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33No.6Jun.2012第33卷第6期2012年6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公诉案件卷宗移送制度是指检察院审查后将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移送法院的方式或形式。

正如陈卫东教授所言“公诉方式与一个国家的审判模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程序设计是否科学，甚至关系到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与合理性”。

①新中国公诉案件的卷宗移送制度经历了全卷移送到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两个时期，２０１２年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又恢复了全卷移送的要求。

据此可以看出，自１９７９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颁行直到今天，三十余年的时间，我们对公诉方式的选择一直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对我们究竟应当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案卷移送制度，什么样的案卷移送制度是既适合我们的国情又符合实现普遍正义还难以轻易断言。

刑事诉讼法是一门平衡的艺术，从我国案卷移送制度的反复中就可参详出些端倪，本文试图从我国公诉案件卷宗移送制度的变迁中，发现些许价值规律的平衡，但愿能在传统诉讼文化和价值平衡中发现最为适合我们的案卷移送制度选择。

一、问题提出根据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案件实行全卷移送制度，在开庭前法官对公诉案件的审查不仅包括程序上是否合法，而且还包括对案件的实体性审查。

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将全卷移送制度改为“复印件移送主义”，２０１２年新《刑事诉讼法》又恢复了公诉案件全卷移送主义。

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看法不一。

立法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回了原点，有的学者认为新刑诉法是对起诉书一本主义和庭前程序性审查的背弃，回归全卷移送制度和庭前实质性审查是一种立法的倒退；有的学者支持这样的修改，认为复印件移送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复印件移送制度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异化，无论是庭审前的全卷移送还是庭审后的全卷移送，在实践中控方案卷对法官的影响仍旧无可限量，深受影响者实乃辩护方的阅卷权以及由此牵涉的辩护权，立法对全卷移送制度的回归至少解决了复印件移送制度对辩方阅卷权的限制，有利于辩护权的行使。

尚且不谈那种观点更正确，仅就立法中卷移送制度从全卷移送制度到复印件移送制度再回归于全卷移送制度这一脉络上来看，笔者以为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一直在一个怪圈中循环，往往会为了解决一个已经存在于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而在立法中采用新的措施，但这个新措施除了解决既有问题之外，还附带着会产生新的问题，当这种新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表现的极为突出并迫切的需要得到解决之时，立法又会做出另外的规定来解决这个新的问题，直到立法制定的新措施带来的新问题又一次变为突出而迫切的问题时，再在立法中针对性地推行另外一种措施，如此周而复始、反反复复，立法失去了稳定性和权威性俨然变成了对策性立法。

此外，再谈公诉方式之争，针对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全卷移送制度，反对者与支持者各执一词，且皆有独到论述，然则何种案卷移送制度是适合我们国家的，是起诉书一本主义抑或是全卷移送主义？每一种公诉方式都根植于特定的诉讼文化和诉讼模式，起诉书一本主义根源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而全卷移送主义则植根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作为中华法系的我国，当今又处于何种诉讼模式之下、今后又该去向何处？纵观各国公诉方式，其运行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即全卷移送主义与起诉书一本主义。

全卷移送主义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密切相关，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法官负有调查证据和推进诉讼的职责，为保证法官有效履行其职责，开庭前完整地了解案件事实和证据，对有效发挥法官主导诉讼程序、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具有重要影响。

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相对应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起诉书一本主义相伴而生，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裁判者包括法官和陪审团，只是消极中立地听取控辩双方的辩论，并根据诉讼双方的质证和辩论最终对案件做出裁决，由诉讼双方负责调查和收集证据并推进诉讼进行。

为了保证裁判者的中立性，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检察官只是参与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在审判程序中其地位与被告人平等，故而当其向法院公诉案件卷宗移送制度探究王颂勃（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北京100088）摘要：本文简评我国公诉案件卷宗移送制度的历史演变，对两种诉讼模式的不同案卷移送制度进行考察和分析，分析全案移送制度和起诉书一本主义，落脚于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分析出对两种不同案卷移送制度的不同选择，不仅是对不同诉讼模式的选择，更是平衡不同的法的价值理念时的不同价值倾向，诉讼文化和诉讼传统在做出选择时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文章最后建议我国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并主张实行公诉案件全卷移送制度。

关键词：诉讼模式；案卷移送制度；价值权衡中图分类号：DF718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１２）０６－００５４－０３５４－－提起诉讼之时只能向法院提交一张表明控诉主张的起诉书。

每一种案卷移送制度都有相应的程序和配套措施的保障，同样每一种案卷移送方式都存在其自身固有的不足之处。

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观点看全卷移送制度，则全卷移送不利于被追诉者的人权保障，不利于维护审判中立、控辩平等对抗；以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观点看起诉书一本主义，则起诉书一本主义不利于有效地实施犯罪控制，不利于节约司法成本而易造成审判拖延。

