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革命》与革命研究曾丰又2013013012一、本书理论重点《国家与社会革命》（后文简称《国家》），一部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著作。

斯考切波在本书中运用比较历史的分析方法，用非意志论结构分析视角，对1789~1800年法国革命、1917~1921年俄国革命和1911~1949年中国革命进行了严谨细致的分析。

在谈及20世纪的革命研究时，本书必然能够占据相当的位置。

我将把对《国家与社会革命》的分析作为一个革命研究的引入。

我将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论，即斯考切波对其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和研究个案选取的论述。

第二部分是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原因的结构性剖析。

第三部分是对三国社会革命后果的分析。

本书具有深刻的研究特点。

历史上来看，流行于美国社会科学之中的革命研究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种途径：聚合—心理学理论、系统—价值共识理论和政治—冲突理论。

斯考切波开创了结构性革命分析新途径，其重点在于对少量的重大革命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并非是单个国家的革命进程，也非对大量革命事件进行统计分析。

在这里，比较—历史分析成为第三代革命研究流派的主要分析范式。

我对结构性革命分析的理解是，革命研究应当削弱对革命性情绪传播、相对剥夺感和价值失范的传统重视程度。

对革命的分析应当回到结构性上来，这也是社会学研究一直强调的重点。

其次，斯考切波强调对革命研究中多个变量的深入把握。

她既反对现代化取向，也反对单一的太过简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她在本书中无数次提到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在社会中的相关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果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是一种非个人性的、非意志论的因素。

除此以外，斯考切波提到了贯穿本书的概念：国家的潜在自主性。

她的观点很清晰，即国家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

从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出发，作者进而指出了，追求更强大自主性的国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同支配阶级相竞争。

所以，在此基础上，斯考切波在考察各国的革命性危机时，主要分析了国家与外国军事竞争者、与国内的支配阶级和现存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

斯考切波认为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具有比较分析的价值。

同时，他还运用了与反例对比来印证自己研究的结果。

她一方面通过球童法来寻找导致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性危机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同英国、普鲁士时期的德国和日本进行对比，确认其研究结果。

二、本书研究重点我将进入到本书中，细致地考察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分析，这一分析主要位于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我们可以发现，本书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对旧制度下的波旁王朝、沙皇俄国和抵制中国的国家政权、阶级结构和国际环境进行严谨的学理分析，回顾其革命的根源问题。

序言中提到，在第一部分中，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如何陷入了危机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农民起义是值得关注的对象。

1．第一部分从上而下地考量，斯考切波认为，革命是在旧政权崩溃之后产物，“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出现于政治危机之中，而这些政治危机又位于旧制度国家的结构和形势的中心”。

她总结出了三国在革命以前的共同点：相当完备的帝制国家，由原生型官僚组织形成，但没有充分官僚化；三国都不能直接控制地方的农业社会经济关系，但都建立在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之上，农民的反叛是帝国重要的威胁；国家与地主上层阶级在控制和剥削农民方面是完全地伙伴关系，但在榨取剩余财富方面，又是竞争关系；三国都无法很好地应对来自国外的压力，因为国内的政治制度性关系和紧张的阶级结构；无论是在农业或非农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不是主导的形式，工商业阶级与土地阶级关系密切。

但三国革命又具有不同点。

大体上看，虽然三国都属于之前提到的原生型官僚体制，但是在斯考切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法国和中国，地主阶级能够在帝制国家中占据到优势地位，但是俄国地主阶级并没有太多的实际优势，“中国乡绅能够自然而然地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又把内部分裂的农民置于稳固的社会政治控制之下，从而支配着地方的农村社区”，“法国的地主上层阶级也拥有大量的资产，而且还拥有可以从商业角度加以利用的领主特权”，“而俄国的土地贵族在经济上很虚弱，在政治上面对地位权威时，也处于依附地位”。

斯考切波认为，尽管波旁法国和晚期帝制中国其旧制度是在不同的具体时间和环境中垮台的，但是，仍有着相似之处：相对繁盛的上层地主阶级获得了与君主专制对抗的集体政治优势，由于其专制者都希望开启从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触发了组织良好的支配阶级的一直反对。

于是旧制度的行政机构和军队无可避免地分崩离析了。

俄国的情况虽然最终结果也是同样的分崩离析，但是并没有一个强大的地主阶级的存在，其主要阻碍是农村落后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最终君主专制垮台，中央集权的行政和军事组织走向了瓦解。

接下来，斯考切波就日本和普鲁士作为反例进行了分析。

她认为，日本虽然与俄国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明治维新是突然发生的，同时日本工业化未受到落后农业的阻碍，日本也缺乏政治上强大的地主（日本地主虽然富裕，但是被排斥在权利之外，这就是日本工业化未受到落后农业的影响原因）。

普鲁士并不通过士绅来收税，大大限制了地主阶级的财富。

同时，其改革非常地连续而微小，其冲突也在统治阶层内部，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反抗。

