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死不救”行为的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社会心理学关于亲社会行为理论的启示池　应　华(中国政法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088)摘要:在危急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有时伴生着一种人们称之为“见死不救”的现象。

“见死不救”行为是否应被定罪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定罪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只有在事实已被认定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法律评价。

“见死不救”行为的事实构成到底如何?社会心理学关于亲社会行为发生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见死不救”行为进行解读,从而作出准确的法律判断。

关键词:事实认定 法律评价 见死不救 亲社会行为 责任扩散 旁观者效应在危及人身安全或生命的危急事件发生过程中,目击者能救助而不予救助的情形被人们称为“见死不救”。

这种行为常常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愤怒和谴责,同时也冲击着人们对社会的信心。

在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32位代表关于增设“见死不救罪”的立法提案,更是给人以世风日下,唯借助法律之威慑力方能挽救社会道德和良知日渐沦丧的紧迫危机感。

然而,实情真如人们所担忧的那样吗?“见死不救”行为究竟可否归于法律制约?根据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

对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是基于行为人的心理事实(主观方面)和行为事实(客观方面),是二者的统一,即行为人在主观罪过的支配下,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刑法应受处罚,即构成犯罪。

因此,定罪的逻辑层次首先是进行事实认定,在做出了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法律认定,即事实判断先于法律认定。

①依此推理,在判断“见死不救”行为是否应当定罪时,也应遵循这一逻辑规律。

“见死不救”行为的观点扫描一、在法学界,持否定意见者认为,“见死不救”行为从法理上看是一种不作为行为,不作为是以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为前提的。

这些特定义务包括法定义务、职务或业务上的义务以及由于自己的先行行为而引起的义务。

面对一个处在危险中急需救助的人,旁观者可能很多,虽然社会道义呼唤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法律并没有规定所有公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承担救助义务。

因此,将“见死不救”行为一般性地纳入法律所要调整的人的社会行为的范围缺乏法理依据,所谓“见死不救罪”实难成立。

而持肯定意见者认为,虽然按照有关不作为犯罪的刑法理论,确实难以笼统地将“见死不救”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但现实状况及司法实践使我们有必要对刑法理论进行反思。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将男女双方为情所困,一方自杀而另一方坐视不救,自杀者最终身亡以及游客落水,船主坐视不救,游客最终溺水身亡等情形以故意杀人罪追究“见死不救”者刑事责任的案例日渐增多,因而有必要对此类司法实践作出一般的法律总结和规定。

为此,有学者提出,这类犯罪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行为人除了必须具有作为义务,能够履行该义务而不履行的条件外,还必须使该不履行义务的不作为与导致相同后果的作为之间具有等价值法　商　研　究2005年第6期(总第110期)性或者同等的可罚性。

基于此,在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面临迫切的现实危险时,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存在具体的依赖关系,行为人具有消除上述现实危险的义务。

行为人不履行其义务,结果造成他人死亡的,可以说行为人不履行义务的不作为与故意杀人的作为之间具有等价性,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要件,依此可以追究行为人不作为的法律责任。

②一般公民则更多的是从对人行为的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两个方面来考量这个问题。

肯定者认为,“见死不救”行为实质上是人性冷漠到了极点,这样的行为仅从道德的角度来谴责远远不够,唯有通过法律手段才能矫正公众的冷漠之心,故主张对“见死不救”行为进行法律约束。

否定者认为,“见死不救”行为归根结底还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出现这种社会现象,说明一部分人的社会道德低下。

要消除这一现象,应当着重培养公民的道德意识,倡导扶弱精神,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而不能期待和依靠法律的介入,故不主张设立“见死不救罪”。

从双方所持观点来看,无论是“肯定者”还是“否定者”对“见死不救”行为进行评判时,关注的焦点都是客观实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法律或道德的价值评价,但都忽视了对“见死不救”者心理事实的认定。

法学界人士争论的焦点是旁观者有无救助义务的问题,这是在假设旁观者主观方面有罪过的前提下作出的;而一般社会公民则从情感出发,对旁观者心理态度作出“冷漠”的推测。

平静地想一想,在生活中我们自己是否也曾有过“见死不救”的行为?这到底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对“见死不救”行为进行口诛笔伐,或许明天我们自己也会被卷入这个“怪圈”。

二、社会心理学对“见死不救”行为的释疑———亲社会行为理论的诞生依照社会心理学理论,亲社会行为是一种有利于他人的助人行为。

它是一个连续体,包括从最无私的利他行为直至完全被自己利益驱动的助人行为。

③社会心理学对此类行为研究的目的在于解释人们为什么有时向陌生人提供帮助,而有时又无动于衷。

因此,这一理论有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见死不救”行为,从而作出准确的事实认定与法律判断。

社会心理学关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源于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纽约市的一起暴力侵害事件。

这起最终被认定为谋杀案的暴力侵害事件之所以让美国公众感到震惊,既不是因为事件本身的残忍与血腥,也不是因为凶手或受害人特别值得关注,而是因为有一群人对发生在自家窗外的侵害事件采取了无动于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见死不救”)的态度,令社会公众感到痛心。

案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1964年3月某日凌晨3时,在纽约昆士镇克尤小区,一位年轻的酒吧女经理Kitty在下班回家途中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刺死,整个杀害过程持续了半小时。

