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如何应对美国337调查
文/王学勇律师所谓“337调查”，源于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是指对不公平竞争尤其是侵犯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发起的调查。

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判定企业违反了“337条款”，将签发排除令，指示美国海关禁止该批产品的进口，甚至会导致整个行业的相关产品都无法进入美国市场。

“337调查”是美国通过特别立法措施设置的典型知识产权壁垒，其实质是在国际贸易中对本国市场所采取的单方行政救济措施。

一、337调查的由来及其现状
337调查得名于《1930年美国关税法》第337条款，后经历数次重大修订。

根据该条款，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权调查有关专利和注册商标侵权的控告，也可开展涉及盗用商业机密、商品包装侵权、仿制和虚假广告等内容的调查。

调查对象不仅包括外国企业，也可涉及美国本土企业。

根据有关程序，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启动337调查后，必须在45日内确定终裁的目标时间，并尽快完成调查。

通常案件需要在一年内作出裁决。

如果涉案企业被裁定违反了第337条款，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发布相关产品的排除令和禁止令，这意味着涉案产品将彻底丧失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主要商贸官员人选在对外贸易方面持鹰派立场，特朗普执政后可能更加关注贸易执法而非推动贸易自由化，这可能导致美国对外贸易摩擦增加，恶化全球贸易环境，中国企业需要为此作准备。

早在2012年11月举行的“科技创新全球化进程中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倾销法律实务高峰论坛会”上，中国已经成为美国“337调查”的最大受害国，在已判决的相关案件中，中国企业的败诉率高达60%，远高于世界平均值26%。

现今，我国很多有一定出口规模的企业开始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ITC”）不再陌生。

ITC是一个非政治性，但具有准司法性质的美国联邦机构。

基于现行的美国法律（尤其《关税法》中的第337节），在美国专利权人向ITC起诉后，后者有权对进口中的涉嫌侵犯美国专利的物品进行调查和裁处。

一旦认定该进口或者销售行为违法，ITC通常会指示美国海关禁止涉案产品的当前及以后的全部进口交易，并要求败诉企业撤回其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所有侵权物品，否则将予以销毁。

随着中国制造的产品技术含量提升，出口企业所面临的知识产权风险也愈发明显。

很多美国企业就是利用337条款阻止（来自中国的）竞争产品进入美
国市场（包括进口后的转售）。

据ITC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位居亚洲地区败诉数量之首。

但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很多败诉的发生是因为被诉方缺乏正确的应诉策略，或者是没有积极地准备应诉材料，更甚者是直接放弃应诉而导致。

二、337调查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近日，美国对中国多个领域展开了反倾销活动，其中包括钢材、洗衣机等，一时间有声音称，中美贸易大战在即。

2017年伊始，美国就先后对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材、大型洗衣机进行了反倾销活动。

根据美国商务部去年12月终裁确定的幅度，美国将对中国厂商征收32.12%至52.51%的反倾销税。

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就有77家涵盖医药、IT电子、半导体等领域的中
国企业涉“337调查”。

此外，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中兴等中企在美国扩
张业务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调查，欧洲对中兴等中企展开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国外主要竞争对手的专利诉讼等，每一次对中兴通讯而言都是硬仗。

任何一场诉讼失利，公司不仅一年创造的利润没了，以后也很难在全球市场立足。

通过一场场海外知识产权诉讼胜仗，中兴通讯保障了海外经营的稳定安全。

中兴通讯首席知识产权官申楠表示，胜利的背后是中兴在知识产权领域拥有的关键技术及核心专利，“通俗地说，没有知识产权，公司很难在海外市场售卖产品，更不用说做大做强。

”从遵守游戏规则、打破原有外国企业所设立的知识产权定价规则，到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兴通讯致力于做好更利于商业规则、产业传输、产业技术传输的新型许可平台。

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与经营，让中兴通讯进一步掌握行业内的国际市场话语权。

三、中国企业如何应对美国337调查
（一）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国家应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的发展变化以及国际条约及双边、多边政府间协议，及时制定、修改、调整有关法律，注重时效性，一改我国法律修订滞后的弊端。