普鲁士有着强大的官僚体系，将地主贵族作为服从命令的个人加入到整个国家体系中，并通过强大的常备军加以控制。

从下往上地来看，即强调农民在农业经济、地方政治和阶级关系中的结构性地位对革命的影响，斯考切波加强了其论证的逻辑性。

总体上来看，作者认为尽管从之前的分析来看，三国都遇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但是紧靠社会政治危机还不足以造成社会革命。

只有在政治制度出现裂缝时，农民趁机造反，给予旧制度最后一击，整个社会革命才会到来。

梯利认为，“革命是整个社会中的一种状态，而不是社会各个孤立部分的状态“，这也证明了农民反抗的重要性。

广泛的农民暴动反过来打击了地主支配阶级的权利和财产，整体上削弱了旧体制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破坏了自由主义或反革命的政治和军事基础，为边缘政治精英巩固了革命在中央集权、大众参与的国际组织上的地位，实现了社会革命的改造（周立红，2006）。

在革命过程上，斯考切波并没做浓墨重彩的分析。

但是她仍然提出了，革命内容重点在于国家的建设。

作为革命领导团体，法国雅各宾派与拿破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共产党并非仅仅是其阶级的代表，他们更重要的身份是国家建设者，是国家自主性的代表。

通过他们对社会经济实现的改造，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巩固革命的成果。

2．第二部分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在分析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后果。

博克诺提到，“历史重大革命都摧毁了其所遇到的国家机器，经过多次的摇摆和实验，革命最终建立了新型的国家机器以取代旧式国家机器，这与社会秩序变迁同等重要”。

周立红认为，斯考切波在这部分的分析中避开了革命后政权的阶级性质问题，主要是看到了三国革命带来的不以人意志转移的相似后果（周立红，2006）。

整体来看，法国革命带来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在社会革命危机关头，自由稳定的局面无法得到保障，二是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催生了集权化、官僚化的国家组织”。

在整个革命进程期间，法国行政机构规模更加扩大，更加严格地控制着更多的职能，诸如加强了政府对教育系统的控制，加强了政府对整个社会流动机制的控制。

同时，在这个时期，政府创建了由国家管理的公共金融。

在军事系统方面，法国在这个时期加强了军官的职业化和国民军队的完善，从根本上改变了军官团的功能与组织结构。

最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能够侵入到公民生活中去的法国国家。

俄国在经历革命之后，产生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官僚国家，运用各种高压手段来推动民族工业化快速实现。

其实现主要因为两种力量：农民暴动和城市中的领导阶层。

这个时候，党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和民众，具有高度集中的强制性权力，将所有人都纳入到了整个国家体制中去。

中国在经历了革命动乱时期的政治斗争之后，出现了一个较之前更为强啊、官僚化的新政治体制。

共产党牢牢地掌控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所有公民被纳入到整个体制中去，这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绝对集权和相对分权并存的国家，大力推动工业化和土地改革。

斯考切波看到，三场革命都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国家—更加集权、更加官僚化、更加独立自主地推动着国家的转型发展。

当然，我们也能够发现不同点：法国革命之后，国家没有推进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造，而是竭力维护职业官僚制国家，维护私有制和市场关系。

而中国和俄国则走向另一条道路。

当然，这也是其革命性质的体现。

3．小结我们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可以发现，斯考切波的确是在结构性上来探讨革命问题。

她先分析了第一部分政治危机中的三个方面（君主/支配阶级关系、农业经济和国际压力），再分析了第二部分中农民起义（农村阶级结构和地方政治），再通过逻辑上的相加，综合地分析革命的起源问题。

但这是否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公式呢？斯考切波的答案是否定的。

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并非是现代世界中仅有的社会革命的变革。

斯考切波提到，“我们不能把对法俄中三国革命具体的因果分析随意泛化为能够解释一切现代社会革命的‘一般性革命理论’”。

第一个原因在于各国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不同，第二个原因在于革命因果模式随着世界历史变迁而变化。

这应当怎么理解呢？在我看来，斯考切波主要是想通过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来解释：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中，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是不同的，那么革命的动因也会不一样。

在这个基础上，斯考切波做出了自己的预测：未来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革命不会再是激进的革命，而是渐进和逐步的。

三、革命研究的演进路径从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引入，我将对已有的革命研究进行一个大致的分析，并提出我对革命研究的思考。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类的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也越加深刻。

社会学正式在这一基础上出现的学科，“社会学是一门现代性学科”（盖恩，）。

革命研究逐渐成为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中的显学。

上至托克维尔，下至斯考切波及其以后的学者，他们对革命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当今“革命学”的基础。

整体来看，大多学者认为“革命”是“某个社会的国家和阶级结构发生的急速转变，伴随着阶级为基础的对抗”（孔德元，2011）。

亨廷顿认为，”革命有别于叛乱、起义、造反、政变和独立战争，革命是对一个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是对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的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

斯考切波认为，革命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只有当政治转变和社会转变同时满足的时候，才能将革命称作为社会革命。

回顾20世纪西方革命研究，我们可以大致得到一下的演进路径。

早期的革命研究理论带有很强的自然科学研究性质，诸如布林顿等人的“自然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