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通过对高等教育领域种种“理论”与“实践”，种种话语体系的研究，反思性地考察高等教育以及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研究者自身。对既有高等教育的重新建构，以多元性思维方式和从关系的角度来进行高等教育现实的分析与研究。
理论意义：
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札记》一书中所说：“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决定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会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
高等教育的种种问题和现象，同样可从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中得到解答和解释。权力关系运作是隐藏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微观层面，文化暴力则是高等教育领域种种问题的产生的根源。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一）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目前关于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种种问题的批判与反思，国内可以从以下几位教育家或实践家或理论家那里得到管窥：
对于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要洞悉和透视其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同样是艰难的，如果还是停留在一些表层的理解和解释，这些问题和现象还是得不到解决和深刻解释的。必须将它“连根拔起”，彻底暴露出来才有意义和价值。
什么的思维方式转变才能将这些问题和现象得到解决和深刻解释呢？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理论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过去的30多年年里，皮埃尔·布迪厄撰写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已经跻身于战后时代最具想象力和最富成果的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之列。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潜伏期后，其影响迅速上升，并稳定地扩展到许多学科中，从人类学、社会学、教育研究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从地域上看，这些著作的影响从法国的欧陆邻国扩展到东欧、斯堪的那维亚、亚洲、拉美和美国。布迪厄的著作，包含了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完全不拘泥于学科的界限，兼及非常广泛的专业化研究领域（从对农民、艺术、失业、教育、法律、科学、文学的研究到对亲缘群体、阶级、宗教、政治、体育、语言、居住状况、知识分子以及国家的分析）（布迪厄，华康德；1998）。
教育系统通过自我再生产来达到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目的。所有的教育系统都必须通过机构自身的手段生产和再生产制度性条件，以使他实施的符号暴力不为人所知，即承认它作为教育机构的合法性。那些制度性手续和规则决定了培养、认可培养的文凭及职业的合法实施。教师们则根据学校权威——制度向他们保证的、在制度性手续和规则中被社会客观化和符号化了的功能的合法性，向受教者实施教育行动。
在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在一个基本点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就是社会秩序都寻求得到生产和再生产。而这一问题在更为微观的层面上展开便是权力关系的运作问题，亦即是权力如何以非暴力的合法形式运作。这就是说，任何权力都力图隐藏作为其基础的暴力性质，从而实行意义和象征的强加，赋予其运作以正当性。质言之，在一个宏观的层面上，社会秩序的形成和运作过程，都是经由一个文化的过程，而非暴力的强制。这一社会秩序，就在于借由误识的过程而达成，经由这一过程，权力关系的客观基础被误认，而是以正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刘拥华，2009）。
对于高等教育领域中种种现象和问题，我们可以从他的《再生产——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一书中得到启示，《再生产》一书分为两卷，第一卷是理论的阐述：一种符号暴力理论的基础，第二卷是由相对独立但是又具有内在关联的四个篇章组成，都是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发展在第一卷提出的理论命题。但是第二卷并不是简单地把把理论“应用”到经验的现实中去，作者通过对法国教育体制的分析，把第一部分的理论命题发展成为一系列具有可验证性的经验命题，这些经验命题又经由具体的经验数据的验证反过来对理论命题作出回应，促使了对理论命题的进一步建构和验证。作者在开篇即点出了符号暴力的本质：“每一种实施符号暴力的能力，即强加一些意义，并通过掩饰那些成为其力量基础的权力关系，以合法的名义强加这些意义的能力，在这些权力关系当中加进了自己的、即纯符号的力量。”在书中，布迪厄符号暴力理论的建立是以教育行动、教育权威、教育工作、教育系统的阐释为基础的。
