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摘要本文研究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根源和对策。

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资源开发利用、人口分布、环保法律制度四个方面对资源环境问题产生进行了深刻剖析，并从这四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发展资源环境根源对策最近被网上一条新闻震惊“腾格里沙漠腹地现巨型排污池散发刺鼻气味”，这引起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间的问题”的关注。

雾霾、河北钢铁公司大气污染、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水污染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都彰显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我国近30年经济的成就一定程度上靠的是基本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靠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靠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靠国内廉价的劳动力。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所谓环境问题，就是人类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所消耗掉的资源和排放的污染物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而导致的问题。

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隐约逼近的危机”，而是一个已到眼前的危机。

我们一直说要搞好环境造福子孙后代，实际上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

50多年来，中国人口由6亿增长到13亿，而可居住的土地由于水土流失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300多万。

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剩下6种，5年以后7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

我们1/3的国土已经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已经成为劣V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了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如果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走下去，随着15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污染负荷还可能增加4～5 倍。

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对于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我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与基本国情不协调。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也非常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在发展。

经济发展越快就意味着资源支出越大，污染排放越多。

GDP的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都意味着资源的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增加。

这说明并非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就越好、规模越大就越好。

这不是说我们不想让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一点、规模更大一点，而是说我们的资源、环境只能允许一定规模的经济，不可能无限度地去发展。

第二，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环保经验未充分借鉴。

我国很多重要资源或者资源性产品价格主要是政府行政干预和企业垄断同时存在，使得资源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既不反映要素稀缺程度，也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从而造成能源的过度消费和能源利用的低效率。

例如，我国的水价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

我国的原油和成品油定价机制不同，我国的原油价格已经与国际市场接轨，随国际市场价格而动；但是成品油价格却没有与国际市场接轨，仍然实行政府指导价（成品油供应价严重偏低），从而导致成品油价格与原油价格倒挂。

土地征地补偿价格过低，刺激了城市的盲目扩张，同时侵害了农民权益。

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的国际的低价优势其实是资源环境在国内的低成本优势的显现。

总之，资源或者资源性产品价格长期受管制，严重低于市场真实价格，无法反映出真实的供求关系和使用成本，导致了不少企业和个人对资源、能源的滥用和浪费，而没有积极性去采用节能技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的严重期出现在20世纪50-60年代，之后工业技术、新兴产业的兴起，大大改善了工业的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资源的利用率得以提高，水、能、原材料、土地的消耗都降低了。

作为一个比发达国家工业化滞后几十年的本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新技术、新产业代替污染重、效益低的产业、产品、技术，达到降低资源消耗、降低污染负荷的目的。

遗憾的是中国几乎从头到开始，重复工业革命的全过程，从手工作坊，到工业化初期的小企业、小矿山之类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到工业化中期的低技术、高产量、高污染的模式，在中国重蹈覆辙。

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如污水处理、火电厂的脱硫，煤炭的洗选等环保措施很长时期都没有在中国使用，致使环境污染问题不断积累并凸现。

第三，人口分布不均匀。

中国的国土说是960万平方公里,但是人口在这块国土上的分布非常不平均。

在整个国土里, 真正能够养活中国人的土地也就是五分之二多一点。

剩下的一大片,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发的西部。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一大片地方基本没人住呢? 不是人不愿意住,而是它不养人！所以中国人大都集中在中东部, 13亿人都在这个地方找吃找喝，有多少资源能供消费？而且,污染物和所有工业垃圾、污水、废气都排在这里, 这个地方能够承受多久？第四，环保法律制度不完善，考核监管体制不健全。

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资源环境法律法规，但是还存在规定“软”、权力“小”、手段“弱”等不完善之处，甚至有些方面尚有缺失，导致环保部门执行能力不足。

法律规定“软”，主要体现在现行的有关环境保护单行法规过于宏观，难以体现环境具体法、实施法性质，往往要求或禁止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实施某种行为规定很多。

但是却没有对应的法律责任条款，致使环境执法机关面对违法行为常常束手无策，难以查处。

权力“小”，主要体现在环保部门只有限期治理、停产治理的建议权，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地区，环保部门缺乏查封、冻结、扣押、强制划拨权等行政强制手段，环保工作实在是无能为力，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往往难落实。

手段“弱”，主要体现在环境处罚的主要手段就是罚款，处罚额度除对拒缴排污费可按3倍处罚外，罚款额度标准过低，对企业没有威慑力。

政府在政绩考核、监管、审计方面都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没有形成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强有力的激励约束作用。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仍有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短平快的政绩，和一些追求暴利的企业勾结起来，不顾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乱上煤电、化工、钢铁等重化工项目，用人民的健康换取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

在环保监管上，我们国家的环境保护涉及包括人大环资委、环保部、发改委、水利部、建设部、林业局、海洋局、财政部等部门，为了顺利开展一个环保项目，环保部往往需要与其他部委进行不断的协调，以期得到理解与合作。

环境审计作为政府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存在环境审计体系不健全、环境审计人员的知识结构、经验积累等，与环境审计的专业要求还有差距。

对环境审计风险的降低与防范关注度不够等许多现实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4日上午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

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如何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呢?第一，合理规划，可持续发展。

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

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

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

要坚定不移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高生态服务功能。

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

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实践表明，单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能保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把盲目地单纯追求GDP量的扩张转变到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上来；把“物质化”的发展转变到“人本化”的发展，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要坚持以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切入点，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立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线，促使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

要通过深化收人分配制度改革，考虑建立“利益分享机制”，实施改善民生等多种政策措施，全面增加城乡居民收人，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第三，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

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

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

第四，加强环保律制建设。

完善有效的资源环境法律体系是我们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依据，同时也是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

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人有权利利用自然，通过改变自然资源的物质形态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但这种权利必须以不改变自然界的基本秩序为限度；人又有义务尊重自然的存在，保持自然规律的稳定性，在开发自然的同时向自然提供相应的补偿。

当然如此确定权利和义务的范围是以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存在着和谐为前提的可持续发展，针对的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在自然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中，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必须相应调整在达到新的和谐之前，人对自然的开发方式、开发深度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人在改变自然资源的物质形态的同时应当更多地向自然提供补偿以恢复其正常状态，使人与环境协调发展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才有可用的资源。

参考文献：[1] 薛慧峰，卢亚丽，王佳《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根源与对策》期刊论文2008.10[2] 梁从诫《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期刊论文文明月谈[3] 习近平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新华社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