其实，世界上难以存在一种完美无缺的诉讼模式和案卷移送制度，每一种案卷移送制度都是与一种特定的诉讼模式相联系的，而每一种诉讼模式背后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刑事诉讼价值在支配，体现的是一种刑事诉讼价值的平衡。

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对刑事诉讼价值的倾向性选择是不同的，因而占主导性地位的刑事诉讼价值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也各有不同。

二、我国如何选择中华文明绵延千年，这上千年的诉讼历史和传统，也使得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思维根深蒂固。

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刑事诉讼的方方面面，尽管学者强烈呼吁人权保障的诉讼价值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立法者也曾试图在立法中吸收借鉴学者的有关建议，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变革，将控制犯罪的价值主导地位推向保障人权，特别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但是，总体上看来，从立法机关的立法文件到司法机关的司法实践都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控制犯罪的价值观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传统诉讼文化和诉讼模式的影响深入人心，此次新《刑事诉讼法》对全卷移送方式的回归也正印证了这一点。

在我们一心要学习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今天，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实践中的反弹以至于影响到立法对具体制度的设置，这种强烈反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起诉书一本主义固然有保障人权等价值，但它是不是适合我们的？如果是，那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弹？如果不是，那什么样的诉讼模式和案卷移送制度是适合我们的？反观我们的诉讼传统，几千年来“包青天式的诉讼模式”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从社会公众到刑事诉讼的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往往期待着一位明察秋毫地“青天大老爷”对案件秉公直断。

在这种诉讼传统之下，与其说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选择了我们，不如说是我们选择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并一直对其情有独钟。

学界的主流观点往往认为我国应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转变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更加注重在诉讼中尊重和保障人权。

然而笔者认为在我国传统诉讼文化和思维的土壤依然丰饶的今天，采取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并无不可，甚至是更适合的选择。

诸君岂能不见，司法实践当中存在大量不同于立法规定的“潜规则”，而这些“潜规则”才是在实践中运作并真正发挥作用的法则，正是它们规制着刑事诉讼活动程序的实施和进行，立法与司法的剥离也正源于此。

程序法定原则要求司法人员依法进行诉讼行为，但我国却出现了立法与司法剥离，甚至背离的异象，何以如此？用马克思主义社会观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推动作用。

可见，我们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过度的立法未能适应我国的国情，这样的立法意识也未能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产生预期的推动作用，以至于司法与立法不同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同于立法规定的“潜规则”。

笔者主张在当前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是适应我国国情的、是恰当和正当的选择，甚至在法治之民智不开之时，实行强制权主义也未尝有可资讨伐之处。

社会公众以及诉讼当事人是期待通过诉讼程序和诉讼行为获得司法公正，至于是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还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抑或是其他的何种诉讼模式对他们而言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不论是哪一种诉讼模式只要能够达到公正和正义的司法目的，就是正当和适当的诉讼模式。

具体到我国诉讼模式的选择，笔者认为，既然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如此根深蒂固，实在不必非得除之而后快，一味地拿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不具有的积极价值，深加利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优势，一定程度上用具体措施的设计限制其消极方面对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而言或许不一定是唯一的最优方案，但至少能够避免立法文件与司法实践剥离的异象。

具体到公诉案件卷宗移送制度的选择便可窥见一斑，在此，笔者愿为我国实行公诉案件全卷移送制度再添一言。

首先，笔者主张我国公诉案件庭审实行全卷移送制度而非起诉书一本主义，其原因在于起诉书一本主义源于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诉讼模式，而对抗制的核心在于审判者消极中立、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在法庭上平等对抗，因而起诉书一本主义只有在诉讼双方，特别是辩护方有能力与对方进行平等对抗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保证处于天然弱势地位的被告人能够与掌握并运用国家公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控诉方具有平等诉讼地位的前提条件至少有以下三点：其一，有效辩护，即所有受刑事指控者都能获得律师提供的、有效的法律帮助和辩护；其二，直接言词原则的落实，其中最重要的是证人以口头陈述的方式出庭作证，由辩护方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其三，审判者当庭宣判，即案件的审判者只能根据在法庭上亲自接触到的、经过控辩双方质证的证据对案件进行判断，当庭认证并以当庭形成的心证裁判案件。

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缺乏有效辩护，辩方就没有与控方平等对抗的能力；如果失去质证权，辩方就没有与控方平等对抗的平台；如果不能当庭宣判，就难以避免法官在庭后根据案卷材料作判决，庭后阅卷和庭前阅卷并无二致，依然难以改变庭审走过场的窘境，如此起诉书一本主义的优势最终还是会被架空。

但显然上述三个条件在我国的诉讼制度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皆难一蹴而就。

然而，如果不能保障被告人获得有效的律师辩护、难以实现证人甚至是关键证人出庭作证、不能确保审判者当庭宣判，一味地单纯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当庭审法官不掌握任何案件情况，完全成为一个消极、被动的听审者时，当检控方仅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提交审判法庭而隐匿有利于５５－－被告人的证据时，弱小的被告人独自面对强大的检控方又何谈平等对抗？其实在我国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并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