布迪厄认为“从教育行动是由一种专断权力所强加的一种文化专断的意义上说，所有的教育行动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教育行动的性质是其双重专断性，其双重专断性一方面体现在教育内容的专断性上，学校选择的教式的专断性上，即这种教育内容是通过独断的方式强加给学生的。教育行动并不是简单将过去的文化继承下来的行动过程，它“客观上既受制于强加和灌输特定意义的事实，也受制于被认为值得由一种教育再生产的选择和相应的排除处理，即再生产专断的选择，这种专断选择是由一个集团或阶级在它的文化专断中和通过这一专断客观进行的”。教育行动客观上与统治阶级的统治间接合作，它符合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或阶级的物质和符号利益，所以教育行动总是有助于这些集团或阶级之间文化资本分配结构的再生产，从而也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教育行动的目标就是再生产主文化，其本身是一种文化再生产，能使之灌输的文化专断得以再生产，然后通过文化再生产，又有助于权力关系即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教育行动实施的社会条件之一是教育权威。“教育权威是一种表现为以合法强加的权利形式实施符号暴力的权力。”权力关系不仅源于教育行动，而且也来自对教育行动客观真相的不知。这种不知决定了对教育行动合法性的承认，这一承认又构成了教育行动的实施条件。教育权威的合法性，使教育内容一开始就被确定为值得传递的内容，也使施教者的地位得到保证，他们有资格传授教育内容，允许使用受社会认可或保证的惩罚，强迫人们接受他们传授的内容，并且控制对这些内容的灌输。而布迪厄认为拥有教育权威的前提条件是，只有当它根据某一集团或阶级的文化专断确定的强加方式，并以这些集团或阶级代理人的身份，也就是以受委托掌握符号暴力权力的人的身份行事的时候，这一当局才具有教育权威。符号暴力权力是教育当局教育权威的基础，它的委托总是一种有限的委托，教育当局不能自由确定强加的方式、内容和对象，教育权威必须在文化专断划定的界限内，当局才会合法化其权力。
（1）刘道玉的高等教育批判。
目前能在中国期刊网上找到的关于刘道玉教授的学术文有103篇，文章内容关涉到刘道玉先生对高等教育中的宏观问题，诸如教育政策的反思与质问、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等教育的定位、高校的管理、民办高校的思考等；也有中观问题，如：如何遴选大学校长、大学教学评估、学分制的推行等；更有微观问题：教师层面、学生层面、课程层面等方面的实践总结。还有刘道玉先生对中外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比较研究。其中在103篇文章中，有21篇是很多记者和学者们对刘道玉先生治学、治校、思考教育问题、质问教育陈弊的采访与报道、研究与探索。
实际上，在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存在着四种不同的话语系统，分别是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为代表的专家高等教育话语体系、高等教育管理人员为代表的校方（或政府）高等教育话语体系、高等教育实践主体（主要包括高校教师）的话语体系以及民间高等教育（主要以学生家长为主）话语体系。这四种话语体系之间虽然有联系，但是之间的差异巨大。比如说，研究专家与实际管理者之间出现了很大的代沟，经常出现“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现象，研究成果或者说研究建议很难得到管理者的认同或者采纳，同时也存在研究者所研究的内容与管理者之间脱节的问题；管理者与高校的一线教师之间也是对话很少，校方（或者说政府）的决策与理念在一线教师的行为与实践过程中很难得到贯彻和实施；至于高校中的学生话语体系，更是难以在高校研究者和管理者话语体系中有所反映。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学生，却很难听到学生的声音，更不用说得到学生的支持。高等教育的民间话语体系其实是千百年来一直支撑高等教育或发展或迟缓的力量，就那我们国内官方所倡导的“211”、“985”工程来说，在老百姓眼里认可的还是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老牌大学，学生宁可复读成“八届”，也不愿意上二流或者末流院校，中学在宣传教学质量、教育成果时大张旗鼓宣扬也是考上的名牌高校的情况，“清华”“北大”上线人数的多寡似乎成了一所高中学校教学成败的标志，学生家长的观点亦然。
教育系统是制度化的教育行动。教育系统要完成自身的灌输功能，必须具备制度性条件并充分制度化。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是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工作人员队伍的形成决定了教育系统的形成，他们是一批固定的专门人才，他们的培养、录用和职业生涯均由一个专门的组织管理，建立了教育工作人员的培训制度、考核制度和工资制度等。这些教育工作者可以从制度中获取对合法文化进行合法灌输的垄断权。教育权威被委托给了一个专门人才团体并受到法律保证，为了完成学校工作，该团体的专门人才是按照制度控制和制定的程序，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利用标准化和经过检查的工具来录用、培养和任命的。教育系统为了保证使学校工作一致化和正统化的制度性条件，就要使负责灌输的人受到一致的培养，并拥有一致化了的能产生一致化作用的工具。比如教育系统提供给它的人员使用的统一的教育工具，如教材、教学大纲、教学指令、教师用书等，都确保了这种一致性。在布迪厄眼中它们既是灌输的催化剂，同时也是一种检查工具。
细细整理发现，刘道玉先生对高等教育批判是其思想的精髓。这些批判是建立在他丰富的教育实践经历、睿智的教育思考基础之上的。其主要批判的问题可以总结如下：
(a)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一流的高校和一流的教育家？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刘道玉先生在《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论重点大学科学研究的使命》、《中国现代为什么不能产生著名的教育家》、《中国怎样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试析计划经济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论大学精神的重建》、《教育需要真正变革》、《从大学的起源看西方教育的精髓》、《绝不能重蹈覆车之辙》、《对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反思》、《加速教育改革的步伐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切勿被名人所误导——中国大学真的办得很成功吗？》《论高、大、全思维对我国高教发展的影响》、《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从创造性与大学精神谈起》、《从诸葛亮的人才思想看当今教育改革》、《整顿高校教育十意见书》、《八问〈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等这几篇文章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犀利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