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唐朝羁縻府州制度摘要：羁縻政策是我国古代统治者惯用的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这是一种高度自治的制度，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唐朝的统治者把这一政策推向高潮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羁縻府州制度是唐羁縻政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唐中央政府和各少数民族政权都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意义。

唐朝的统治者在羁縻府州设置和治理中成功地把握了机动灵活的原则，全方位地体现了“因俗而治”的基本宗旨，是唐灵活处理民族关系的成功之举。

关键词：唐朝；羁縻府州；羁縻政策中国历代王朝在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性的基础上，都曾给予其一定的自主权，在行政管理上则实行羁縻民族政策。

所谓羁縻，“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物质利益给以抚慰，羁縻，是笼络联系的意思，原指套在牛马头上的笼头，用在政治上就是“以夷制夷”。

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

这种政策始见于汉朝，最早大规模使用“羁縻”制度的是汉武帝，汉通四域，设立西域都护和屯田驻军，主要是为了防御匈奴和确保与中亚，西亚交通路线的畅通，并不是要征服和直接统治这一地区。

只要各属国相安无事，保证文化贸易等方面的联系，汉王朝并不要求西域同内地一样划一管理，这就是羁縻的由来，到了唐朝，我国封建社会已发展到颠峰时期，高度的文明，灿烂的文化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而统治者开放，开明，日趋完备，渐成系统的治国策略更能给人以诸多启示。

羁縻府州制度的广泛推行是唐独具特色且颇为成功的一项民族措施，这一特殊的行政管理政策，曾为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它上承秦汉以来的边州制度，下启明清的土司制度，在中国地方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加强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唐朝的民族政策，乃至对正确领会和执行现阶段党的各项民族政策也不乏借鉴意义。

—、唐朝羁縻府州制度的概况羁縻府州是唐朝的边疆民族地方管理机构，主要建置于关内，河北，陇右，剑南和岭南五道，《新唐书》（卷四三下）对其建置情况详细记载如下：“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

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

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

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

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

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

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1]唐政府又在“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2]设边州都督府，在边远民族地区设边州都护府主掌少数民族事务，包括“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判府事”[3]等职责，唐朝共设有单于，安北，安西，北庭，安东，安南六个大都护府，上述史书记载的856个羁縻府州就主要统辖于这六大都护府之下。

其中，单于，安北两大都护府管辖北疆，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管辖西域，安东大都护府管辖东北，安南大都护府管辖南疆。

事实上，唐朝羁縻府州的数目还远不止上面提到的856个，这些只是较稳定的羁縻府州，还有许多因时置时废而未列入其中，以东北各民族地区为例，据学者研究，当时曾设有22个都督府，79个州[4]，而反映在《地理志》中只有60个。

此外，还有大量侨治羁縻府州因寄附在边州境内而未被统计在内。

唐羁縻府州的设置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在时间跨度上，羁縻府州的设置贯穿唐王朝始终；在地域上，南疆各民族地区设置最早，继而才在西北，东北和北疆广泛设置；在总体数目上，南疆的羁縻府州少于其他各地。

由此可见，羁縻府州制度不仅是唐朝一项相当重要的民族政策的本质属性，而且它与唐的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过程息息相关。

关于唐羁縻府州的特点，史籍中也有明确记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

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

”[5]据此可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1)县的划分不以地域,而以各少数民族部落为标准,府州县的最高官员不由中央委任,而由其部落首领担任,且职位世袭.(2)羁縻府州不同于普通的州直隶于中央,而是隶属于边州都督府或都护府,属唐中央政权间接统治下的唐版图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3)羁縻府州在经济发展方面享受优惠的政策,纳税少,只承担一定的贡奉义务.二、唐朝实行羁縻府州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6]有唐一代，羁縻府州制度如此广泛地实行绝非偶然，而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唐朝以前中原封建政权对周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略大体经历了这几个阶段：秦汉时期为第一阶段。

其特点是开拓疆土，广置郡县。

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不久，就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占据河套地区，置34县，建九原郡，迁徙罪犯实边；派屠睢率50万大军征服南越和西瓯，置桂林，象和南海三郡。

汉武帝3次出兵匈奴，在匈奴故地设置朔方，九原，酒泉和张掖等郡，并先后迁数十万人充实这一地区；派兵攻占西南夷，置牂柯，沈黎等郡。

此外，两汉统治者先后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在乌桓设置了乌桓校尉，把汉王朝统治势力发展到今天的新疆和辽宁西部等地区。

这一时期，中原王朝表现了对经略地区人口和土地的强烈占有欲。

然而，经过秦汉王朝的积极经营，我国疆域也基本上奠定下来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周边少数民族纷纷迁居内地，众多民族杂居一起，中原许多割据政权都把保持境内的安定作为主要目标。

