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然法（节选）
自然法在许多世纪里曾是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政治思想的基础，在我们的时代，除罗马大公教会以外，它却几乎为所有的社会研究者所拒绝。
拒绝自然法主要基于两种不同的理由。
这两种理由分别与当今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两个思想流派——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相对应。
按实证主义的说法，真正的知识是科学的知识，而科学的知识绝不能使价值判断有效；然而，所有坚持和维护自然法的陈述都是价值判断。
按历史主义的说法，科学（即现代科学）只不过是人理解世界的一种历史的、偶然的形式，所有这些形式都要仰仗一种特定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在每种世界观里，理论理解的“诸范畴”与“诸多”基本“价值”彼此不可分割，因而把事实判断从价值判断中分离出来原则上并不可行，因为有关好和正义的每一个概念（every notion of good and right）都属于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不可能存在一种自然法来规约人之为人。
鉴于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优势，自然法在当今只不过是个历史的主题。
自然法意指这样一种法（a law），它可以判定何为正确、何为错误，判定何者具有权能（power），或依据自然固有地（从而时时处处都）有效。
自然法是一种高级法（a “higher law”），不过并非所有高级法都是自然的。
在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Antigone）的著名诗节（449-460）中，女主角诉诸的比人制定的法更高的法并不必然指向一种自然法。
这些诗节还可能指向诸神所立的法，或者说指向人们日后所称的一种实定的神法（a positive divine law）。
自然法概念预设了自然这个概念，而自然这个概念并不与人类的思想同时[发生]（coeval），因而——比如说——在《旧约》中就没有什么自然法的教导。
由古希腊人发现的自然与技艺（指导人工物品制造的知识）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古希腊人发现的自然与nomos[礼法]（法律、习惯、约定[convention]；或译“习俗”、协约、权威意见）截然不同。
根据“自然”的原初含义，“自然法”（natural law）这一概念在说法上自相矛盾，它绝非当然之事。
首要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自然法，不如说是自然正确（natural right），亦即依据自然，什么是正确的或正义的：是否所有的正确都是约定的（conventional），或者说，有没有某种自然而然的正确（physeidikaion）？提出这个问题基于如下假设：有一些事物依据自然是好的（健康、力量、才智、勇气等等）。
约定论（conventionalism）（将所有正确都看作约定这种观点）首先从正义概念的多样性中得到支持，正义概念的多样性是与自然正确的那种具信的划一性（the supposed uniformity）无法兼容的一种多样性。
不过，约定论者们不能否认，正义拥有一个人们普遍认可的内核，其普遍程度足以使非正义必须求助于谎言或“神话”，才能在公开场合自圆其说（publicly defensible）。
准确地说，问题由此就涉及人们普遍认可的那种正确的地位：那种正确难道仅仅是某个特定社会——即一个由盟约（convenant）或协议构建而成的社会——得以共同生活的条件，而那种正确的有效性源自先前的盟约？抑或，在人之为人中间能有一种正义，这种正义不源自任何属人的安排？换言之，正义究竟是积极基于对共同生活的有利之处的算计，还是因其自身之故，从而“依据自然”就值得选择？[这个问题的]两种可能答案在苏格拉底之前就已提出。
然而，对于前苏格拉底哲人的思想，我们拥有的知识全靠他们著作的残篇以及后世思想家们的相关记载。
……
自然法在现代获得了其最伟大的可见的权能：同时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庄严的国家公文（solemn state papers）都诉诸自然法。
效力上的变化与实质的变化相联系。
现代自然法在本质上不同于前现代的自然法。
前现代的自然法依旧强有力，但它多多少少遭到剧烈的改
编以适应现代自然法。
现代自然法最显著的特征是这些：（1）自然法得到独立的处理，即人们不再在神学语境或实定法语境中处理自然法；一些新教国家为自然法设立了专门教席；有关自然法的论章（treatises）采纳了自然法的法典形式；相信自然法能够以“几何学的”方式来处理（即结论与原理拥有同样的确定性），使得对自然法的独立处理成为可能。
（2）自然法愈益变为自然的公法（natural public law）；霍布斯的主权学说、洛克的“无代表权则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学说或卢梭的公意学说（doctrine of general will），都不仅仅是政治学说，而且是法律学说；它们属于自然的公法；这些人没有宣称最佳政治秩序——按其本性，除非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这样的政治秩序不会实现——是什么，它们倒是指出了无论何时何地都可获取的各种正当性条件。
（3）孤立的自然法被假设为在自然状态（即一种前文明社会的状态）中如鱼得水。
（4）在现代发展中，“自然法”仿佛为人的“种种权利”（the rights of man）所取代，或换个说法，强调重点从人的责任转化为人的权利。
（5）如果说前现代的自然法在整体上是“保守的”，那么现代自然法本质上就是“革命的”。
若是有人研究依然被记得的伟大的现代自然法导师们——而非总是满足于折衷的大学教授们，前现代自然法与现代自然法的彻底区别就显得最为清楚。
……
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12年1月【美】列奥·施特劳斯张缨等译。