠什么？报纸是最有效的工具。

梁启超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

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

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

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梁启超从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和沟通朝廷与民众信息的必要性上，说明报馆在传播信息方面的特殊功能，这种认识是切合新闻之本质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耳目喉舌”与我们今天讲的“耳目喉舌”在内涵上是略有区别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耳目喉舌”功能是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打探传递信息的“耳目”功能，二是反映一定立场和作为特定对象代言人的“喉舌”功能。

而梁启超这里所说的“耳目喉舌”则是同一个意思，即都是沟通信息的内容。

“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

这种只起“告知”作用的“喉舌”理论，与今天说的“新闻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的含义显然不一样。

梁启超说的“耳目喉舌”与“去塞求通”实质上是同一个意思。

而且这种思想认识也不是梁启超的发明创新。

早在梁启超之前，郑观应就提出，“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王韬也明确地指出：“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必须依靠日报；“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也必须依靠日报。

还有与梁启超同时的陈炽、严复、谭嗣同等人也都提出过同样的观点，因此，仅用“去塞求通”概括梁启超前期的新闻思想似有不妥。

梁启超的贡献不在于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新观点，而在于集中而不是零散地概括和论述了报刊“去塞求通”的功能，给读者的印象更为全面和深刻。

但是，到1898年底，梁启超在《清议报叙例》中提出的“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则在认识上有了一定的提高。

我们认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的“耳目喉舌”功能，内涵都在“通”，所谓“喉舌不通，病及心腹”。

而《清议报叙例》中的“耳目喉舌”功能在通信息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宣传维新派维新思想的内涵，即《时务报》《清议报》都是“维新诸君子”的喉舌，明确了维新派是“喉舌”的主体。

他说“三年以前，维新诸君子，创设《时务报》于上海，大声疾呼，哀哀长鸣，实为支那更新之萌蘖焉”。

现在创办的《清议报》也是“维新之喉舌”。

就是说《时务报》与《清议报》都是维新派“大声疾呼”变革主张的“喉舌”。

这种明确了主体和立场的喉舌观，才有了通常意义上的“喉舌”内涵。

3、“教愚民”、“振民气”的作用1897年，梁启超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一文中，集中阐述了报纸教愚民的功能。

他说：“人莫不由少而壮，由愚而知。

壮岁者，童孺之积进也；士夫者，愚民之积进也。

故远古及泰西之善为教者，教小学急于教大学，教愚民急于教士夫。

”意思是说，成人和士大夫都是由少年和愚昧状态进化而来的，教幼童、教愚民尤为迫切。

这种人性平等和后天教育学习对人起决定作用的思想，是唯物的、正确的。

梁启超尖锐地指出：“今之士大夫，号称知学者，则八股、八韵、大卷、白折之才十八九也，本根已坏，结习已久，从而教之，盖稍难矣。

年既二三十，而于古今之故，中外之变，尚寡所识，妻子仕宦衣食，日日扰其胸，其安能教？其安能学？”“故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

梁启超说他创办《时务报》，哀号疾呼，就是为了让国人明白这个道理。

当时《时务报》针对中国因循守旧的恶习，大力宣传新思想，介绍新学说，的确起到了教愚民开民智的作用，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其贡献是空前的。

梁启超认为，报纸之所以能够医愚开智，主要是因为报上的消息和言论“有助于多识”。

梁启超举例说：西方国家有大报，有分报，既有综合性报纸，又有专业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朝登一纸，夕布万邦。

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

”“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

”可见，梁启超在其早期的新闻学文章中，多角度多侧面地论述了报刊对国家和民众的作用与好处，尽管他的“开风气”“求通达”“教愚民”的新闻思想较之于前人并无太多的创新之处，因为在他之前的郑观应、王韬等人在这几个方面都分别零星地提到过。

但是，梁启超比他们论述得更为集中和深入，尤其是比他们的影响更加广泛和巨大。

王韬在香港办的《循环日报》对内地影响较小。

郑观应一生都没有办过报纸。

当时人们接触的报刊很少，对报刊作用认识几近于零。

正如梁启超在《萃报叙》中所说：“内地道路未通，邮递艰滞，每日一纸，芜词过半，阅者益希”。

中国人真正了解报刊的作用，是戊戌变法时期，尤其是以《时务报》《国闻报》《湘报》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在全国各地涌现之后。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对于国人在新闻学方面起到了思想启蒙的巨大作用。

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在《新闻学撮要》中曾说，“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潮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

”这一评价，梁启超是当之无愧的。

梁启超前期的新闻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报章体例”的认识。

在新闻业务方面，梁启超前期论述得最多的是有关“报章体例”的问题。

由于当时国人自办中文报纸还处于初创时期，“报章体例未善”。

因此，梁启超主张同业诸君应尽力完善。

梁启超所说的“报章体例”主要是指报纸内容上的要求。

他认为，当时的报纸内容存在五种弊端：一是喜登闭门而造、信口以谈的奇闻异事，荒唐悠谬，徒伤风化；二是记载不实，臆造诡说，荧惑听闻，贻误大局；三是对人对事的评价缺乏公正的立场，毁誉凭其恩怨，为个人的私利服务；四是言论缺乏依据和新意，蹈袭陈言，或缺乏才气，敷衍塞责，义无可取，言之无文；五是视界狭隘，局限于门派的小圈子，立言发论，断章取义，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