对内迁少数民族实行以夷治夷方针，即以部落为单位妥善安置，由部落首领治理。

如魏武帝对匈奴，“始分其众为五部，立其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诸葛亮治汉中时，“皆以其渠率而用之”；西晋武帝对南迁匈奴“并抚纳之”，让其最豪贵者为单于统领各部，“不相杂居”；北魏在僚人居住区设立巴州“以统绪僚，后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北周任命南中土长蠲瓒为南宁州刺史。

而北魏以后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州级行政机构中，任用少数民族首领为刺史，是为唐朝羁縻府州制度之滥觞。

隋朝为第三阶段。

文帝时，在国家刚完成统一，国力不强，又面临周边一些少数民族侵扰的情况下，实行以安抚与和亲并举。

在东北，对投降隋朝的4000余家契丹人，派韦冲为营州总管加以安抚，颇见成效：在西北，以光化公主嫁吐谷浑头领伏允，实行和亲，吐谷浑“自是朝贡岁至”；在南方，派裴矩安抚岭南，“矩所绥订二十余州，承制署其渠帅刺史县令”；在西南，亦采取“多征战，少设防”的政策，有力量就加强统治，无力量便放弃。

炀帝时，随着国力的增强，炀帝竭力对外开拓疆域。

在西方，出兵征服吐谷浑，在其故地设置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四部，调发戌卒，大兴屯田，实行有效统治。

在东方，3次出兵高丽，无功而还。

总之，秦汉封建王朝通过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经略，开拓了疆域，增强了周边少数民族接受中原王朝领导的向心力，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各封建政权对境内少数民族的经略，加深了民族融合的程度，隋王朝存在时间虽然较短，但它把中原王朝势力扩充到西汉所经营的地区，这些都为唐确立羁縻府州制度提供了条件。

唐建立后，其民族政策也几经变化。

从太原起兵到至武德七年，唐政府为巩固边地和争取外援的目标，基本上臣属于东突厥，采取委曲求全的妥协政策。

李渊起兵时，曾遣刘文静等出使东突厥，以谋取东突厥支持。

并约定“征战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于是“始毕遣特勒康稍利献马千匹，会于降郡，又遣二千骑助军”。

正是在东突厥的支持下，李渊才得以迅速占据长安，并于公元628年建立唐朝。

由于唐初与周边少数民族发生关系最多的是东突厥，因此，唐初民族政策在与东突厥的交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帝以初起，突厥资其兵马，前后饷遣，不可胜记，突厥恃功骄傲，每逢遣使至长安，多暴横，帝优容之”。

甚至纵容东突厥的使者杀死住在长安的西突厥使者。

对于突厥多次入侵或扣押使者，唐统治者都是靠贿赂，和亲换取安宁，李世民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突利可汗入朝时，曾对待臣们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

可为证。

武德八年至贞观二年，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国力的增强，唐政府实行以安抚为主的民族政策，并积极准备反击东突厥，这从下面一些事件可以印证。

武德八年四月，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请婚，李渊便接受了裴矩提出的“远交近攻”的建议，“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喜”。

七月，李渊对待臣曰：“突厥贪得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并派大将率兵镇守边地，防御东突厥进犯。

这说明，李渊已不再愿维持与东突厥的不正常关系了。

武德九年，李世民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东突厥便倾兵南下进屯渭水便桥之北，直接威胁着唐都长安。

李世民一面领兵与之对峙，摆处决战姿态；一面又给颉利送去了不少金帛。

但这已不具有妥协性质，而是在“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不能对东突厥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所采取“静以抚之”的策略。

这也是李世民在即位初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

同年十二月，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称獠反，请发兵讨之，李世民却说：“獠依阻山林，时出鼠窃，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贞观元年（627年），诸州奏称岭南酋长冯盎反，太宗也接受魏征建议，没有轻动干戈。

李世民一方面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静以抚之”的策略，同时也积极准备解决东突厥威胁的问题。

武德九年九月，东突厥颉利可汗献马三千匹，羊万口，李世民不但没有接受，乃“诏颉利所掠中国人口者令归之”。

这是唐立国以来有关不屈从东突厥反而对突厥有所号令的头一次，反映了唐王朝已经具备了与东突厥抗衡的实力。

不久，唐太宗引诸卫将率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

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后来随着东突厥内部分裂，原臣属东突厥的薛延陀，回纥和拨野古等部的相继背叛，加上东突厥住地大雪灾，“羊马多死，民大饥”。

以及颉利与突利矛盾激化，颉利统治力量更加削弱，唐的军事准备加紧进行。

贞观三年十一月，李世民经过充分准备，派军11万,由李勣节度,分道出击突厥.贞观四年铁山一役,全歼颉利军,俘众十余万,生擒颉利.强盛的东突厥被消灭,解除了唐朝立国以来所受的最大威胁.正如贞观四年李世民对长孙无忌所说:“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征之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