凶手在第一次刺中被害人离开后,又先后两次折回刺杀被害人,最终将被害人刺死。

被害人在遇刺过程中曾多次尖叫,大声呼救,有多达38人听见了她的呼救声,并从公寓窗口看见她被刺中的情形,但没有一个人出来救她,甚至没有人及时给警察打电话。

④这一事件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公众读后颇感震惊。

新闻评论人和学者认为,这38个目击者“见死不救”的行为是现代城市人麻木和冷漠的典型证据。

在铺天盖地的道义谴责声中,两位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纽约大学的助理教授约翰・达利(Jo hn Darley)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毕博・拉塔内(Bibb Latane),却对此一边倒的舆论责难不以为然,感觉对这次事件中38位目击者“见死不救”的行为应有个合乎情理的解释。

于是,他们开始寻求阻止目击者伸出援助之手的心理力量。

按通常的观点,当某一突发事件发生时,旁观者越多,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当事人得到救助的机会也就会越多,但是,K itty案件的事实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达利和拉塔内注意到,“旁观这一事件的人竟然有38位之多”是社会愤怒情绪的锋芒所指。

他们想,问题的症结会不会正好在这里?于是他们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假设:现场目击者的人数太多可能就是他们对谋杀案件无动于衷的真正缘故!因为38人中的每个人当时或许都在想,一定还有其他人也和自己一样正在看到事件的发生和进行,并且他们肯定会采取积极的干预行动。

结果,他们个个都成了“见死不救”的人。

“见死不救”行为的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社会心理学关于亲社会行为理论的启示达利和拉塔内将上述现象称之为“责任扩散”。

他们认为,在一个突发事件中,旁观者们共同承担某种社会救济责任,而这一责任将在这些旁观者中扩散。

具体而言,如果现场只有一位旁观者,那么他或她就会承担全部责任。

如果现场有两位旁观者,那么每人各自承担50%的责任。

如果现场有100位旁观者,那么每人仅承担1%的责任。

总之,旁观者的数量越多,每个人所承担的责任就越少。

⑤为了验证自己提出的“责任扩散”假设,达利和拉塔内设计了一项实验方案。

他们在实验室中安排了一次看起来似乎是偶然发生的突发事件,并且每次在现场安排的旁观者人数不同,然后评估旁观者的数量对亲社会行为反应的影响。

实验所取得的结果印证了他们的假设:当旁观者的数量增加时,任何一个旁观者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减少了,即使他们采取反应,反应的时间也延长。

于是,他们将由于责任扩散而导致的多数目击者不救助的现象称为旁观者效应。

⑥这一开创性研究,向人们解释了K itty案子中令人困惑的目击者的行为。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旁观者效应发生呢?社会心理学家的后续研究,揭示了亲社会行为发生的心理过程。

通过大量的研究,达利和拉塔内发现当一个人面对危急事件时,对是否提供帮助往往要经过复杂的社会认知和理性决策过程:第一步,旁观者必须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事件。

这是旁观者作出提供帮助决策的前提。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情形的发生往往是由于人们专注于其他事情而没有注意到周围环境的异常而造成的。

比如,当有人在匆匆赶路或正专注于某事,同时又看到他人躺在人行道上或一位男子正怒气冲冲地追赶某人时,由于这些景象与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因此,他的视线和注意力不会过多地被分散。

第二步,旁观者将发生的事件解释为突发事件。

平时,即使我们注意到有事件发生,也许很多时候并不清楚真正发生了什么,因而不能确定眼前的事件是否需要我们提供帮助。

设想一下,如果你想帮助别人而别人不需要你的帮助或者不想让你帮助,那么结果会怎样?当然是双方都感到尴尬。

因此,突发事件的模糊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害怕、难堪的心理将会阻止提供帮助。

第三步,旁观者认识到自己应当承担起帮助的责任。

当旁观者注意到事件的发生并且意识到是需要提供帮助的突发事件时,是否发生亲社会行为还决定于旁观者是否认识到自己负有提供帮助的社会责任。

如果旁观者认为提供帮助不是自己的责任,那么就会出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结果。

即便认为存在社会责任,而假如当时又有其他旁观者在场,也往往会出现责任的扩散。

K itty案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四步,旁观者对是否提供帮助进行权衡。

即使旁观者已经通过前三步,也难以保证必然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因为旁观者提供帮助还需要考虑两个因素:有无帮助的能力及帮助他人的潜在风险。

设想一下,面对持刀歹徒,你是否有能力制服他?如果没有把握而贸然行事,是否会“引火烧身”?或者面对一位需要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的病人,提供帮助会占用你很长时间,甚至会让你掏钱垫付抢救押金,你作何选择?因此,如果旁观者没有能力提供帮助或察觉到提供帮助的消极成本(后果)过高,如有被伤害的危险以及在时间、精力和金钱方面付出很高的代价,他们也许不会采取积极的行动。

第五步,旁观者决定帮助和采取行动。

决策的最后一步是决定采取何种方法提供帮助。

遇到K itty 那样的案子,你是直接打电话报警还是打开窗户大喊一声或是下楼制止歹徒?尽管在短时间内人们对突发事件有所判断,但在非常紧迫的情形下,提供何种帮助最有效也是难以把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