同时可仿照日本成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在知识产权司法架构上，逐步与国际接轨。

此外，加大对“337调查”中我国企业胜诉案件的宣传力度也异常必要，特别是近年来，浙江通领科技、江苏盐城捷康、深圳记忆科技、广东生益科技、浙江临海永磁电机等中国企业胜诉的案件日益增多，
通过宣传，既可增强我国企业应诉的决心和信心，还可扭转我国企业“一诉便倒”的国际形象。

（二）制定“中国式的337 条款”。

在疲于应付美国“337调查”时，日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政府出面设立了类似美国ITC 的对应机构，建立了“日本式的337调查”机制，为日本本土企业撑开了保护大伞。

我国可据此深入研究美国“337调查”的立法基础，根据国际规则并结合国情，尽快建立“中国式337条款”。

这种制衡机制，不仅可以维护我国企业的正当利益，还可威慑其他竞争对手，使其对华发起“337调查”时趋于谨慎、合理，有效降低恶意诉讼的发生。

（三）申请外围技术专利，巧用知识产权笔记本。

我国当前的核心专利不多，技术依然落后，可借鉴日本公司的专利战略，通过技术引进掌握国外的先进技术，再据此主动进行应用性的开发研究，构筑外围专利网，突破欧美企业的技术垄断，变被动为主动。

在解决专利纠纷时，外围专利还可作为和解谈判的筹码，维护我国企业的利益。

对于自身发明的技术和专利，可仿效日本，巧用知识产权笔记本，详细记录技术发明的过程，并用法律加以公证，一旦未来牵涉到知识产权纠纷，便可以此来增加胜诉的砝码。

（四）权衡利弊，积极、理性地应诉。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企业指控日本公司侵犯专利等知识产权的诉讼最多，对此，日本企业普遍持回避姿态，非常容易以一定的代价与对方达成和解，从而使美国公司更加得肆无忌惮。

所以我们必须吸取日本的教训，摆脱一味妥协退让的姿态，据理力争，积极应对。

面对诉讼，要综合权衡侵权可能性、诉讼费用以及应诉准备能力，灵活选择解决方式，避免“赢了官司输了市场”。

（五）调整行业协会的定位。

“337调查”处罚并非针对单一企业，而是该企业所在的整个行业，甚至还会涉及到其他行业，故行业协会功能的有效发挥对解决“337调查”至关重要。

我国的行业协会大都由原来的行业主管部门转变而来，行政色彩浓烈，民间色彩淡薄，许多中小企业尚未加入，严重阻碍了其协调功能的发挥。

调整行业协会的定位和职能迫在眉睫，我国必须实行以企业为主体的行会机制，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加入，扩大行业协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以便其有效组织和指导遭受“337调查”的国内企业，有理、有节地指控或策略地撤诉，并尽可能提供人力、财力和技术上的支持。

四、能不能省下337诉讼案件中的律师费用？
很多企业非常清楚，ITC的裁判结果不涉及经济性赔偿，因而企业不会因为在ITC的败诉而遭受“额外的经济损失”。

这也就使一些企业抱着宁可放弃已经出口的产品（甚至是美国市场）的想法，也不愿意积极地聘请律师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法律问题。

而实际上这是十分不明智的，因为在一个337调查结案后，诉请人依旧有权并且通常都会向联邦法院提出单独的专利侵权诉讼，并要求经济赔偿。

届时，联邦法院会很大程度上参考ITC的裁判，并且采信其所使用的证据，然后进行审判。

对于那些就337调查置之不理的企业，它们会在后期的专利诉讼（在联邦法院）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也许是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一些中国企业放弃了在ITC的诉讼。

但是为了避免经济性的赔偿，他们在337调查结束后，又不得不与竞争对手在美国的联邦法庭上进行抗争。

这样的做法，除了诉讼难度本身会有所增加之外，恐怕还会使这些企业付出更多的律师费用（更不用提因为产品无法进入美国市场而遭受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省下这一部分律师费用可谓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