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的词看苏轼从政的心路历程2009/04/19 13:51 [原创]很久没有踏踏实实地看些书了，偶然想起多年前写的论文，拿来再看一看吧，或者为了把玩和静一静心摘要：苏轼21岁中进士，26岁抱着“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步入仕途，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然而，由于他的正直无私，几遭贬谪，政治抱负无从实现。

苏轼的一生，留给后人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著作有《东坡全集》一百多卷，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苏轼的词历来被认为是“以诗为词”，诗言志，笔者认为，从情感角度讲，他的词表现了他从政的心路历程：有独立不随的幽愤与沉痛；有儒家治国安邦的入世抱负；有佛老旷达超脱的出世情怀．关键词：苏轼的词，从政，心路历程，幽愤与沉痛，治国安邦，旷达超脱。

一、苏轼的生平和思想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

他生活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

貌似繁荣的表象下，实际上由于豪强的兼并，边备的松弛，官僚机构的臃肿无能，北宋王朝的内外危机正在暗中滋长。

苏轼少年时期就关心政治，希望能继承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事业，在政治上有所建树。

他21岁即高中进士，因丁母忧，居丧三年，26岁步入仕途。

入仕之后，更是以天下为己任。

仁宗末年（1061），他向朝廷建策，提出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主张，要求“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

(见《辩试馆职策问札子》。

然而由于苏轼所处的中等地主阶层的地位和他三十岁以前大部分时间过的都是书房生活，因此他对当时社会的危机看得并不清楚，他的改革思想多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强调“任人”而忽视变更“法制”，反对王安石急进的改革措施。

当神宗初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时，他上书表示反对，并因此遭受排挤，出任杭州通判，转知密、徐、湖三州。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即著名的“乌台诗案”。

出狱后，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贬官黄州以后，他在郡城旧营地的东面辟地耕种，自号东坡居士，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下层人民，政治态度有所改变。

元丰八年（1078）神宗死，哲宗年少即位，高太后掌权，旧党执政，苏轼以旧党身份被召还朝，任翰林学士。

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却表示赞同(见《上神宗皇帝书》。

多年地方官吏的经历，也使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时司马光等旧党要尽废一切新法，他表示怀疑：“深虑数年之后，取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见《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反对执政大臣的一意孤行，因此又为旧党里程颐一派所不容，出知杭、颖、定三州。

苏轼五十九岁时，高太后死，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政，旧党遭到报复性打击。

苏轼先后被贬至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琼州。

元符三年（1100），哲宗死，徽宗即位，大赦天下。

苏轼因大赦内徙，次年（1101）七月卒于常州。

苏轼的思想是深邃而复杂的。

特立独行，自我意识极强，不屈从，不苟同，既有儒家思想，又有佛老思想。

在政治上，他从儒家入世思想出发，即使屡受挫折，也没有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仍渴望建功立业。

在任地方官时，比较关心人民疾苦，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事情。

而每当政治上失意时，他又能够“游于物之外”，“无所往而不乐。

”(见《超然台记》以超然的态度处事，“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

”(见《问养生》表现了佛、道两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

在琼州三年，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他仍保持着常人难以理解的乐观态度，以至他的政敌都颇感嫉妒。

苏轼曾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后人从苏东坡的这首诗中提炼出“鸿雪因缘”、“雪泥鸿爪”来形容人的一生的飘忽不定、人去迹灭。

然而，苏轼的一生，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他留给后人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

存世有《东坡全集》一百多卷，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二、苏轼从政的心路历程苏轼的词历来被认为是“以诗为词”，诗言志，笔者认为，从情感上讲，苏轼的词也同样准确地表达了他的多方面情感。

如从《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可见其中年“老夫”无比豪壮的气概，以及保卫边疆，打击敌人的一腔壮志豪情；从《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可见其不怕风雨，在逆境中怡然自得的那种“任凭艰难险阻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气度”(萧士杰《唐宋词导读》和听任自然的人生态度；从《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中，可见其老当益壮，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可见他为亡妻洒下“泪千行”的儿女情长；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可见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兄弟情意；“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可见他的思乡之情；对花对月，他“持杯遥劝天边月，愿月圆无缺。

持杯更劝花枝，且愿花枝长在，莫离披”，(《虞美人》表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可以说，苏轼的词表达了他多方面的思想感情。

苏轼一生为官三十多年，几次擢升贬谪。

从他的词中同样可以看到他从政的心路历程：有独立不随的幽愤与沉痛；有儒家治国安邦的入世抱负；有佛老旷达超脱的出世情怀。

（一）．独立不随的幽愤与沉痛苏轼21岁中进士，旋遭母丧，丁忧三年。

26岁时，抱着“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步入仕途，可谓年轻气盛，前途不可限量，正是大展鸿图的年华。

但现实却为他铺就了一条充满坎坷的荆棘之路。

熙宁（1068——1077）初年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

王安石利用自己的权力清除异己，苏轼被排挤出京。

和苏轼往来密切的韩琦和张方平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也遭贬降；范镇大怒而去，赵抃辞职，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

“乌台诗案”，苏轼几乎命丧文字狱。

出狱后，被贬黄州。

元丰八年（1078），旧党执政，苏轼因当初反对新法，被视为旧党，也被召回朝。

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对这种“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益，参用所长”的做法表示反对，主张实事求是，提出不同意见，又遭旧党排挤。

在朝期间，苏轼以其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很多人，受到新旧两党的攻击。

绍圣元年（1094），新党执政，章惇拜相位，残酷打击旧党，苏轼接连遭贬。

宦海沉浮,朝廷党争,政坛混乱，国事日非，使苏轼报效国家的理想破碎。

他长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人生底事，来往如梭”，“珠泪溅，丹衷碎”！下面的两首词，充分地体现了苏轼独立不随的幽愤情绪和沉痛心情。

元丰元年（1078），苏轼在杭州。

有数百首诗问世，有些诗对新法的弊端颇多讽刺。

他以官员之身监督工人，却写出了“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的诗句；他说笋好吃，没咸味，写出了“尔来三月食无盐，”表达对新政弊端的不满……。

这些诗被驸马王诜刊印出来，使新党一派非常恼火。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调任湖州，在谢恩表里称：“伏念臣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新进”一词，特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在当时具有特殊的讽刺意味，等于公然对新党一派进行政治嘲弄。

新党一派开始对他采取行动。

元丰二年（1079）六月，新党一派的一个御史把苏轼谢恩表里的四句话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开始弹劾他。

数日后，舒亶找到了他的几首诗和诗集，断章取义，说他于君不忠。

李定也随后上表陈述四个理由，说苏轼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二十八日苏轼由官逮捕。

《宋史》记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孽所为诗以为讪谤，逮捕入狱，欲臵之死，锻炼久之不决。

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史安臵。

”这就是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几句诗文差点把命送了，苏轼遭此大难，曾决心“不复作文字”，不仅对时政噤若寒蝉，而且在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中也不敢畅所欲言。

后来他在调离黄州、量移汝州时所写的谢表中，有两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他当时的处境：“惊魂未定，梦游缧紲之中；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

” 他在《安国寺记》里说：“余二月至黄舍。

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

在诗《红梅》中言：“寒心未肯随春态。

”在《东坡》诗中言：“莫嫌荦却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从中可以看出苏轼不肯与新党一派同流的坚贞自持的幽愤情绪。

在这样的背景和心境中，他写道：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此词名《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作于元丰三年（1080），初到黄州时。

上片通过孤鸿见人来写幽人的形象。

缺月疏桐，冷清的环境渲染了幽人内心的情绪。

据《谢量移汝州表》记载，苏轼初到黄州时，“郡州无一人识者”。

同时，由于当时“亲友绝交，疾病连年，饥寒并日，人皆相传已死”。

其心情的抑郁、苦闷可想而知。

词中“缺月”、“疏桐”、“人初静”、“幽人独往来”既是当时月夜的实景，也是苏轼彼时心情、近况的实写。

苦闷、孤凄非同一般。

下片通过人见孤鸿来映射幽人内心的情感。

孤鸿的受惊、回头、无人理解、拣尽寒枝不肯栖、最后在冷寂的沙洲上露宿，显示出幽人的孤寂和不屈。

陈慥约苏轼到武昌去住，苏轼不去，在给陈慥的信中说：“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

'传闻京师，非细事也。

虽复往来无常，然多言者何所不至？”可见，“惊起”、“回头”、“沙洲冷”是苏轼经历“乌台诗案”后忧谗畏讥与幽愤心情的写照。

全篇在幽人与孤鸿的寂寞环境中，渲染了苏轼贬谪黄州以来身无所寄，孤高自持的惆怅。

“拣尽”、“不肯”含有“良禽择木而居”的意思，表现了苏轼坚贞自持、不屈服于权势的情操，暗含了苏轼独立不随、誓不苟合的幽愤。

如果说上面这首《卜算子》反映的还主要是苏轼个人遭际的话，下面这首《蝶恋花》就更多地反映了苏轼忧国忧民的心情。

元祐八年（1092）九月三日，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旧党失势，新党重新上台。

绍圣元年（1094），章惇拜相位，他以元祐（1086——1093）期间的老臣都犯有破坏先王新政的罪名，残酷打击旧党。

他们力图使哲宗皇帝相信：太后在世时，旧党曾想阻挠他继承皇位。

使哲宗皇帝对司马光等元祐诸臣产生怀疑。

罢黩、监禁、贬谪的圣旨密如雨下。

这次对旧党的打击，明显超过了王安石当政时期。

司马光躺在坟墓中，仍遭两度降级，剥夺爵位和荣衔，财产被没收，子孙俸禄官衔被取消，坟墓上由朝廷赐建的荣耀牌坊被拆除，太后为司马光赐建的碑文被磨平。

几乎所有旧党官吏都被贬到南方或西南。

四朝为官、九十一岁高龄的文彦博也遭降级罢黩，一个月后去世。

吕大防、范祖禹、刘挚、梁焘等都在被流放的名单中。

此时的新党，已经从王安石时的改革派，蜕变成图谋私利的帮派集团，变法维新已无任何意义，只是用来打击异己、争权夺利的旗号和借口。

朝廷党争，政坛动荡，国事日非，苏轼的心情是沉痛的：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